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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是从北京大学西门进来，在校园里走一遭，从东南门出去，就会看到这里是物理楼、外文楼，那里是文史楼、哲学楼；这里在上课，那里在进行实验。乍一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倒是满正常。但是，要是在学校里呆上一天，看得仔细些，听得更多些，那就会发现这些楼里办公室不少，冒出来的都是什么“长”，什么“主任”。到处闹哄哄的，忙的尽是行政事务、人事、经费、房屋、还有什么计划、检查、汇报、指示、会议、传达。人们不由得作出这样的结论：学校机关化。更严重的一点说：学校衙门化。 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 群众怎么说呢？有的说：“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拖拉现象很严重呀！”有的说：“行政事务压倒一切，学术空气太薄了！”还有的说：“下情不能上达，拿个楼梯来，让领导同志下楼！”游国恩先生说，学校有“三多三少”，我看简单说来，多的是官僚主义，少的是学术空气。 现在“主义”已经太多了，但是我还想加上一个：“行政主义”。什么是“行政主义”？行政主义是学校里官僚主义的根源，一方面是学校领导陷于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以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当然，学校领导掌握学校行政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陷入行政事务，而且愈陷愈深呢？是不是应该用行政方法来领导一切工作，而且单纯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工作呢？ 领导陷于行政事务，也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学校所接受的任务与客观条件有很大的矛盾。杨人楩先生主张三年之内停止发展，我基本上同意。任务和条件的矛盾如果不适当解决，学生质量很难保证，而学校领导势必陷入行政事务，许许多多的问题也就会发生。 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准备细谈，我要谈的是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特别是教学与科学研究这样重要的工作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 有人说，教学靠“良心”。这就是说，教学工作依靠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行政方法却不能解决发挥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 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 “行政主义”很容易受人喜爱，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闭着眼睛不看效果，也是很痛快的。领导者可以坐在高楼上发号施令，行政有个系统，指示可以层层下达。但是，这样的贯彻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上就不能不产生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请看，这几年来学校领导对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注意了些什么呢？在教学工作上，尽是什么讲授进度、教学环节、考试制度等教学形式；教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学内容，而用行政方法来管教学，不是什么分量太重或太轻、逻辑性强不强等皮毛问题，就是搬用一些教条来检查教材。在科学研究上，这样的领导只能是订计划、要题目、定期限；再不然就是做些检查进度的表面文章。 最近有一个例子。学校行政领导要想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教学工作中贯彻的情况，就决定在某些系重点地检查一两个课。于是指示下达到系，系到教研室到主讲教员；检查之后，又层层往上汇报，从主讲教员到教研室，教研室到系，系再到校行政。据我看来，这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 不重学问重头衔 我认为，教研室是最重要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集体。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学校行政部门的基层单位。有人提议取消教研室这一制度，我看，如果把它当作行政的基层单位，那是可以取消的否则，多一个层次，多一个“教研主任”的头衔，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好处的。 目前，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有那么多的头衔，而且受到那么样的重视，实在令人诧异。好像值得人重视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职位头衔。有人又起了一个名词，叫“偶像主义”。我说，这是官风。这是行政主义的副产品，是用行政方法领导工作的结果。 社会上也有这种风气。 明明是科学家、 教授，报纸上总想法给他挂上个什么“长”，什么“主任”。有的报纸还出现过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字样，真是闻所未闻，连“教研室主任”也成为头衔登到报上，更是莫明其妙。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这不仅损害了学风，而且也糟蹋了科学家。 要有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 学校的领导方法应该改变了。一方面要摆脱陷于行政事务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停止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最主要的工作——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党委，领导学校工作，一方面要依靠有学问的科学家和有经验的教师，依靠广大的教师群众，要大胆放手，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在教师中间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正确地引导大家前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总之，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它有自己的特点，搬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是不能搞好工作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国际关系这门科学中的问题 另一问题是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去搞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人们不可能继续搞这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院系调整以后，这方面的人材予以“疏散”，都或多或少地改了行。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留在行外，想归队而不得，高教部就没有认真地、主动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培养干部，包括师资和科学研究干部，好像只能限于一个大学一个系，而问题在于这个大学这个系只限于一些年青的同志。应该说，这些年青同志还不错，也很努力，但是，毕竟基础还差些，年限也很短，几年之中只能学到苏联专家的讲义和一些教科书。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草案）中这一部分，也委托他们去搞，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搞过科学研究，也不了解这门科学在中国的情况，怎么能搞得通呢？ 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只从主观愿望办事 教条主义侵袭到这门学科来，不是不严重的，至少在教学工作上是如此。硬搬苏联的经验，专门化也好，专业也好，专门学院也好，都要照苏联的办法办。既没有了解苏联经验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了解到苏联这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更没有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这一方面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科学的基础和条件怎么样，人力怎么样，图书设备怎么样，都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只是从一时的主观愿望去办事。这样，不仅人才培养有困难，而且将要造成国家的浪费。 问题不能再拖下去 关于北大这方面的情况，学校领导是拖而不决，高教部是置而不问，实际工作干部，高教部可能不管，难道这方面的师资和科学研究干部也可以不管吗？应该指出，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人材在我们中国，现在不是多，而是太少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好得很，而是差得很。过去几年已经脱了节，干部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已经遭受了损害，再拖下去，不加以考虑，这门科学将要难以发展，而有些部门将要绝种。我认为，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研究干部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只能在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想办法。这是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要扭转它，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现在扭转，将来还要扭回来。如果是这样，又何必多此一举，走弯路；是很大的浪费。最近，有人建议再合并集中，这样的建议如果是认真地考虑到像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的作用，那还可说。如果还是想着办独立学院的做法，那是很危险的。孤立是难以把科学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像国际关系这样的科学。何况，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呢。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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