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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10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 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 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全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 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56个人中的几个人， 以及全队仅有的3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 一时落红狼藉， 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 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55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102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30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罴、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便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仑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寒，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棵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干活儿，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截材时被擀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56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 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9点干到11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擀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顾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他们有一个14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然后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之前的10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小刘的妹妹考上了大学，因为小刘是“右派”的缘故，被刷了下来，小刘愤慨地说这是“罪及妻孥”。所以不少“右派”的夫妻儿女，为了不受连累，赶紧脱离关系，也有的“右派”主动同丈夫或妻子离婚，同儿女脱离关系，使他们免受连累。其中也有“刽子手”那样的，离婚时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男不重婚，女不再嫁。“刽子手”终于在北大荒得克山病死了，死前托付难友，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刽子手”还有一位半残废的老母，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王大化的妻子早已逝世，撇下一个小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大化来北大荒，便把读小学的孩子托给她大姨妈照管。王大化在伐木队接到一封电报，孩子在校门口给一辆卡车碾死了。睡在王大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睡梦中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尤其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是，《伐木日记》中有题为《家信》的一篇，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信，详谈伐木队的生活，尽管掩饰不了那些血和泪，还是尽量往好处说，例如说到每天伐木劳动中在山上吃的饭：“主食一般是高梁米饭或窝窝头，菜是汤菜，每人一碗萝卜汤或白菜场，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加上饭菜都煨在柴火堆上，非常热火， 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多。我现在吃高粱米饭，一顿3大碗，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结尾处忽然提到女儿所爱读的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说自己现在也和万卡一样，深夜在写家信，但是，“他的信是写给爷爷的，我的信是给女儿的；他的信是一封诉苦信，诉说所有的人都打他，饿得要命；我的信却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许打人，伙食虽然差点，但还是管饱的。”这都是尽量往好处说。又说：万卡不愿在城里学鞋匠，想回到乡下去，一旦冰化雪消，他就可以打赤脚走回去；“我们要想放下目前的活计，回到城市，搞各自的专业，现在看来，还不那么容易。”这也是把绝望说得缓和一点。他笑万卡太糊涂，连个地址都不知道写，这笑里面饱含着同情的泪。他希望他这封信平安到达女儿手里，希望女儿对弟弟妹妹念这封信，并且找出《万卡》一起念，问问他们，谁的信写得好些。信的最后，特别感谢女儿亲手做的棉裤。凡是读到这篇《家信》的人，心里都会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信为什么只能写给女儿？为什么只能由女儿对弟妹们念信？棉裤为什么只有由女儿亲手做？信中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女儿的妈妈呢？ 这些“右派”及其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右派”们都是大坏蛋，活该受罪；恰好相反，吴大姐的儿子胡小鹏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起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孩子的盲目信赖，事实上，这里就有小朱，和别人锯树时，大树突然倒下的一刹那，他舍己救人，砸断了一条腿。有小刘，每天下工，他总是抢着独自我枯木，不让年长的那一个扛，快到住地了，才让那一个合扛着回去。有孙二姐，精明强干，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刻薄嘴，但是你给她帮厨时，如果功菜劈柴碰破了皮肉，她会把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有毕三姐，随身带着针线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你身上荆棘扯破了的棉衣缝上，有人把破毛衣送给她重织，破衬衫送给她补，还有人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针线。她看见小董穿得实在太破烂，不成样子，便悄悄地和几个难友凑了布票棉票和钱，买了布和棉花，由她缝了一件合身的新棉袄给小董。还有她自己并不抽烟，看见抽烟的人没有烟抽时，抽茶叶末、干树叶，把喉咙都抽肿了，她便到处搜集香烟头，重卷成一根根的卷烟，送给没烟抽的人。也是她，一被划上“右派”，便主动和丈夫离婚。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很简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自己要自由就得首先给别人自由。”他们每人每月只发32元生活费，逢到难友们家庭有特殊困难，例如甘益生的老母要动脑内淤血清洗的大手术时，他们就慷慨捐钱出来贴补，像往年募捐贴补老赵的家属一样。还有老宋，隐姓埋名，按月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寄给朋友的朋友的孤儿。他们并不只是在难友之中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小杨有一次下山背米，粮店邻家失火，快要殃及粮店，小杨爬上屋顶救火，头脸和手臂都烧伤了，事后粮店送感谢信到伐木队，表扬他的见义勇为。“刽子手”一次背粮回队的路上，将要过弓背岭时，见到祖孙二人也要过岭，孙子腿上生疮不愿爬山，祖父又实在背他不动，“刽子手”自己已经背了50斤粮食，二话没说就把孩子背了起来，过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他一路又说又唱，百般哄着孩子，过了岭临分手时，小家伙搂着他的颈子直叫“大爷”，尽管他生得那副模样真像个刽子手，有人说小娃娃见了他都会害怕的。 这样一些好人里面， 也混杂着个别的败类。 像那个姓樊的，大家给他取绰号“樊摇头”，并不是因为他爱摇头，而是大家一提起他就要摇头。此人是个打小报告的专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闻必报，无闻捏造，惟恐天下不乱。还有那个近视眼，他连别人看《纲鉴》都打在小报告里。还有那个罗圈腿，本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为人能说会道，来北大荒后，在“右派”劳动队里，逢年过节，组织个晚会什么的，照例由他奔走张罗，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人拾到他的一个笔记簿，才发现上面全记着别人的“反动言行”，为他告密的材料。但是，十篇《伐木日记》里，在这几个人身上只用了少的笔墨，事实上这几个人也很孤立。连王大化拾来的猴子“大圣”，也是每次见了樊摇头，就对他撅屁股，（这是淘气鬼小王教的，）所以全工房的人宠爱的“大圣”，只有樊摇头把它恨得牙痒痒的，他终于找了机会偷偷把它吊死在树上了。《伐木日记·大圣》写到大家发现“大圣”失踪的真相时说， “于是一切都明白了， 所有的人都摇起头来。”这一结非常有力。在惨死的“大圣”的尸首前的所有人的一起摇头，是对樊摇头的有力的谴责，也表明这里还是好人多，他们道义上的一致否定所产生的力量，不是个别丑类所能抵御的。 是的，他们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并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有一个“右派”，没有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籍，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话累活全得由他去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听说北大荒这里的“右派”们彼此彼此，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前面说过的王大化的唯一亲人小女儿在北京一次车祸中遇难，王大化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也断了之后，有一天他下工回来的路上，拾得一只受伤的猴子，他便用了慈父慈母一样的爱来医治抚养这只猴子，整个工房的人也都把它当作宠儿，给它命名为“大圣”，“大圣”也给王大化、给整个工房带来了安慰和生气，后来竟至于可以放它自由跳入森林游玩，只要王大化呼唤一声它就回来了。伐木队有一条硬性规定：不许谈恋爱。但是，硬性规定往往行不通。年轻漂亮热情助人为乐的好姑娘小毕（毕三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借口作针线活来找她，她本不想搭理，可是看到他们那副破破烂烂的样子，又不忍心驳回，还是有求必应地替这个缝，替那个补。而她的心却已有所专属，她爱着的就是那位见义勇为、救火受伤的小杨。小毕初来伐木队时，成天呆呆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但是，正如《伐木日记·女伙头军》里说得好：“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都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豹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树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慢慢地，小毕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会上敢发言，平时敢欢笑，也就敢于恋爱，敢于冲破不许恋爱的硬性规定了。所有这些，包括猴子的人性化，都是人性的胜利，有人在，就有生命和爱情在。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尤其严酷，常常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前面已经说过，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木头碾死，吴大姐的儿子被狼吃了，生龙活虎的“刽子手”得克山病死了，小褚的腿被砸断了。此外，那位坚强的吴大姐，挺住了丈夫死亡的打击，仍然每天工余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可是不久儿子又被狼吃掉，她一夜之间突然老了10年，人们让她坐就坐，不动不说不笑不叫，给她吃就吃，给她喝就喝，终于昏迷过去，被抬到附近小镇的医疗所，奄奄一息地等死去了。还有人总算离开了伐木队，死神仍然没有放过他，就像那个小刘，学气象的，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打成“右派”，在伐木队里最年轻，才21岁，总是有说有笑，跟谁都乐呵呵的。晚饭后他总是点起松明子，正襟危坐在床头读各处借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他还能背诵许多长篇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诗歌内容发表许多评论。他终于因为是学气象的，有一技之长，上调到一个小县里当气象员。他给伐木队的难友来信说：那个气象站虚有其名，连起码的仪器都没有，他只好在县小学里教几点钟算术，住在一座破庙里。荒芜给他回了信，两个月后，信退了回来，上面批着8个字：“此人病故，退回原处。” 当然，成千上万的“右派”还是死不绝的，正如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过：被木头砸死的，被野狼吃掉的，病死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肯定会活下去的。他们二三十年后回顾生命中这一段时，肯定会发现这一段希奇的、独特的、真实的生活是丰富的宝藏，他们中有各种文艺人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留下一个时代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像吴大姐，像“刽子手”，都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刽子手”还为此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临死前仍然把日记交付给难友。荒芜自己就写了约10万字的日记，他还有计划地每天找一个难友聊天，聊他的家庭、事业、理想和苦恼。这些其实都是为将来的作品储积素材。荒芜鼓励小毕道：“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荒芜这是在对历史对生命作出了豪迈的诺言，他写出了《伐木日记》，就是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动手写《伐木日记》，是在比“反右”更大规模的“文革”大苦难之后，表明了他的历劫不磨的决心。可是，为什么他又只写出了10篇，没有再写下去呢？我曾经几次问他，都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荒芜最后几年，干脆陷入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朋友们都不知道他这样的确切原因，大家为他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现在又是人天永隔，同在北京的朋友得到他的噩耗时竟已在遗体火化之后，遗言有“但求安静”之语。《伐木日记·家信》中说到老晁被砸死，就地草草埋葬时，有这样几句：“一个人死了，就应该把他忘却，不让他成为生者的累赘。如果有一天，我也给木头砸死了，埋在这里，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对我。”这与“但求安静”的遗言是一致的。我作为老友，应该遵守他的遗言。但《伐木日记》写的是生命怎样通过苦难死亡而行进的历史，这是不应该忘却的，所以我把它介绍一番。我的拙笔难胜转述之任，所以我几乎全是抄它的原文，以存原文之美；不过把十篇打通，重新编次组织一下，以见其所反映的已经相当全面，稍补《广陵散》一曲未终之遗憾而已。聂鲁达有名篇题曰《让那伐木者醒来》，兹即借以为题。 1995年4月5日，清明节 （选自《麻花堂外集》，荒芜集，1989年8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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