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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诗人牧丁死于十年浩劫。他是怎样离开人间的，我至今仍然一无所知。又不便多去打问。其实，自50年代中期断绝来往以后，我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每一忆及，便为一种怅惘之情所困扰。 最后，偶然翻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卷第二集，像久别重逢的故人，我又惊喜地读到了牧丁的诗篇。从此，牧丁早年的身影总是闪现在我的目前。往事历历，一时引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与牧丁结识（其实是建立通信联系），大约在1940年前后他在成都主编《诗星》的时候，距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起初是给《诗星》写稿，这是一个篇幅不多的32开小型诗刊。撰稿者间或有一二位名家，其余多半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虎虎有生气。后来，他得知我译的长诗《爱底高歌》（德·蒂奥·蓉格世界语原作）在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发表，便写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长诗列入他主编的《诗星丛书》出版，并声明不付稿酬，仅赠样书二十册。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我当即去信表示同意。从此便书信不断，建立了友谊。继而他又把蒂克的诗集《小兰花》列入《诗星丛书》（1942年），蒂克当时的在昆明，经常与我谈起牧丁，对他也颇具好感。1943年，我与晓崧合编《枫林文艺》，他曾不断寄稿来，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我们虽未谋面，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朋友热诚坦率，是一个颇为相得的朋友。 1945年，抗战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大流动、大迁徒，犹如八年前。从此，千千万万的亲朋好友失掉了联系，纷纷奔赴自己向往的地方。我与牧丁也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待到我们相见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1954年春天，苏联专家伊·萨·毕达阔夫来北京大学讲授《文艺学引论》，在中文系开设进修班。授课教师中，还有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和钱学熙教授。参加进修的，除本校有关教师、研究生外，还有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派来的文学理论教师和研究生，总共也不过二十来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南开大学的顾牧丁。真是意外的巧遇！我们这两个长久通信的老朋友，终于在北京大学见面了。更巧的是，我当时的寓所在旃坛寺后面的府藏胡同，而他的家则安在地处地安门西大街的妇女干部职业学校——他爱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两地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因此只要彼此得闲，便时有往来，谈天说地，颇以为乐。如此过从，大约持续了一年光景。 牧丁，苏北人。中等身材，架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总洋溢着笑意，生活简单朴素。第一次接触，我便发现他十分健谈，心直口快，有话从不藏藏掖掖，比我想象的还要率直，遇事爱发议论，爱作不平之鸣。他自幼家道贫寒，放过牛，所以后来取名“牧丁”，偶而也用笔名“朱实”。他只读过小学，但一生刻苦自修，发愤读书，矻矻孜孜，终于学有所成，跻身于大学教师的行列。抗战时期，他一直在成都的一些中学教书。1947年参加民盟，解放后曾到华北革大学习。1952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曾开设“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选”等课，颇得系主任李何林的赏识；同时由于工作上积极肯干、政治上要求进步，曾被评为“模范教师”。他一生不嗜烟酒，酷爱读书、买书，以至广为搜集。这一习惯，就是在他一生苦学中逐渐养成的。比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搜求保存了大后方出版的大量文艺书刊，一种种一套套，应有尽有，几乎是完整无缺。他曾经自豪地对我说， 他拥有的抗战文艺书刊，整整塞满了他南开寓斋中的6个大书架子。并表示有朝一日要利用它写一部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况或新文学史。 牧丁本身就是诗人，曾写过不少好诗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又是《诗星》的主编，对当时诗坛的情况了如指掌，交结了不少诗人作家，曾不厌其烦地跟我谈论艾青、田间、阿垅、鲁藜、绿原、谷风（牛汉）、蒂克的诗。可以看出，他赞赏“七月派”，而他的诗其实也酷似“七月派”。以他对诗的执著热爱和对诗的钻研理解，加以他的卓越口才，我想他的“中国现代诗选”课一定会讲得有声有色。怪不得他的这一门课曾在南开受到学生的欢迎。而在当代诗人中，他对常任侠的中文修养最为欣赏，曾一再对我称赞他文字之洗练，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凡是常老的作品，不论是诗还是其他学术著作，他都一一买来阅读、珍藏。当时说着，便从案头拿过新购得的精装巨著《汉画艺术研究》，指着序言让我看，啧啧赞叹不止。凡此种种，均可见牧丁平日审美情趣之一班。 1954年的文坛风云翻卷，气氛紧张。我们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以及对胡风日益严厉的批判，自然也在话题之内。在这方面，他比我知道得多，我多半只作为一名听众，但我们得到的共识则是，胡风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从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一向信奉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追随鲁迅先生。按说，进入新社会他理应是很愉快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竟会遭到那么巨大的痛苦，陷入那么艰难的处境。但当时由于我们对新社会的信赖，便总是把这一有历史渊源的文艺上的论争，归结为某些个人之间的恩怨，如此而已。但在这里也要如实指出，即或在这种私下议论的情况下，我们对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也并无任何的不逊或不敬之处，遑论其他？！ 1955年5月《人民日报》 先后发表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批材料之后，全国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等到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牧丁和我就先后被隔离、抄家了。寻思横祸之来，主要是由于我们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率直。牧丁，虽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所理解，平日言论也较多，但就揭发的材料看，也不过是“宣传”了“到处都有生活”、“主观战斗精神”等早巳不成问题的一些学术性问题；而我，主要是与牧丁和牛汉是朋友、有联系，并于牧丁事发以后，在答复一个负有“使命”的外系学生提问时，说过一句老实话：“胡风在重庆时期，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进步文艺理论家。”所谓的“胡风分子言论”，主要就是这些。牧丁是全校两个“要犯”之一，我则仅限在系里审查。因此他比我受的折磨更多，时间也较长。但不久都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们虽被隔离，但我却能从每天清晨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如抗战时期他即与方然、阿战、绿原有联系，解放后仍与阿垅有来往等等，但均不足以说明牧丁有“反革命”的事实。至于说他曾在“中央干训团”任职等等，我既未听他本人说过，也未听到别人提起。何况这又出自那样狂热的喇叭，那就更是非我所能尽信的了。即使果有其事，又将如何？历史也只能说明过去。牧丁解放后的主要政治表现是“模范教师”。在那一段被隔绝的受难的日子里，记得我们也有一次巧遇：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夏日早晨，在我用过早饭的归途中，只见他被人带着，头发淋湿，光着双脚，在雨水中哔哒哔哒地走着。紧蹙眉头，目不斜视，低头向食堂走去，活脱脱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这一幅雨中押解图，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中，永生难忘。 我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便已审查清楚，回到了备受惊吓的家。牧丁，则拖了大约有一年之久。他不能回南开了，只好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好像等了很长时间，后来高教部让他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他一拖再拖，终于还是到了郑州，但很不情愿。从此三十多年来，天涯睽违，形同陌路，再也不敢互通音讯了。前者，他因工作调动，一再趑趄延宕，从而侥幸躲过了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劫难：“反右”。但到了“文革”，我想这一回他是插翅难逃的了。果然，“四人帮”就擒后不久，就传来了牧丁惨死的噩耗。终年，估计也不过50开外，正是年富力壮、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生存和工作的权利，怎不叫人悲痛？！ 我和牧丁，友情本属一般。但因同涉那一株连最广的文字狱案，又因一同“偶语”而获罪，仿佛一时成了休戚相关的患难兄弟。今天我来为文纪念他，自然也在叹惋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戋戋微言，于事又有何补？： 1990年3月30日，北京西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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