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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进四堵墙一席榻、不见天日的有限空间里，经过几个寒暑之后，心里想的就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震惊、困惑、怀疑、愤慨、抗议、希望或绝望，都没有结果。仍然是两顿饭，等天黑；开了灯，睡觉等天亮。 一张报，一本书，就是生命的延续。 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 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和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因为我要活着，活着直到疑问得到解答，直到暗中在操纵我的命运的魔鬼现出原形，真理重新放出光芒。 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好到能够战胜生活如真空的“闲”的苦恼，能够战胜那用严酷的审问、诬陷、讹诈所造成的恐怖，战胜那与世隔绝的与无期徒刑无异的监禁所引起的绝望；为此，我要使自己快乐，要用美丽的形象充实思想，用曾经向往的一切，去温暖冻结了的信念。 在许多可怀恋的地方中，最可怀恋的地方就是故乡。 谁都有自己的故乡，对故乡都有特殊的感情。读过鲁迅写他的故乡和沈从文写他的湘西故乡，都使我感到哀哀欲绝的凄凉。然而即使是那么破碎的，在那个时代阴影下的故乡，也是亲切的，可爱的。 而我所怀恋的故乡，却远远比他们那个时候美好得多。虽然她也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带着我儿时对于祖母和曾祖母的凄凉的回忆，但是更真实更深刻的是伴随着新的希望，显出生气勃勃正在姗姗迈步的美丽形象的故乡。因为我是在跨过一个时代之后的1956年又回到故乡去的，虽然那一次时间不长，却是第一次看到故乡的新生，用我的全身心去拥抱她，画笔一毫一发的描绘她，倾注了我对伟大的却是久经苦难的祖国的无限希望和信赖。 那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的人，把劲都使出来。我没有任何选择，用手，用脑，工作或创作，只要是需要，我做了，我就高兴。 当时又怎能想到十几年后，被关进与一切亲人、朋友、同志隔绝的监狱，长时间的闲着两只手，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是用时间消耗来使你的头脑也蒙上蛛丝，使思想生锈，扭曲变态，或者身体瘫痪，或者精神崩溃分裂成为精神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不少就这样报废的国家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7年过去了， 我的身体和精神终于没有瘫痪。如今我又能做点什么了。在那七年中能够保持身心正常，主要是设法使自己享受一点快乐，而经常使自己愉乐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心中默默地描绘着我那绿色的有着黑瓦白屋的家乡。 1956年，那是在秋天，江水早已由黄变绿了，一片片白云在对岸的山间投下蓝色的阴影，而一丛红叶树隐现在峡谷中。 迎着凉爽的风，（在那长年静止的监号里，我曾多么向往吹一下江边的风啊！）走在村边石板小路上，一排高个儿粗壮的向日葵，一个脸儿向着你，所有的脸儿都向着你，随风轻轻摇曳，就像鞠躬微笑着的仪仗队。 1964年，我又回到故乡，那是在春天。 富春江岸铺满了一片片娇黄的油菜花，粉红色的草籽——紫云英，和嫩绿的秧田。到了初夏的“双抢”时节，我跟着小队的男男女女像过节日一样，争先恐后的半夜三点钟起床，摸黑走到田里去拔秧，笑语声冲破了黎明。老伯伯和姑娘们寻开心，说要比赛，看哪个姑娘拔得最快，八点钟收工到他家去吃火腿汤年糕。是真的，我住在阿根伯家里，一天吃三顿大米饭和两顿点心——咸菜春笋汤年糕。双抢时节，家家都是一日五餐。 但是我也听到家乡父老向我申诉，曾经有那么一两年，叫做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可是家家都不许做饭，一家老小去食堂领一碗吃不饱的稀粥。屋里一颗粮食也没有，连铁锅也给搬走了。小伙子到田里饿得扶不动犁。他们说，解放前受剥削苦，可利上滚利还能借到一口粮食，那时却连借也无处去借啊！这话使我战栗！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后来中央派的田家英同志在富阳蹲点，搞调查研究，逐渐纠正了许多政策上的错误，家乡人谈起田家英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连没有文化的老汉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愿那样害人的蠢事永远也不要再发生了。 啊，那使我快乐有时又使我心酸的故乡，一别十年，你又怎样了？ 当我获得自由以后的1977年秋天，我又去了故乡。虽然十年浩劫的痕迹比比皆是，但毕竟已经过去，故乡又在向前姗姗迈步了。人们热情地向我慰问，但是不愿再多谈他们那里派别武斗一类的蠢事，似乎宁愿它没有发生。 江上的白帆仍然缓缓地在青绿的山峦背景上移动，而更多的是崭新的翠蓝色的小火轮，拖着十几艘一列长长的运输船，激起向岸边散开的波浪。那上面装载着多少双劳动的手从富春江底掏出的沙石，由于它们不像接近海洋的河流中的沙含有盐份，对金属不会腐蚀，因而成为许多基本建设工程中所需要的东西。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叹息那些本不该发生的蠢事。我只是庆幸江山依旧，故乡的儿女仍然会把最好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又一次经受了灾难的祖国。她使我又一次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的人，能够把劲都使出来。 1980年1月，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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