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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场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尽管时光如逝水，往事瞬间就会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但这些场景像里程碑，联系着一些人和事，标志着你成熟的某个阶段，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番周折。记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况且当时在我心目中，美国真是一个罪恶的渊薮，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可以无罪开释，二战胜利前夕，我亲身体验了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大后方的霸道横行！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每当人们埋怨汉族太受束缚，不像少数民族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舞，她就会大声反驳，有时还会一展她圆润的歌喉，唱一曲江南民谣：“沙土地呀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风吹竹帘我看见了她，鸭蛋脸儿，黑头发，红缎子鞋扎梅花，当田卖地要娶她。”她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今天，仍然健在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一次还曾为她不幸的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1957年6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深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巳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钮扣，还要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到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11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消失，无声无息，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惟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艇，将她劫持而去；说不走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 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至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至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钮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却没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37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突然带来口信，说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1951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什么呢？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天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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