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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我是个“四放”干部。在“改正”以后，新上来的领导班子很关心我，要设法给我评一个“高级职称”，好享受“高干”待遇。一位管人事的同志问我有什么“突出贡献”。这可难住了我，写了半辈子诗，严格说来，能有几句算“诗”呢？！可她一定要我讲几条，好往上呈报。我憋了半天只想出一条“突出”的：“1957年帮党整风，在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尊重知识、尊重教师。我的意见如果被采纳了，那可真是个‘突出贡献’！”她听完笑了：“您真会开玩笑。您不是几次得过文学创作奖吗？”我严肃地向她解释：“您说的和我讲的并不矛盾；我得奖的那些作品就是当年在‘鸣放会’上发言的内容，只不过是通过文学形式把它形象化了……” “鸣放宫”和“鸣放罪” 我市一所高等学府有一座可纳干人的大礼堂，它原是伪满时的一座“神社”，俗称“大庙”。1957年易名为“鸣放宫”。这是根据省委一位文教部长的倡议起的名，还请大书法家写了匾额。足见省委领导是如何重视并提倡发扬民主。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要百家争鸣，不一家独唱。就这样迎来了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为帮助党整风，省委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许多作家、教授都被请到会，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几年来的文教工作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我当时刚从东北师大调到省文联，受省委委托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并创办文艺月刊《长春》。我到处奔波，请在我省的作家、各教授参加分会工作（这就是“作家办作协”罪名的由来）；在成立作协过程中，发现提名当分会理事的人中有的既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没写过半篇文学作品，会员们有意见，我把这意见在鸣放会上反映了（这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领导”的罪证）。此外，我在会上对东北师大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提出批评，认为不应采用学生斗老师的过“左”办法，公开揭露专家教授的私生活，捕风捉影辱骂教师，使教师威信扫地、难以教学，有些名教授被排挤出校……我的发言引起省委的重视和肯定，并且刊登在本省的报纸上。有的学生看到我的报上的发言，便给校方写了些“还我教授”的大字报（这就是我“攻击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外加“煽风点火”的罪行）。 我当时不认为这是什么“罪” ，还以为给革命做了一件好事而甚感欣慰。我深信有关方面一定会考虑采纳我的意见、改进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所以没等会议结束我就背起行李钻进长白山老林里，访问老伐木工和抗联战士，动笔写起长诗《鸭绿江上的木帮》。我当时的心境是坦然的，从没想到我的发言会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复辟变天”联系到一起。 当报纸上登出批判我的文章——《作家办作协，丁耶黑心暴露》，我还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一场误会。谁知这场“误会”一直延续了20年，其罪名是在宪法里也找不到的“鸣放罪”？ “连升三级” 我早不升级，晚不升级，却在定为“右派”时连升了三级；不是由人事部门升，而是报纸上给“升”的。我本出身学生，执教学校，非党非团一群众，突然间在报纸上公布了我的“理事”、“主任”等官衔。我当时在惊恐之余，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终于受到“重视”，和一些名教授、名导演并列在一起，甚至比他们还要显赫些。事后才明白，之所以把我提升得那么高，不是对我的器重，而是为了向上边报成绩，表示反“右派”的“战果辉煌”。这有点像一年以后发生的农民“浮夸风”，虚报产量，亩产万斤……我被提升还有个作用，就是作为那些真正厅局级的替“罪”羊。当然这些同志最终并没能逃脱“劫难”，在“反右倾”或“文革”中仍被揪了出来，成为“漏网右派”或“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那极左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劫难逃的。 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 被“错划” 之初，我的思想极为混乱，认为当政者“失信”。鸣放之初，不是有言在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又成了“引蛇出洞”呢？原来“鸣放”伊始，省委领导确实是想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虚心听取意见，以改进工作的。但是，当意见提到自己的头上，触到了痛处，就恼羞成怒。那位曾为“大庙”易名为“鸣放宫”的部长，听到有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时便勃然大怒，找到提意见的人，劈头就是一句：“给你脸你往鼻子上抓，真是个狼崽子！”一位教授事后对我说：“当时那个发扬民主的‘鸣放会’真有点像叶公好龙，当这条龙（民主）真的来了，又怕自己的缺点错误被‘龙’揭破丢官……所以反击‘右派’命令一下，便马上扔掉‘民主’招牌，投身到‘反右’斗争中去了。”这位教授说得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2500年之久，哪能在一个早晨就化“专制”为“民主”了呢。当政者想得未免简单，而我们这些希望民主与法制的人想得就更天真了！ 三易“流放”地 可能是“反动透顶”吧，我总把改造的地方叫“流放地”。先是流放到长白山脚下人称“东边外”的小山村，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我称它为“西西伯利亚”。我一边劳改，一边吟诵韩愈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年劳改，收效甚微；又把我单独送到内蒙边上一个劳改农场，这座农场过去是改造犯人的，1958年才改成一些“罪重”“右派”的劳改农场。在这里所有的“右派”都比我处分重，起码是“劳动教养”。相处一个时期后我才知道，他们的“罪行”并不比我重，而是处分重；因为他们都不是“知名人士”，有的政治水平很低，连“左”、“右”都分不清楚，仅仅因为反对他们的科长、局长就被扣上了“极右”；有的只是好讲怪话，恰好赶上“反右”就扣了个“右派”。如果当时“反左”的话，可能就扣个“左派”，总之赶上什么就扣个什么。可见不仅这些被扣帽子的“政治水平低”，就连扣他们帽子的领导水平也不高。我在这期间替好几位小“右派”代写过检讨，他们尊我为“老前辈”，上什么“纲”、“线”，都先请教我。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的“组长” 。 可正当我行“官运”时，上边有令，又把我调到另一个“条件好的”劳改农场。我治下的“组员”们都恋恋不舍地为我送别，把我此番调走当成“升迁”。因为我将去的农场在省城郊区，每两周还可以探一次家。听说在那座农场里劳动的还有许多“下放干部”，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条件”很好。没想到我去后不到3天就失望了， 开始留恋起“东边外”的“小西伯利亚”，也怀念与我同“病”相怜的难友们。 我在这个市郊农场不仅不是“组长” ， 连当“组员”都矮人一截。不仅因为“罪”大处分比别人重；主要还是我们这些“右派”成了那些犯有“右倾”错误又．急于改正的人的活靶子。尤其是我，还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那些急于当“左”派者创造有利条件。这里的政治气氛非常浓，说错半句话就要上纲上线，而我还老说“错话”，这就更丰富了每次“阶级斗争”的内容。我成了“反面教员”的首席，不时“现身说法”。 有一次我犯了一个连自己也不肯饶恕的“大错误”。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一位下放干部当成了“同志”，并且公开说他是个“好人”。因为他待人和气，没有向这些犯“错误”的人身上“落井下石”。这一“颂扬”可不得了，他的“班长”立刻被革掉。这边批判我“忘记身份”；那边就批“原组长”的右倾。我后悔莫及，罪不该忘记那条教导：“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害了这位同志，使他跟我们劳动了两年，直到所有下放干部都调回原单位，他才离开。 这件事发生后，有些下放干部变“精”了，提高了“觉悟”，开始同“右派”誓不两立，对我更是如此。开始在我这个“花岗岩脑袋”上磨他们的牙，当他们的牙齿磨尖利可以咬人了， 就放回去参加整人的运动。 客观上我们成了他们升迁的“人梯”。更不幸的是有些政治上还幼稚的“小右”也学会了这一招数，不断汇报我的“反动言行”去“立功赎罪”。在生活会上让他们互相揭发，这叫“瓦解政策”，有位教导员说的更露骨：“狗咬狗”。可有些人却偏偏要互相“咬”，结果彼此都咬得遍体鳞伤。有一位姓于的和一位姓周的，就是这样互“咬”，最后都“咬”进了监狱。落实政策时他们才说了实话，当初互相攻击的都是“不实之词”。 看出了这个招法的不人道，我没有上当，我宁愿当“活靶子”、当“人梯”，我希望大家都解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偈语成了我这个无神论者的信条。结果是所有在农场劳改的“右派”都摘了帽，我这顶帽子还牢牢地长在头上。 突击摘帽 “文革”初期，我的“帽子”戴得更“牢不可破”了。据我所知，此时我省只有少数几个“顽固分子”还没摘帽，我认识的有某大学政治系主任智某，另一位是“老延安”，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还有一位是个“老八路”，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在运动中仗义直言，保护他领导下的几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的，他一直不承认，还一如既往地向党组织交党费。自然没人敢收，他就自己“代党保存着”。还有一位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直不认罪，他说：“我同共产党共事多年， 并肩战斗， 我要是右派，那共产党也是右派了。”1962年劝他“认罪”，好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你摘个什么？！”而我呢，则是省文艺界惟一一个没有摘帽的，我早已安于现状，继续当我的“反面教员”。“文革”一开始，我第一个被关起来，“造反派”为表示自己是“左派”，当然要用我这个“右派”来证明。 1968年，珍宝岛事件发生。我在“牛棚”里听到消息，非常替祖国命运担心，对自己的政治问题，早已置之度外，没有想到“造反派”却把我同珍宝岛联到一块儿！ 那是在1968年8月中旬， 驻我单位的工宣队长老于把我找去。他是汽车厂的工人，外号“于大锤”，我想恐怕又要“锤”我一通。可事实恰好相反，他不但没有“锤”我，还给我让座：“你戴几年帽子了？“‘10年。”“还想不想摘？”我想这是啥时候，还谈这个，有话就明说，拐什么弯？他还真没拐弯，像抡大锤一样，“你写个检查，在大会上讲一讲你立场转变的过程。”是我“转变”了还是谁转变了，我真说不准。回去以后，我开始写检查。对这种差事，我已轻车熟路。我把上万字的提纲交了上去。“于大锤”看看那厚厚的稿纸，皱了一下眉头：“写这么多干什么？又不是写小说，拿回去删去废话，给你10分钟在大会上讲完！” 下午专为我开了个群众大会，各路“造反派”都到齐了，从他们疑问的目光里断定，谁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有的用鄙夷的目光看我登台表演，习惯地拿出小本子，准备批判我的发言。 我把准备好的检查提纲用15分钟念完了。下边一阵嗡嗡，显然对我的检查表示不满。有个“造反派”头头举手要求发言，此人曾率先抄我的家，并主张把我撵下乡，没等我搬走就把我住的房子许诺给他的一个朋友。他的发言声色俱厉：“这不是检查，而是翻案，再一次向党进攻。”我一听火就上来了，霍地站了起来想同他争辩。反正已经把我打到十八层地狱，妻子疯了，儿子吓成癫痫，还怕什么，刚要张嘴反驳，“于大锤”把我叫出会场，“丁耶，千万别发火，耐着性子听下去，意见提的不对也不要反驳，就当放屁。”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听“造反派”们放屁。听完几个“屁”之后，“于大锤”上台讲话：“丁耶同志今天的检查很深刻，”天知道我哪地方深刻，“对过去所犯的错误有了正确的认识，立场有了转变……根据……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下边听众有人鼓掌，从稀疏的掌声中辨得出他们没有想通。不仅他们不服气，连我自己也觉得摘得不仗义。可实际谁管你，帽子需要摘就摘，这是政治需要，由于需要可以是非颠倒，可以指鹿为马。 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我“改造好了”，而是由于珍宝岛事件发生，要团结全民族，一致对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不要树敌过多，化消极为积极。我上边提到的几位老同志也在这次摘了帽子，那位“老八路”还坚持他不是“右派”，谁管他呢，给他“硬摘”掉了。 今天回忆起那件事，并不足奇怪，当初戴帽子就没有半点道理，今天摘帽子还谈什么道理不道理。那时是权当家，而不是法作主。像造反派说的：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理！ “摘帽右派”与下放 “摘帽”与戴帽照理应当有本质的差别，而实际上差别并不大，这是我在下放过程中逐渐觉察到的。 1968年秋冬之交，全省掀起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高潮，为了促使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我省还增添了个理由：减少城市人口，保护干部，预防原子弹袭击。有些干部不知是由于“觉悟高”还是被原子弹吓的，纷纷报名，全家落户农村，个个胸前戴着大红花。惟独我，没有给戴花，而是在吹吹打打送走那些下放干部之后，才派辆汽车偷偷地把我家的“老弱病残”者运送到乡下，就像运走私黑货一样。可见我同下放干部是内外有别的。还有一件事，更使我明白了对“摘帽右派”是另眼看待的。下放以后，我本性难改，又重操旧业，继续写我的伐木工人史诗《鸭绿江上的木帮》，而且冒失地投寄给北京一家大出版社。一去半年没回音，后来听一位老“五·七插”讲，出版社来人了解我的政治情况，一听说我是“摘帽右派”便没再理我。又过了半年，长诗退还，附了一封退稿信，建议我写写“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我对这场“十年浩劫”很感兴趣，是要写的；但不是那时候写，而是在今天；不是写它的“伟大”，而是写它的罪恶。 “改正”以后 “改正”政策落到我的头上时，有人估计肯定要“卡壳”：“丁耶要不是右派，我们单位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 等翻开档案，审议了我的“右派言论”，才发现“丁耶的言论是正确的” ， 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一致呀！只是说早了点……”在“改正”宣布会上让我代表“错划”表态时，我牢骚两句：“从今天起，我又是35岁了，那22年不能算我的阳寿……至于‘改正’，谁错了谁改，不要不明不白的，好像谁都错了，又像谁都没有错，这样怎向人民交代，怎向历史交代……”其实我说这些话是多余的，历史总像一个羞怯的少女，有史以来总是如此。可我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向人民说谎，应负起历史给予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 20载岁月就像水土一样“流失”掉了。组织上又把我安排在作家的位置上，可我的笔已经写不出什么诗。20多年尽写检讨了。后来我想检讨也是一种文体，就发挥我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吧。不过我把这种“检讨”文体也“扩大化”了，“扩大”到社会、国家的范围，不仅为自己写，也替别人写；替那些有错误不愿意检讨的人写，替检讨不深刻的人写。为了扫清改革的障碍，我愿再冒一次险，举起我的投枪向那个巨大的封建腐朽的幽灵进行最后一次冲杀。 1986．12．8．于长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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