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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社会主义高潮”同时，50年代中期也涌现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出以后，引出一片要求民主的呼声，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变化，接着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事件，谁都不知道这些事和中国的百花齐放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估计总不是完全偶然的。 双百方针宣布不久，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提出脑力劳动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指出，解放前的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有的学非所用，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各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我真像天降福音！我听了以后不禁充满感激之情。我听说像我这样不能发挥专长的解放前的大学生大有人在，这是解放初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随着形势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展，国家有能力也有必要腾出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我的长期压抑的愿望和理想重新升起，我想，七年以前我之所以决定留在祖国是出于为祖国服务的热忱，现在这种热忱要得以施展了，我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记忆犹新，但是现在想到，那是因为国家初建，一切尚未巩固，对于我这样一个背景不明的人过多地警惕些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能为国效力于愿已足，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化冰总是比冻冰快。总理的讲话刚刚公布，各大城市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叫做“招聘委员会”，负责接待要求解决归口问题的知识分子。北京的招聘委员会设在中山公园内。我的工作问题早就是全家的一个思想包袱，因此周总理讲话公布以后，父亲很快行动起来，找出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和其它证件去到招聘委员会，事后父亲写信到涞水告诉我，接待的人很热情，那办公室外挤满了要求解决问题的人们。我的事做了登记，留下证件，告诉父亲回家等待通知。 我并没有等很久，招聘委员会还没有任何答复，我却收到新华通讯社的通知，叫我到新华社干部处去应试，准备做翻译工作。这是因为老朋友老江推荐了我。他是继两年前推荐我失败以后再次为我努力，为此我对他十分感谢。我不敢耽搁，立刻回北京到新华社干部处。接待我的仍旧是那个老刘。他像两年前一样地再次考试了我的英语，再次表示满意，也再次告诉我回去等候通知。我回到沫水以后不久，就接到新华社的调动通知，叫我立刻报到上班。仅仅两年的时间，形势变化多么大！两年前像魔鬼一样跟着我的“档案问题”如今竟好像神秘地消失了。我的新单位两年前被我的档案吓跑，今天却对此毫不介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然而这个谜不是我能解得开的，更重要的是我得到工作了，问题解决了，也就不甚希望追究这个谜底了。 这时我要和涞水的同事们告别了。两年来的经历是特殊的，有益的，也是值得回味的。当初来时不仅不情愿，简直认为是屈辱。两年多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使我对这个偏僻地区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城市里人们之间的感情很不一样，现在要离开了，而且看来冉见的机会不多了，我心里觉得真是有些难过。然而我的同事们却处之泰然。我临行前科长召集全科座谈会为我送行，大家说些惜别的话。刘国说：“我早就知道老刘呆不长。他的水平太高，在这里不合适。浅水养不住大鱼。”我看出别人都有同感，刘国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农村朋友们的可爱。 二 我于1957年4月被调到新华通讯社。当时我33岁。1957年，解放后第八个年头，我终于得到了发挥我的特长的工作。这是我从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天起就渴望实现的梦想，然而八年来却被无情地关在机会的大门外。在我已经万念俱灰之际，却意外地沐浴着早晨明媚的阳光，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台历上写下一句话：“1957年，我重新开始真正生活的一年！”称得上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事实证明我是大错特错了。这一年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幸运，而且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至今只要听到或看到1957这个数字，我的心都要颤抖。 我被分配在翻译部英文组工作，每天和几十名翻译人员一起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译成中文，供《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用。这些通讯社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我做过用英文写稿的新闻记者，对于英文电稿很熟悉，做这种翻译工作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不久翻译部的人们就知道我英文水平比较高。实际上我是能够做比这难得多的工作的，例如英文改稿员。到很久以后我方得知，领导层在怎样使用我的问题上是有过争议的，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姓董，是很有水平而且正直的人，当时在翻译部担任较高的职务。他见我英文很好，在翻译部不能发挥作用，曾建议把我调到国际部或对外部去改英文稿。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我“历史不清楚”、“政治上不可靠”。说实在的，我只认为汉译英、英译汉之间，或翻译和改稿之间只能是难度和业务水平不同，并没有政治上可靠与否的不同。我逐渐发觉，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就只能做他不擅长的工作，或者做能力不及他人所做的工作。我自己八年来的经历和“招聘委员会”门外成群的要求换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使用人才的荒谬的原则为害之广。 然而我在这么多年企盼、请求、失败之后，终于做上了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已经是不胜欣喜，至于还应当怎样调整才真完全合理，暂时还无遑顾及，再说，即便领导层中有人极为通情达理，想要对我的分配加以调整，他也没有这样的时间。不久全国就被一场风暴卷得是非颠倒，天翻地覆，什么合理化的事也做不成了。不要说工作的调动，连增加一点工资都没有来得及。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2元，只有组内平均工资的一半，发工资时大家发现了都为我不平。记得刘组长（一个正直的人）对我说过，领导已经决定为我调整，要我安心等待。孰料没有过多久，连刘组长本人也被迫对我进行违心的批判，调工资只能算是天方夜谭了。而为我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仗义执言的董君，自己也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了职，更谈不上为我张罗什么了。 三 随着双百方针的公布，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整的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惯例，运动开始由社长在大礼堂向全社人员作动员报告。他强调这次运动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一切政治运动都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要求大家直率地、开诚布公地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 随之就是上午办公、下午停工搞运动，方式是在办公室开座谈会。我在英文三组，全组十余人，有三分之一是女同志。整风座谈会开始阶段很不热烈。每天下午上班后，大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刘组长说：“同志们，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顿工作作风，去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大家提吧。”担任记录的女同志早就把纸笔准备好。组长又问了一句：“哪位同志有意见？提吧。”还是没有人说话。静了好久，有人说，最近伙食价钱贵质量差，有贪污的嫌疑。接着又是冷场。很久以后，第二个打破沉寂的人对夜班的安排不够合理提了几句，然后又冷场。大家耐心等到下班铃响，才起身离开办公室。分手时相视一笑，意思是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然而领导上不允许这样拖下去。社长动员以后，接着各部的主任动员，然后由部的总支书记找每个人个别谈话，从党团员开始。会上有人批评社里的高级干部，于是大家的热情上升了。例如有一位部主任被指责挪用公款供夫人出国，这引出一串所谓“夫人问题”。批评的对象地位愈来愈高，直到有人提出社长渎职和失职的问题。“形势开始变了，发言的人多起来了，运动初步展开了，”这种阶段领导上常常这样说。 四 组里只有我一个人迄今没有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原因首先是我刚刚调来，人生地疏，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何况新华社调我来，使我得以用上了自己的专长，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意见，其次，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共产党有什么错处，以及怎样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整风会开过两周，组内同事都发言好几次了，唯独我一句话没有说过。 一次散会以后组长问我：“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说了上面的原因。 他说：“发言不必限于社内的问题。只要和整风的目的一致，不论什么问题，也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提。比方说，你的英文这么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使用，这就是问题，它说明党的工作作风上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番话提醒了我，我想起过去八年来不合理的遭遇，想起了自己长期的失望和压抑。这当然是有关方面在用人方面的不当。问题可能牵涉到人事制度本身，以致于造成人事部门处理问题任意而行，不顾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可以算是官僚主义口巴！ 次日， 1957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作了第一次发言，我回顾了我在美国通讯社工作的经历，我的报效祖国的愿望，我效力的请求如何遭到无情的拒绝，我怎样盲目地自己找工作而遭到愚弄，后来又在农村做了两年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最后我说：“感谢新华社把我调来，我才在八年来第一次使用了自己的专长。我感到很幸福。”这时我激动起来：“这点幸福是多少年不公平的对待以后才来到的，很高兴我有机会吐吐苦水。” 我发言时听到同事们不时发出惊愕和不平的声音，我接着发言，说出了久已埋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的话。“我作过两年美国记者，这不假，”我说：“但是我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写过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没有作过于解放战争不利的报道。不应该在档案里加上对我怀疑和歧视的东西。”我还追述在1951年我在镇反运动中，把自己作记者所发的全部电稿的存底和刊登我的稿子的剪报统统上交给坦克学校领导，以便帮助组织了解我的全部活动。“那些材料是英文的，”我说：“但是领导可以组织力量把它们译出来，这应该不困难。假如领导上认真审查了这些材料，对我的怀疑就可以解决。我很怀疑这些东西组织上研究没有。而这是不公正的。” 一位同事说：“这是不公正的。”另一位说：“老刘真倒楣。”“我个人的经历，但如果反映我们政府的人事工作上的缺点，就是个重要问题，因为那样受影响的就不止我一人了。”我说：“因此我建议以后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允许人们自己找工作。” 我是组内第一个人在发言后引起听众的一致赞许，甚至一片掌声。我讲完以后，好几位同事走过来和我握手，表示同情我过去的遭遇同时祝贺我调到新华社。这时一位女同事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的关于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次日上午，部党总支书记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下，对我说：“我看，你们组的座谈会记录，你的意见提得很好。过去对你的使用是我们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我理解他说的“我们”指共产党而言。“你谈出党的错误是对的，这表明你爱共产党。我们希望你继续这样做。”我表示感谢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很受感动：“从来没有党的书记如此友好而且诚恳地对待我，甚至承认我爱共产党。然而对我的礼遇这刚刚是开始。 过了几天吴社长找我和几位地位相似的到他的办公室面谈。从动员报告以后，社长不断分批接见各部门的人，了解大家鸣放的情况并继续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我们走进四楼一间宽敞的社长办公室，吴社长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工作部门，然后对我们说，大家必须进一步了解这次运动的意义。他说：“党要求所有的人帮助党改进工作，邀请大家批评党的缺点和错误。一切真心爱护共产党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党才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加强大。共产党没有私心，不害怕批评，善意的批评。任何别的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社长下面的话我至今不忘，因为这些话不仅在措辞上而且在内容上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这次运动对党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考验。党从批评中获益，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伟大。每一个人对党的态度也将受到考验。如果你真正爱护党，真地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你就会毫无保留地发言。发言愈直率，对党的缺点批评愈尖锐，就愈能表明忠于党。” 吴社长强调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即死抱住个人主义立场，还是转到无产阶级的，党的立场的问题。无产阶级无所畏惧，所以敢于直言不讳。个人主义者害怕失去个人利益，所以不敢完全坦率。因此这次运动是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一次考验。” 社长的谈话就是这些。他的话使我沉思：我害怕什么吗？我自认为没有。共产党看来是在诚恳地征求意见。社长关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话特别打动了我，使我想起自己在革命大学的启蒙教育要求“改变感情”，我觉得自己又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又必须从头学起了。一个执政党竟然邀请人们对自己进行批评，这是多么无私，多么崇高！祖国是伟大的，这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人人应该跟上时代的要求，包括我在内！ 我初到新华社，确实对这里提不出什么意见。但过去几年我亲眼目睹不少情况，感到实在是有些问题。我的不幸的遭遇表明存在不正常的现象，应该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我如果真地爱国，就应该直率地告诉自己的政府哪里存在问题，使它得到改进，使祖国更加富强！ 我是新华社全体人员中动起来最晚的人。现在运动开展将近一个月，整个新华社大院要求整顿，热火朝天。整风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愈来愈尖锐，有人把意见写下来贴在走廊的报框里，让自己办公室以外的人都能看见，这叫做小字报。过了不久院里出现了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如浪潮一样席卷全社，所有建筑物墙壁上都贴满了，后来只好把新大字报盖在旧的上面。这时全国响遍要求改革、要求扩大言论自由和开放管理体制的呼声。最活跃的是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界和党外人士。报纸大量刊载鸣放意见，内容愈来愈尖锐，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内容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文章热烈赞扬新的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言外之意是否定了解放以来党对思想和言论的严格控制。这篇文章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认为作者表达了先进思潮，对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启蒙。文章对我的震动超过报纸上连日刊载的所有鸣放文章，作者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比我的更全面，深刻得多。当时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加了通栏标题。这表明文章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准，至少是默许。 这就是1957年5月中旬到下旬的政治气氛， 这种气氛点燃了我久已黯淡的爱国热情。我不仅在会上畅所欲言，而且发表小字报评论社会和政治。我要对党敞开心扉，告诉党我认为应该怎样做就能使国家更加富强。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和党这样亲近，我就像对亲人一样，像对母亲一样细诉心曲。然而正当我陶醉在这彻底交心的妙境时，竟然风云突变，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子，多少热情的面孔变得陌生了，认不出来了，我自认为是诚恳地向党进言被指为对党的反革命的恶意攻击，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并且险些为此送掉了性命。 我受处分以后，一开始很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有的人想得比我多但是一句也不说，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倒楣的主要根源在于我的出身历史，而不完全在于说了什么。换言之，即使整风时期我一言不发，恐怕也难逃挨整的噩运。古语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五 我于1957年5月下旬发表我的唯一的一张小字报， 贴在翻译部的甬道的墙上。这篇文章不仅得到我的同室的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连其它部门如参编组、选报组的人都纷纷到办公室来看我，许多人说这篇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然，后来风云突变以后，对它的评价就面目全非了。 这篇小字报原文如下。 从“冷漠”谈起 参加革命以来曾经历数次工作调动。每在一个单位一段时间以后，人 熟了，觉得那是我的家，调走时舍不得分手，觉得牵肠挂肚的。“以后常 写信啊：”这是临别时照例的互相嘱托。我是认真写信的，可惜没有回信， 渐渐地由于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熟悉了新事物，认识了新朋友，旧同事 便互相淡忘了。后来又调到别处，又是临别的互相嘱托，接着又是互相淡 忘。大家变得不甚关心人，只关心工作了。 近来的变化还不止此。人们为了不犯错误，变得愈来愈谨慎。谨慎当 然是好事，但过分的谨慎就产生副作用。我有一个朋友，称得起是不犯错 误的典范：他不冒失，不发脾气，不走错步子，不站错立场。他的优点是 无可辩驳的。但他也有缺点：他不激动，不发怒，不热情，对恶人不义愤， 对弱者不怜悯。看啊，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消极的，都冠上一个“不” 字，可怕的“不”字！ 记得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有两种演讲者，一种讲得辞藻华丽优美， 听众听过之后都说：“嘿，讲得多好啊！”但他走开以后谁也记不得他讲 了些什么。另一种演讲者则不同；他讲的时候听众有的热烈鼓掌。有的坚 决反对，有的吹呼，有的怒骂，有的沉默，有的痛哭。毫无疑问，我们需 要的演讲者是后一种，不是前一种。 反过来看看我们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后一种演讲者愈 来愈少，而前一种却源源而来。我们慢慢变得不会犯错误，也慢慢变得不 会爱，不会恨，也不会想了。 中国人民的祖先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创 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国文化。 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 留给我们这笔改造世界的精神财富。 然而举目四望，随处可见上述我的朋友的同样人物，他们的情感淡薄， 冷漠无情。这是一种传染性的冷漠。我们的祖先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后代； 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弟子。 历次政治运动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政治运 动多了，就一点点地冲淡了我们的热情，磨光了我们的棱角，浇灭了我们 的火焰。旧时北京的纨绔子弟喜欢养蝈蝈、冬天养在特别的的葫芦里。这 种葫芦小时就装在专门雕刻的模子里，模子刻成什么样子葫芦就长成什么 样子。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在模子里生长的蝈蝈葫芦；可怜他们根本就 没有棱角，也就谈不到磨不磨了。 我想起鲁迅的话：“救救孩子！……” 六 上面讲过，领导上肯定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且鼓励我继续提意见，提得愈多，愈尖锐愈好。于是在以后的整风座谈会上我继续给党提意见，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个人得失的问题。我想到就说，并没有书面记录。感谢作记录的女同志和后来批判我的人，他们把我在一周左右的发言加以记录整理，以供批判之用，这对我回忆自己40年前说的话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不被划成右派，是记不了这样清楚的。总起说来，我在整风期间鸣放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中国应该给人以更大的说话的自由，应该有更多的民主。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为主张节育而获罪是不应该的。中国解放前有4．5亿人，解放八年增加到现在的6．5亿，照这样下去不得了。马寅初的意见是对的。 第二，应该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乱押人、打人、捕人的现象不少，这是侵犯公民权。 第三，解放后许多文化科技机构的领导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会打游击战的指挥员不一定能领导一个科研机构。建议这些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由外行变为内行。实在不称职的予以撤换。 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不懂政治。只是对国家很关心，才能讲出这些话。我从小关心国家的安危祸福，这是国家多难的结果。在童年的记忆中，长辈们总是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比愤怒，那时人民是绝不可能向政府提意见的，更不用说是批评。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是因为深信党和政府会采纳这些建议，或至少能够予以考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因此而招来大祸，为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把一生三分之一的岁月消耗在劳动农场里。 七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晴天霹雳一样改变了风向。社论说民革成员卢郁文因为说了维护共产党的话，收到一封匿名信，骂他“为虎作伥”，警告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人民是饶不过他的。社论说：“这封信的确是对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又说，“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并没有动员报告，6·8社论发表以后，社领导并没有公开表态，于是我和同事们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仍旧沉浸在鸣放的美梦里。大家对6·8社论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文章感到意外，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和一个多月以前动员整风时宽容大度的姿态相距甚远。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党不要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这封信由十个人签名，我也在内。四十年后回忆这件事，我不禁为我那时的幼稚感到可笑。然而这并不是我做的第一件幼稚的事，而且幼稚的人不是我一个；其他九个签名者也未必比我懂事。还有组内所有的人，无不热烈支持我们写这封信，应该都有幼稚病。信发出以后当然没有回音，然而我们并没有白白费事。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我参加的这封信被说成是反党的罪行之一，给我的批判者提供了材料。 不久院子里出现了大字报，点了一些人的名，说他们向党进攻。这些人有的我认识，如参编组的陈，我读过他的小字报，觉得他写得很好。如果我的消息灵通一些，我应该知道这首批大字报都是党支部写的。然而消息不灵通的还大有人在，就在大字报贴出以后，整风座谈会还继续进行了几天，然后才展开了对右派的批判。这时我竟然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批判陈，我说他的小字报写得很好，这是个直言的同志，不应当受到伤害。可见我幼稚到了怎样可笑的地步。 八 到1957年6月中旬， 鸣放完全停止，整风运动改为反右派斗争。报纸上再也不刊载鸣放言论，而代之以连篇累牍的反击右派的文章。新华社大院里形势的变化和全国完全相同。鸣放座谈会不开了，换成了反击右派的座谈会。批判会的规模依右派分子罪计，所以百分之五这个比率数定得缺乏依据。然而从中国人口总数看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吓人的：6．5亿人的百分之五是3250万！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在发出指示之前是否真地找到了那么多坏人，但他的指示是有分量的。许多地方“挖出”的右派达到了这个指标；有些部门甚至“超额完成”了。原因是：第一，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一些领导人的原则是“宁左勿右”，以此表现对党的忠诚；第二，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划右上有意地偏严些，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划右，免得给自己招祸。结果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愈划愈多，这超出了开始的估计。 薄一波1993年发表回忆录说，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估计全国有4000右派分子，到年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人数达到55万。 新华社的情况也是一样。到1957年11月，运动基本结束，共揪出右派分子60多人。在此以后又陆续宣布右派名字，间隔时间较长，每次宣布一两个。据说这是因为已有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就有必要继续审查，继续揪。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种“补充队伍”，但我确实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被批判的。 一天我正在工作，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他姓魏，是党支部指定专任“处理刘乃元问题”的。我没有见过他。他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整风期间的发言和写的文章。”他的态度很严厉，尽管尽力友好些，但毫无笑容，以致我怀疑这个人大概根本不会笑。“有些错误观点，并且有的很严重。你参加过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应该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份检查，看你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么样。如果认识得好，就可以宽大处理，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开会，不出大字报。几个月以前如果叫你写检查，你肯定不如现在写得好。现在形势对你非常有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我三天以后把检查交上去。 实话说，我一点也看不出形势对我怎样有利，也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一言不发地旁听了不少反右批判会，现在轮到我批判自己，再不发言是不行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批判自己。我走投无路了。七年前在革命大学被勒令批判自己，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现在要批判我自己比那时更难，因为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努力想想自己做过哪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检查了自己解放前为共产党的敌人美国人做事的历史，尽量严厉地谴责自己一番。三天以后我把材料交给魏，但我知道毫无通过的希望。 果然，他读过材料之后又来找我，这次已经是满脸怒气。他把材料还给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我看倒应该叫做自我表扬！你辜负了领导的希望！我们原以为你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要决定你的前途的！”他提高了声音：“你在整风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因为你一贯坚持反党的政治立场。这一切你自己很清楚。现在要看你是坚持反动立场，还是缴械投降。好好想想，重写你的检查！” 这都在我意料之中。从在革大的经验，我还可以预料我第二次检查的反应。果然，第二份检查交上去的次日，部主任陈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部主任的态度比魏更加严厉。他叫我坐下，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小办公桌前写东西，他就是陈，我写大字报为他辩护的那个右派分子。 “你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陈主任说：“你应该怎样做，老魏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正站在交叉路口。有两条道路由你选择。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自取灭亡。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说着他把我交上去的手稿掷还给我以示愤怒。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写空话或者玩弄词句，我们只要求你老实下来。”然后他指着陈向我说：“拿陈作例子吧。他的错误比你严重，但是他缴械投降了，因为他的态度老实。”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找我个别谈话了。“因为你的态度顽固，不适合个别谈，明天要开会帮助你。你必须出席，并且应当明白，这是进一步挽救你。”我走出去时听到他又说了一句：“老实下来，缴械投降，这是唯一的出路！” 一切都像旧事重演。我又一次被说成不老实，又一次不知道怎样做才算老实，又一次据说是站在交叉路口，应该选择一条路，而又一次什么路也看不到，并且又一次得到极为善意而又慷慨，但绝对无法接受的帮助。有一件和上次不同的事是要我“缴械投降”，说实在的，如果我真地攻击了党，我就愿意投降；如果我真有武器，会立刻呈缴无误： 然而看来投降大概是可能的。部主任不是说陈投降了吗！陈太高明了！我多么希望能单独见到陈，请他给我讲讲投降怎么投，这样我也可以投降了。可惜右派分子是不许单独接触的。我需要懂得投降的方法，可没有人教给我！ 十 第一次批判我的会由部主任陈主持，他宣布“这是帮助刘的辩论会。”“刘在整风期间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我们为了给他一次投降的机会，还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如果他投降，就不戴帽子。一切都由他自己在这次会上的表现来决定。”接着他命我在会上读我最后修改重写的自我检查。 可以想见，我的检查只能引起大家愤怒的质问。一开始是质问，不是批判，因为部主任说过这是“辩论会”。他叫我用笔把问题一一记下然后答复。他说：“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解释，以便尽量挽救他。”然而接着发生的却很不像辩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但我刚刚回答就被愤怒的听众打断。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在整风期间说你要‘吐吐苦水’？”我说，在调到新华社以前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因此而苦恼。“你胡说！”提问的人喝道，“你是在吐你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的苦水，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水！”这时听众齐声喊：“叫他说！” 另一个问：“你过去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撤走时你不跟他们走？”我回答，因为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效力。听众中一个人说：“你说得多好听啊！你为美国人工作，挣高工资，你不跟他们走，把高工资都放弃了。这是因为你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吗？”我说是的。“果真如此吗？”提问者的口气充满了嘲讽。他问道：“你在新中国八年以后要吐苦水，你会拥护新中国吗？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你究竟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而留在大陆？我们想知道实情。”听众喊：“叫他说实话！” 接着有人间：“刘说新中国不民主，说新中国没有法律，”（我插言说：“我没有这样说过。 ” ）“刘说要把高级干部一律撤掉，换成资产阶级专家。”因此“刘想要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刘污蔑青年一代，把他们比做蝈蝈葫芦，并且恶毒地叫嚣“救救孩子，”（我想要解释，被制止。） 会继续开下去，提问逐渐变成批评，后来索兴变成对我的言论和文章的批判。我的话被断章取义，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加以批判，几个人做了冠冕堂皇的长篇发言来证明我的意见是反动的。一个人说，刘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和1949年以来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证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备、最有效率的民主制度。下一位爱国者提出，“刘硬说中国没有法律”。接着极其耐心而详尽地列举了建国以来制定的各项法律，从《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缕述到《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直到北京市颁布的交通法规，证明刘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后来批判的矛头逐渐转到我来到新华社以前的表现。为达到火上浇油的目的，部主任插言指出：“刘刚刚参加革命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比做动物。”（他显然看过我的档案，那里有革命大学时期对我十分不利的记录。）主任的揭发引起了大家对我更加愤怒的谴责，我的批判者一个比下个更为激动和理直气壮，也更加能够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指出刘口称自己爱国完全是欺骗。“如果你真地爱国，”他吼道，“你为什么一直为美国人工作，一直到他们被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你说你留在大陆是为国效力，完全是欺骗！” 于是批判集中在我做过美国记者，解放时留在大陆是为了什么，我从小就反对共产党，等等。一致的结论是：我趁整风之机向党恶毒进攻，妄图和社会上其它右派一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部主任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同意这个结论，如果不同意便立刻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当然不能同意，于是部主任当场宣布，从此刻开始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着就散会，大家走出去，我一言不发。等到乱哄哄的声音稍稍过去，人们听得到我说话时，我说了一句：“我保留解释的权利。” 我留在最后，两个女同志在我前面走出会场，我听到一个说了一句：“他很固执！”我不知道这是褒义还是贬义。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辩论的一方蛮不讲理，另一方不许发言，这是什么辩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非倒楣不可了。部主任散会时还说：“我们尽力帮助了刘，希望通过大家的帮助，他能认真考虑，缴械投降。”这种帮助倒是毫不陌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找到可以上缴的武器和向大家投降的方法。然而对我的“帮助”倒是愈来愈加强了。转眼之间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逐篇看过去，愈看愈清楚：我完了。有一件事使我不解：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是“美国武装特务”。这是从何说起？直到20年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几天以后又开我的会，这次的级别更高了：参加者有其它各部的干部和副社长，主持会是社党委委员。他每提到我都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字。 “右派分子刘比别的右派更顽固，”主持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听他胡说八道。今天只向他简单地提问，弄清他的态度。”下面是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解放时你为什么不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起逃走？” “因为我要为新中国工作。” “但是解放后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我认为共产党很好。” “那你为什么向党进攻？” “我没有向党进攻。我只是帮助党整风。” “你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 “你欺骗！？ “我说的是实话。” 类似的提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几次都是提问者的怒吼，接着是我的沉默。不久，主持者起立宣布：“由于右派分子刘的态度恶劣，批判会已经对他不适用。我宣布现在会议改为斗争会！”斗争会和批判会不同之处，是斗争会不说理，只喊口号，还可以用暴力。 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疯人院里。我怒火上升，拒绝回答问题，只是不停地吸烟，任凭他们歇斯底里地向我吼叫，一概置之不理。忽然一个人举拳喊道：“不许右派分子抽烟！” 大家也同样喊起来。主持会的人说：“刘，不要吸烟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下定了决心。 “我可以上厕所吗？”我问。 “去吧！”主诗者停顿了一下说。 我把香烟和打火机装好，离开会场走出办公楼，找到我的自行车，飞快地奔回家，把批判者们抛在后面。会上连干部带群众有60人左右。 我知道这可闯了大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已经横下一条心，宁死也不受这样的侮辱！ 次日上午我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去开一个小会。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是姓周的英、法文翻译，他是党员。他们没有重复前一天的那一套。只有周一个人说话，其它人都沉默。周让我坐下。 “我们今天不准备批判你，”周板着面孔说，“因为已经证明批判没有用。这是最后一次开你的会。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你说的话对你自己的前途非常重要。” 我看出，这是因为昨天的斗争会没有开成，他们现在要我最后表态，以便决定怎样处分我。周问我： “昨天开会以后，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有没有改变？” “没有，”我回答。 “考虑后再回答。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周说。 “谢谢，”我说，“我不必再考虑。” “现在我们出去，你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我们过三分钟回来。”周说完就带人走了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我独自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屋子里静得很，我的手表的滴嗒声都听得到。整整三分钟以后他们回来了。周叫记录员准备好，然后向我说：“你说吧！” “我保留我的意见。请组织考验我。”我慢慢地说，这时记录员写下我说的话。看得出他十分紧张，唯恐漏掉一个字。我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物。 “好吧！我们走！”周对大家说，于是都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我跟着走开，心里很明白：我的命运已经不可挽救了。 十一 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必须受孤立：如果没有事，谁都不和右派分子说话，交谈也要板着面孔。有时几个人正在谈笑，走进一个右派分子时谈笑立刻停止。“人民的敌人”不能娱乐，所以礼堂放电影右派分子是被拒之门外的。办公室里的内部传达不许右派分子听；每当组长传达时我和邻桌的杜就得离开，在走廊呆十几分钟然后回去。然而人们的态度并不是像官方要求的那样绝对一致。批判会上有的人的发言听得出极为勉强，更有人始终一言不发。我们组内的文和高两个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和我讲话，但我看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我后来得知，文因为批判右派无力受留团察看的处分，而高因“文革”中不肯贴大字报下放到新疆。后来他自已努力工作，任新疆大学外语系主任。 恶运笼罩着我们全家。两位哥哥的遭遇和我相同。大哥乃隆是地质部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因整风中批评领导不懂业务被划分右派。二哥乃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福利科长，因批评党的政策而获罪成右派。他说：“党在有些问题上搞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弟兄三人几乎同时受到同样的迫害，只是我的两位哥哥的态度不像我那样暴烈。每天晚上弟兄们从单位回家以后各自讲讲当天的痛苦的经历，真好像世界到了末日。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太严重了。那年父亲67岁，患严重冠心病，靠经常服药才能维持。八年前他从国外到了香港，由于种种顾虑不敢回大陆。二哥特地到香港，对父亲说明共产党的宽大和英明，打消了他的顾虑，一起回到北京，安享退休的清福。八年来他目睹国家形势很好，证实了二哥的描述，心里很高兴。我们三弟兄的事对父亲真是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他坐在书桌前，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喊：“毛主席！你知道吗？我的儿子都是爱国的。他们冤枉啊！”又说要到天安门去喊。 我看着父亲为我们急成这个样子， 心里难过极了。不久以后，在1957年12月下旬，父亲因心脏病瘁死，医生事后诊断为心脏栓塞。 父亲去世，三弟兄一败涂地，全家从此失去了欢乐。弟兄们只能尽力安慰母亲，但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十二 这时正在修建十三陵水库， 新华社的职工轮流去参加义务劳动。1958年1月，春节临近时，通知我随队到十三陵去劳动。这个队由新华社各部门的人组成，有右派在内。但因是打破部门界限重新编组的，同组的人都是新朋友没有孤立右派的问题，所以气氛很融洽。出发前由党委的一位干部给全队讲话。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右派分子，现在在等待处理。这次劳动是一次考验的机会。大家好好干，干得好可以从轻处理。” 这时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右派处理的规定，是在我受到批判以后正式颁布的。处分共分六类，最严重的是第一类，以下递减： 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第二类：监督劳动； 第三类：留用查看； 第四类：撤职； 第五类：降职减薪； 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 处理办法颁布以后，我便用以衡量自己，看我适合哪一类。结果看不出得到从轻处理的可能。党委的临行讲话具有激动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在昌平县城附近的工地住半个月，每个人都带着铺盖和换洗衣服。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出发，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那天风和日丽，太阳照得暖洋洋的，乘车到郊外透透风，出出这些天的闷气，觉得很痛快。 忽然，靠对面车帮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笑得非常友好，这一段时间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笑容了。他看起来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告诉我他姓张。是参编组的。我听到他的东北口音才想起，他就是开我的批判会时说我不是真地想为国效力的那个人。“现在我也变成了右派，咱们是一样的人了，”他说。我们不在一个组，过去不认识，批判会时见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见面，所以他认识我。他说的不多，但态度很诚恳，友好之间带着惭愧和歉疚。其实我并不恨他，我知道我们素无芥蒂，他批判我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而已。受批判以前，我在不少场合见到过类似的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对那受他们责骂和侮辱的人究竟有多少由衷的仇恨，以及这样的表演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现在张的身份变了，他不必继续装模做样，我们就可以推诚相见了。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张一起劳动，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会干农活，比我强得多，在劳动上经常帮助我。 我们住在昌平县城外的民房里，离工地10里路，每天步行往返。水库工地是一片人的海洋，我从未见过这么的多人在一起。大家干着同样的一种活：向坡上运土运石，目的是筑起一座大坝拦洪蓄水。我们干活处就是将来的人工湖的湖底。由于经济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整个工程大部分依靠人力。手推车和肩挑的土畚是主要工具。人们情绪高涨，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我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这时我干得特别起劲。我推的车比别人装得多，来往飞跑，把别人抛在后面。回到住处洗脚时，发现手脚都打了泡，夜间感到腰酸背痛。但我照旧拼命劳动，毫不松劲。我经常脱掉上衣，赤膊在工地往来奔跑，引起人们的诧异和赞许。我并不是想要通过干活换得什么好处，可怕的前途也并没有叫我紧张起来，实际上我已经把党委那位干部的话忘记了。我只是觉得很久以来闷得要死，今天走出了牢笼透一口气。我被无情的偏见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几个月——不，几年了，今天在这广袤的大自然舒展了四肢，释放了压得几乎要爆炸的能量。这里工作简单，人也简单。我要运土，力气用到了，土就变换了地方。土懂得我想干什么，我的年轻的肌肉出了力就得到了回应，诚实的劳动在这里换到的是诚实的报答，而不是欺骗和侮辱。这里的世界至少不是颠倒的。 半月以后我回到家。我晒得黧黑，饭量大得惊人，性格变得粗犷豪放，满不在乎。母亲说我变了，和劳动之前判若两人。我自己也觉得变了。时间到了，该变了，不管怎么变，变了痛快。 十三 1958年的春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晦暗的春天。 我在单位继续被“孤立”，后来我看出，这种古怪的关系对“孤立”我的人们也是一种负担。一次我在甬道里迎面遇到两位女同事，她们向我笑着要打招呼，但忽然记起我是右派，赶紧收起笑容快步走掉。我的处境实在古怪极了。在这里我禁不住对这种古怪处境的创造者无限钦佩，钦佩他的才智，竟然想出如此奇特的办法来折磨他的同类。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局面尽快结束。如果灾难必须到来就叫它来吧，死亡的威胁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天上午，两个月以前告诉我“形势对我非常有利”的那个姓魏的到办公室找我。他带我到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叫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对面。他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过。他告诉我：我在十二陵水库干得很好，为此党委考虑从轻处分我。我刚刚有点激动，桌上的电话铃响起，魏立刻拿起耳机。 “是的，他在这里。好。”魏说完挂断电话对我说：“党委在等你谈话，你要受表扬了。我们去吧。”于是他带我离开翻译部向干部处大楼走去，他说党委的领导在那里等我。我边走边想，我在工地的表现可能是好的，但那个打到空房间的电话值得注意：好像有人在追踪我，恐怕等待我的不是表扬。 到了干部处大楼，他把我带到二楼，指着一扇关着的门叫我进去，他自己走开了。我敲了敲那个门。 “进来！”里面的人吼道。我推门进去，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里面。一个穿便装，是新华社保卫处的干部，一个穿警察制服。 “姓名？”那警察问。我说了姓名。 “你站好！”他吼道，“你因为右派罪行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接着他递给我一张中文打印的文件叫我读。那是由新华社付社长邓签发的决定，内容是我是旧国民党政府外交官的儿子，本人解放前做美国记者，“曾做情报工作”，“死心踏地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党整风时期恶毒地向党进攻，并且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我读过之后把文件还给他，他说：“你保留着，那是给你的一份。”接着问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沉默不语。于是他说：“走吧。”这时我的后面有一个警察，我不知道几时进来的。他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拉进甬道尽头的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约20多人排队面壁坐在长凳上，都低垂着头，有几个女的在哭泣。近门处一张桌上放着两块方玻璃，上面涂着黑色油墨。带我进来的警察取出一张文件铺在桌子上，抓起我的左手，把五个手指都在油墨上蘸一下，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指纹按在文件上。接着抓起我的右手照样按了一遍，使用我的手指就像用手戳一样。我偷眼看那个文件，是以我名义写出打印的自愿申请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我的指印都按在我的名字下面。按完手印，那警察指着桌子角上一块脏布对我说：“搽搽手！”我照办了。但那块布已经被我前面20多个“自愿申请者”用得乌黑，搽过和不搽差不多。 我是来得最迟的几个人之一。在我以后又有两三个人履行了同样的法定手续，之后，我们20多人就全部由警察押出干部大楼，上了等在门口的大轿车。每个人必须坐下，不允许站立。车窗一律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保证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前后车门都由一名武装警察守卫。车子开动以后，车上静得像送丧，但比送丧还要压抑百倍。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表明路程不远。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门口，院墙很高，装着电网。我们下车后被带进院子一角的一座四层楼房里，进去以后，后面的铁门立刻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先被押进靠门的一间房，押送的警察命令每人交出腰带和随身携带的钢笔、小刀、别针等锋利物品。看来这是为了防止自杀。其实我们并没有企图自杀，起码我是没有的，这种保安措施并无必要；然而我们却因此必须提着裤子走进牢房。 这里是半步桥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我从中年开始到老年结束的漫长的旅程的第一站。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并且我们是被人用可怕的方式押来的。假如当时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可怕的前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提前使用了进楼时被迫交出的东西。 ※ ※ ※ ※ ※ 那天是1958年3月8日，我33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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