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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九”运动结束了。 从北大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那一天（江隆基语）开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结束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将又是欺凌与忍耐压服与屈从叫嚷与沉默的相互渗透。总之， 仿佛同“五·一九” 以前的阶段的复杂。为此，“胜利者”江隆基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得到了不少的掌声。与此相应，另外还有些人不同意，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次运动作一些片断的判决。 （一）“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看来是那么强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面前表现了多么可怕的贫乏与卑劣呵——习惯势力的代表们在他们真理与正义的呼声面前，难道比老鼠在猫前更勇敢吗？他们在理性与法制的呼声中，难道比鱼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吗？他们在民主与自由呼声之下，难道比冰雪在太阳照耀之下更坚强吗？可是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 在他们面前既不是喷射死亡的机枪，也不是各式各样的法官，这是一种别有风趣的考验，他们面临着的是对逻辑施以暴力的批判，拙劣的捏造下流的人身攻击，还有那些正直的轻信者的反对和来自外面的敌人别有用心的捧场。 对于这些面临决战的战士，这是一次必经的考验，生活就是这样地挑选着它所需要的人。 有些人在这运动中受尽了迫害，可是却为自己赢得了平静与骄傲，却避免了损失。 有些人饱尝虚荣心被蹂躏的痛楚，孤独的折磨，为自己的名声和出路而坐立不安，可以留下的，只是被生活遗弃后，那特殊的作用。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四）如果承认“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那么，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就不得不承担，负起对这“五·一九”运动的起因作历史分析的责任了，他们可以一般地分析，近年来人们大脑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特殊地研究某个右派分子神经系统的奇异特征，在他们得出结论以前，我想从一个相反的立场出发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五·一九”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教条主义是列宁逝世以后，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苏联整个民族的特征，它贯穿于各个阶段，渗透入一切领域，教条主义产生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相对闭塞的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局面（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文化革命、卫国战争）而不是全面资本运动、工人运动的全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世界性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如列宁所研究的问题的对象，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一否定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的转化，修正主义是教条主义自身的树立物，它们寓于同一对象，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过比斯大林更多的“修正”。 教条主义的一般表现可以用哥穆尔卡同志的话来阐明。 “执行六年计划的实践是在某些挑选出来的部门，集中了最高限度的投资，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能牺牲某些部门，而对另外一些部门过分偏爱，因为失去正确的比例，会使整个经济受到损害……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信任他们掌握管理国家的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尽了义务之后，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的信任，意味着失去权利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却去失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一种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在波兰，也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只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常常被监禁许多年，虽然是无辜的，许多人遭受残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在个人崇拜的土壤上，产生了违反甚至取消人民政权的最深刻意义的现象……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是和它的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监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这就是我们要反对的。 当社会主义突破一国范围进入世界体系时，需要重新全面地分析问题，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就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按照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惯例，这种历史转变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和波匈事件，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表现得特别温和，因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要求共产党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辩证法，克服教条主义。 （三）一切过程都有两重性，货币之转化为资本其反面表现就是劳动力之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其反面的表现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在物体的相互作用中主动的作功永远伴随着被动的受反冲，物质的渗透永远伴随着运动的渗透。 整风——民主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反面表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整个过程贯穿着两种力量，保守与革命的相互斗争。 自然界到处都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们处于统一体中，其相互作用以及到达极端时相互转化决定着自然界的生命，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从产生到消灭无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可以消除“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觉。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是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还是苏联共产党。1948年以前建设社会主义波兰的是“统一工人党”，把哥穆尔卡同志下监狱的也是统一工人党，用秘密投票一致通过哥穆尔卡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还是统一工人党。 我们热爱的党是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党，而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政党根据自身的要求发展的，这种革新和变化就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相互转化，而这两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们反对这种倾向：领导者把工作中的一切差错和弊病，加以各种粉饰和弥补，完了就归之于党和制度，说这是党的意志，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如是对任何一种现象提出与某个领导者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我按照我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工作和战斗，我的一切行动自己负责，我不会受任何人利用，至于和我执有同样观点的人或有相似意见的人，无论是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关系，我都没有兴致去研究，如果台湾和美国兴高采烈，那是他们的事，他们从来就是这样愚蠢的。 （五）冬天如果来到，春天还会远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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