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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黑格尔 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歌德 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恩格斯 我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致好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出发，我们的具体分析基本上也是正确，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在这里，我想提出我的意见。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回答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难道这算是什么回答吗？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判断仅仅提出而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描写了而没有说明现象，我们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彻底一点想一想，就会伸延出无穷无尽的谬误，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正如商品价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明一样，也正如匈牙利事件不能用匈牙利的国内政治生活来说明一样，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只能从决定着人们意识中两种世界观——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我的初步结论是这样的。 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运动与工人运动向理论界提出问题时，需要了解全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进行透视，因为要求全面分析也就要求人们掌握全面分析问题的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而这种思想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科学，需要人们去寻找去发现，当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已经为唯物辩证法的发现，准备了条件，完成这一切任务的是马克思，之所以由马克思来发现，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那么德国工人狄慈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伟大人物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历代集辩证法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亚历斯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恩格斯只能有一个，百代而一怪，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去分别发动工人运动时，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只见个别的树木，不见整个森林”因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了优势，因此产生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考茨基就成了不可救药的牺牲者，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好，“考茨基反对他人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说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斗的工具，所以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采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正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士兵，像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一样，但是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本身的第一次否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修正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时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并开始夺取政权时，又一次向理论提出了新问题，要求再一次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重新配备阶级力量。总之，要求重新全面的分析问题。这就是说，要求人们重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谁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呢，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是俄国人，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是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为俄国当好孕妊的革命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斯大林语），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辩证法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战胜了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造性的劳动， 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懂，这就是说，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批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几乎包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命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形也是没有的（甚至在恩格斯早期作品“自然辩证法”中一切概念判断都已经被新的自然科学发现所证实，更不用说反杜林论，一切关于恩格斯提出的原理已经过时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这可以用列宁不得不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人们的才干是取决于社会的要求的。 到了我们的时代，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在列宁同志“未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已经开始和第二国际时的和平环境相反，这时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斯大林是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然，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有超人的才干，这种性格，对于“认识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和对于相应的时间，是正当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加里宁比斯大林在理论水平上要高出百倍，但是他也没有——因为不可能而没有——改变斯大林的路线，所以在我看来，把错误归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 当社会主义超过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个世界体系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恩格斯曾说，无论在某个多么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的程度要看研究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思惟方法，是如何的合用甚至必要，可是迟早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思维方法，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这就是匈牙利的悲剧，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在这里产生多少误会啊，我说我们应该更少地责难苏联，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分析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生活是残忍无情的，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无限美好的，让我们来重新建立美好的新生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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