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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农民看法的“根据” 甲、在七7月1日的会上，他说：农民，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报上看来的，我的堂兄弟来信向我要钱，我儿子的同事出差到洛阳，看到农民很苦，又听到经济系陈振汉先生的发言，我讲的是根据少数听来的话。农民有5亿多人，我讲的是一小部分，诸位讲的也是一小部分。我讲这话，以后不久报纸上就发表广西的事件。 （齐香先生接着说：我们不要求你们解释，希望你端正立场。） 乙、他说“我自然是个地主”，但是，“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在7月2日的大会上，他说：关于农民问题，我在14岁以前一直在乡下，我也放过牛，从前乡下农民苦，我知道的比你们多，所谓镰刀一上壁，家里没有吃。我自然是个地主，有四五十亩田，雇工种田的。我依靠田上了学，我进了香港大学，除了家里寄钱以外，有官费，有县里的津贴，我的兄弟也依靠田地进了大学。我因为看到农民苦，所以田租比人家收得少。我是看到农民苦，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也是因为我有农民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我从听到农民生活苦的个别事实推论到农民苦，是逻辑错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有农民情感。 他对党委会可以退出学校的根据 在7月1日会上，他说：我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当然像章伯钧，储安平那样大骂主人失去了客人的身份。党的成绩我也讲过，最大的成绩是改变了中国百年来受屈辱的地位，我不相信罗隆基，章伯钧等夺到政权后会搞得好。因为人总有错误，世界局势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首先做到内部团结，北京大学靠近中央，又有党员副校长，可以够了。党要依靠群众，党委可以退出学校，是因为它有三害，如果能改掉，当然多些人做事也好。学术方面的领导有党员很好，没有也可以，只要有人掌舵即可，因此，只需两个党员副校长，这样也就可以在政治思想上领导了。我觉得我说的话和周总理的话意思差不多。 “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合乎逻辑” 在7月1日会上，他说：许多话我在小组中已谈过，有的话传得不正确，说80％农民没得吃，我没有愚蠢到如此。 大家诚恳的动机，我很感激，我从儒家观点接受马列主义。儒家是讲仁的。所以接受社会主义，我觉得剥削是不合理的。年纪大的人有许多思想不能改掉，而且这些思想与马列主义并不抵触，我接受马列主义是移花接木式的。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加入过任何党团，因为我没有政治才能。如果有政治才能的人当然参加政治团体。我认为党整风是好的，应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我对党是善意的，因为本着儒家博爱的精神，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都是很合逻辑。 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他认为是逻辑问题 在七月二日会上，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我认为是个逻辑问题，我把自己经历过的少数事件，推论到党员是便衣警察，这种推论方法是不对的。我班上的同学向领导汇报我的情况，我认为学校是党委领导的，所以就想到报告的是党员，就得出，党员是便衣警察的结论。 他的“动机““效果”和“产生效果”的“原因” 我的动机是本着儒家精神，但许多说法与儒家精神违背，这个意见我接受。关于“三害”问题，我说过共产党有成就，也发生了“三害”，但如果让储安平等人上台执政也不可能免去三害。人看问题是有许多毛病的，我说话主观方面是没有仇视党、敌视党的，但效果却如此，原因是因为我只说了党的缺点，没有说党的成绩。突出地提出了党的“三害”。 他认为他的错误在于“用字上欠斟酌” 在7月2日会上，他说：有许多人提到立场问题，这可能是个问题，我是从儒家立场出发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有仁爱精神与儒家相同。我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对党提意见的，但因用字上欠斟酌，结果与原意相反。我的话在听到的人看起来好像与右派野心家的言论互通声气。 最后，蔡鸿宾同志说，听了胡先生的辩解，我准备的发言显然是“落后”了，胡先生口口声声相信党，爱社会主义，但从胡先生的言论看却完全与资产阶级右派息息相通，这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又是什么呢？董桂枝同志说：我不同意会这样开下去。我建议扩大这个会，邀请同学和系外的教师参加。希望他（胡）好好想一下，在会上表示态度。此外杨周翰、杜秉正、杜美、曾藩本、袭景浩、陈占元、赵琏和罗经国同志等接着发了言。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有些同志要求胡先生深思和猛省，否则就要斗争到底，最后主席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研究召开扩大会议问题，对胡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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