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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声明，我没有义务回答作者问题的，这些问题本身表明不尊重人权的粗暴态度。也许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拐弯抹角地用发表日记的形式来提出质问。 作者问我：你的忧虑解除了没有？为什么迄今未表示态度？为什么个人的“忧虑”要印发传播？从这些咄咄逼人的问话里，我闻到了逼供的气味。 然而这究竟是主观臆测，又焉知作者不是一片好心呢？所以我决定回答他的问题： （1） 看了《胡耀邦同志接见了我们》一文颇有收获，例如我知道了“有人要毛主席下台”的话不是他说的，那只是潘家威同学的不是了，但是这篇报导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了我的忧虑。胡谈的只涉及到我所谈到的许多“迹象”中的部分，他也没有否认，他把当前整风鸣放和陈独秀王明事件并称为中共历史上的三次大风浪。他对这些话的解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请查阅“答辩”一文）。我和许多同学一样还是希望党中央派人来校报告我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以及中央的决策。作为党外群众，我是无权过问党内秘密的，但是假若“秘密”牵涉到国家社会的命运问题，那么我以公民的资格要求参与。 （2） 我印发“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理由有三：其一，把我的想法公之于众和大家共同商讨。其二，假使我的想法有部分真实，那么就能起到引起大家注意的作用。群众警惕了就可以防止把“鸣”“放”化大为小，甚至半途而废的可能作法。其三，假使我的想法是全错的，并发生不良影响，那么上级领导也会出面说明情况，这对于解除顾虑、深入鸣放是有好处的。 这些意思，全在“答辩”一文中说得清楚，作者不是太冒失就是太健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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