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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内蒙，赤峰文联的同志招待我，喝宁城老窖。那天，我醉了。 第二天，市文联主席王栋来看我。我锐气全消，捏着额头说：“服了服了。您才是酒神。” 王栋比我更惶恐：“不敢当哪，这儿有阎王。我不过是小鬼，敢充哪路神仙？”他说的阎王是元宝山宣传部长马达。五十有五，回族。红脸膛，大胡子。他下巴微扬，一副当仁不让的神气。 隔天，马达在元宝山请我喝酒，有新名堂。大八仙桌上用酒盅排成两条对角线，一条线有48盅，斟满老窖。他说：“权书记是我老上级，先敬他。来，你子代父干。” 我干一盅。他却连端48盅，喝干一条对角线！我干第二盅，他不慌不忙又喝光48盅一条线。抹一把红嘴唇：“坐吧，吃菜。” 喝到深夜，我又倒了。在地上打滚儿，哭天哭地，哭一位前不久翻车死去的好战友。哭舒服了，睁开眼：天已泛白。 马达一脸倦色，几分不满。他说英雄喝醉酒打虎，孬种喝醉酒打老婆，狗熊喝醉酒才打滚儿呢。他冷笑着，还摇一摇头。“若像你讲的那样，我们这代人早该哭死了。可我们总是笑。” 他讲了下面这一段故事——二他说他是孤儿，替台吉牧马放羊。11岁遇到一位八路军，叫袁长发。把他带到革命队伍。袁长发向一名高个子军人报告：“政委，他是孤儿，快饿死了，咱们收下吧。”那高个子军人说：“那就收下吧。你带着。” 这位高个子就是我父亲，当时赤峰市委书记，红军分区政委。袁长发是父亲的警卫员。 有一次，发长叔为掩护父亲突围，落入日本人手中。敌人把他关入一个木笼子，上下左右全是尖木桩，挨着皮皮开，碰到肉肉绽。木笼子摆在草原上：草原风狠过黑蟒鞭，白日头毒过鸭嘴棍（草原上的一种刑具，专伤筋骨）。长发叔是何等精壮一条汉子，立正一天，身上没落半点红。日本人拎来一条狼腿一桶马奶酒“犒劳”长发叔。 第二天清早，长发叔已是全身血迹斑斑。他再也立不正了，太阳升起，血腥弥漫，引来成群的蝇虻嗡嗡叫，围绕木笼子横冲直撞。太阳落入芨芨草丛，根根桦木条增粗一倍，涂墨一样黑。日本人又送来酒肉，问长发叔招不招？长发叔说，狗熊才招。敌人不急不怒，依然好酒好肉伺候长发叔醉饱。日本人走后，木笼子四周便成了狼的世界，嗥声通宵达旦。 第三天，木笼子被一股腥臭味笼罩了，强劲的草原风无能为力，驱不散这浓浓的腥臭。第四天，三只鹞鹰出现在木笼上空。草原人尊它们圣鸟，是死亡的预报者”“——当某个草原人奄奄一息时，他的蒙古包上空就会有鹞鹰盘旋飞翔。 到了第七天，蛆虫钻出烂肉，成行成群往上爬。长发叔已经两天不睁眼，可是牙齿还在咯吧吧咬。洁白的蛆虫朝他鼻孔里钻，嘴巴里钻，他慢条斯理磨牙齿，把肥嫩的蛆虫一团一团吞下肚。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骑兵杀过来，救出全身臭烂的长发叔。父亲动手替他治伤，长发叔忽然睁开眼，他闻见了酒精味。 长发叔推开父亲，踉踉跄跄朝屋角冲。屋角有个大酒缸，他爬呀爬，爬进酒缸里。透明的酒液瀑布一样涌出缸，浸漫黄土地。他在酒缸里蹲成一团，头没入酒液中。工夫不大，酒液上漂起白花花一层蛆。他探出头哈哈狂笑，大口大口灌酒，连同白花花蛆虫一道吞下肚。同志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长发叔爬出酒缸，被我父亲扶上炕。他倒在炕上大笑三声，两眼一合，立该鼾声如雷。长发叔连睡三天，身也不翻一下。三天后醒来，全身长出新肉芽。休养半个月，又是一条精壮的汉子！只留一个后遗症：变得馋酒。 马达说：这才是喝酒的英雄！你呢？ 我赤红了脸，再说不出一句囫囵话。 三马达陪我去赤峰所辖各旗县转。那些离休的旗县老领导谈起父亲必要带出袁长发：那是一条汉子，酒量惊人，枪法惊人。 我又问长发叔酒量到底有多大？便是最了解长发叔的马达也说不出。莫不然，他真的就是神仙饮酒没有底？马达说，神仙当然不是，原因我还清楚，说起来你父亲应该负责任。 日本人投降前后，昭乌达的民间武装多如牛毛。也杀日本人，也祸害老百姓。 八路军创建根据地，必要解决这些人。偏这些草莽英雄、绿林好汉都是认酒不认人。父亲要去谈判，收编民间武装。嘱咐长发叔：“道理由我讲，白酒你来喝。酒桌上不许熊，熊一碗回来关一天禁闭。” 那村子住一支东蒙自治军。父亲在一个大院门口甩镫下马，两名自治军大兵送上三碗下马酒。长发叔抢前一步接过酒，咕呼咕呼全灌下。父亲迈步进院门，厅房里叭一声枪响，子弹打断父亲的马鞭。长发叔又一个箭步，挡在父亲身前。双手擎两只驳壳枪，左右开弓，一串脆响。屋檐上簌簌落下土。院子里自治军忽然喧哗喝彩。那头目匆匆跑出厅门，抬头望：20根出头椽子，根根椽子心上一个弹眼。那头目瞠目结舌，怔愣半晌，吼一声：“拿梯子来，朱笔伺候！”大兵们搬来木梯，拿来朱笔。那头目爬上梯子，在每个弹孔里涂一抹丹红，齐齐一排。那头目爬下梯子便作揖：弟兄们愿意接受改编，政委请进去谈话。 谈判结束，宴会开始。自治军头目要和长发叔赌酒。长发叔说，咱们两个钟头为限，最后数碗。那头目说：痛快！咱们站着喝，不许倒！两个汉子，一南一北；一个精壮一个粗莽。酒桌周围的气氛热烈，甚至有些癫狂。 八仙桌上已经出现两叠一尺高的空碗。那热烈的气氛又添了几分紧张和不安，时而沉寂，静得惊心。只闻咕咚咕咚的吞咽声。忽而哗啷一声响，空碗落到碗垛上，四周便轰地爆出欢呼鼓噪。突而又一静，又是咕咚咕咚的吞咽声……这种周期在悄悄拖长，节奏变得艰难滞重。终于出现了呼呼牛喘似的粗气声。 长发叔又端起一碗酒，咕、咕、咕，喝得缓慢，喝得艰难。自治军头目没有端，在八仙桌北边来回踱缓步，喉咙里发出沉闷的低吼。长发叔已经多喝了三碗。那头目脚步越踱越急，连运几口大气，汗水忽然刷地涌出。颗颗绿豆大的汗珠滚动着，汇成一条条小河，从算凹、脸颊、腮后、颈后，哗哗往下淌。那件深蓝色布袍整个浸湿了。围观的大兵们像看到了胜利，吼声惊天动地：“出汗了，出汗了！”“好样的，这就有办法了！” 长发叔没出汗，喝得更慢更艰难。喝一口，肚膜起伏一下。父亲不由得提起心，看看手表，还有一个小时呢！ 那头目停止踱步，立稳桌旁。两眼闪烁，精神大振。端起一碗酒咕咚咕咚大口灌，势头又凶又猛。空碗落在碗垛上，欢呼声震耳发聩。可是，这欢声极短促，陡起陡落。 长发叔不知怎的胸腔里发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弯腰脱下两只牛鼻子鞋，朝外一倾，里面淌出两股细流。大约有四五两，飘溢着浓浓的酒香。自治军的大兵们吃惊不小，哦地倒出气：他能从脚心逼出酒来！ 长发叔赤脚站稳，端起一碗酒，微微一笑，仰起脖子灌酒，痛饮甘露一般。那头目勉强咧咧嘴角，不由得泄了气。酒喝得失了兴头、失了威风，比喝中药还要难受。 赌酒结束，自治军头目想说什么，嘴一张，哇地吐出一汪黄汤，顺势跪倒在草地上。长发叔两腿叉开，稳立站住。告辞时还要再饮三碗上马酒，这是风习，不能违犯。 于是，长发叔的大名，便如雷一般滚动在昭乌达草原。长发叔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到后来竟成了一种病：一顿不喝，便四肢无力；一天不喝，会全身颤抖；两天不喝，会像废人一样倒下，甚至晕厥过去……四克什克腾旗一位离休的老旗长对我补充说：你长发叔留下这身毛病。可真苦了他。薪金制时，钱都用来买酒，老婆孩子连饭都吃不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马达长长叹口气：唉，别提了。我去看他，早晨起来靴子不见了。被他偷着换酒喝了……”“老旗长嘿嘿一笑，拈拈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说：到底是为咱昭乌达作过贡献，政府不敢忘了他，给他评了残。现在每月给他140元酒钱，在咱昭乌达可是独一份。你该去看看他。他住在林东市，听说身体还挺好。 我乘六个小时汽车，来到林东市。正是中午一点。问过三个人，都知道长发叔的家。看来他果然有些名气。 长发叔带着满身酒气，冲出屋就抱住我，岔了音地喊我名字。眼圈一红，拳头打在我胸脯。他喉咙壅塞，骂我没良心。说我那时只有兔子大，在他怀里拉了泡奶”“味十足的稀屎，拉完就走了。跟我父母一走就是40年，丢下他一个人，过40年才想起来看他。这难道不算没良心？ 我脸上热辣辣，眼睛里泪珠转，说了几句不是理由的理由。长发叔不听我说，只忙着询问我父母。他说他跟我父亲八年，从晋察冀跟到延安，从延安跟到赤峰。 说了半截又一跺脚：唉，看我晕了不是？站在这里晒什么？快进家，进家说。我借机劝一句：长发叔，戒了酒吧。不然你老是晕。长发叔忽然睁大眼：找你爸去说，别跟我说！ 长发叔今年70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深得吓人，却又不显老，被皱纹分割碎的面皮依然光润有泽。且是声音洪亮，举动强劲。一番亲热之后，酒菜早已上桌。他的三个儿子也赶回来了，齐陪着我入席。 这次喝的是文明酒，长发叔只喝半瓶就放下杯。他点燃一支香烟，给我们讲起在晋察冀三分区时的故事。讲起孙毅、王平、黄永胜、刘杰、林铁等等人的往事。 他讲得准确清晰，一点不糊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长发叔：你这样喝酒，肝没事吗？他哈哈笑，抹一把湿漉漉的鼻子说：别听医生和报纸乱吓唬人。1964年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肝硬化。什么酒精肝，活不过一年。吓得我老伴要死要活，不让我再喝。我说反正也活不长了，做鬼也得做个痛快鬼。那一年我喝得最厉害。喝一年没喝死，喝两年还没死。喝到1984年，又去赤峰检查身体。嘿，说我活不了一年的医生他可先死了，才五十多。换一个医生给我检查，又说我的肝不硬了，变软了。问我是不是因为戒酒了？我说：我的肝是叫酒精泡软了……第二天，我们去看后召庙桃儿石风光。上桃儿石要走一段陡直的“阎王道”，那“道”比华山的百尺峡要险峻。手脚并用，紧张出一身粘汗才爬上山顶。 回头望：70岁的长发叔，两手背在身后，不慌不忙，安安稳稳，顺着“阎王道”走上来，就那么随随便便走上来，连头都没低一下。 我不禁肃然。呵，长发叔，你是怎样的一位酒神？一辈子从阎王道上走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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