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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聚集一起的军人们的好奇目光下，拄着手杖，叼着香烟，从那个扁鼻子的老式雷诺尔车里走出来。 我慢慢走向母亲，在这个男子汉的圈子中，母亲的突然来临使我很窘；而在这块天地里，我经过千辛万苦才赢得了勇敢、甚至鲁莽、爱冒险的名声。母亲用一种大得足以使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嗓音宣布：“你将成为第二个盖纳梅。你的母亲一贯正确！” 我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哄堂大笑。母亲抓起手杖，对着大笑的人群作了一个威胁的手势，又发出一个鼓舞人心的预言：“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英雄，勇敢的将军，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这群乌合之众不认识你。” 当我用愤怒的耳语告诉她，她正在损坏我在空军士兵中的声誉时，她的嘴唇开始颤抖，目光里露出了自尊心受了刺伤的样子。“你还为你的老母亲害臊吗！”她说。 这一招算灵了：我好不容易装出的铁石心肠的外表被击破了。我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紧紧地抱着她，再也听不见身后的笑声了。在母亲对孩子耳边的喃喃细语中，在她预示着未来的胜利、伟大的功绩、正义和爱开始降临时，我们俩又回到了一种我们自己的神奇的世界中。我满怀信心地抬起头，望着天空——如此空荡，如此宽阔的蓝天啊，足以让我在这里建立丰功伟绩的。我想到了当我凯旋母亲身边的那一天。我盼望着那一夭，这将给她那十几年含辛茹苦、自我牺牲的生活带来何等重要的意义，何等大的安慰啊。 三那年我刚十三岁，和母亲住在法国东南部的耐斯城。每天早上我去上学，妈妈一人留在旅馆里。她在那儿租了一个售货柜，柜架子上摆着从附近的几个大商店借来的一些奢侈品和日常用品。她从每一件卖出的围巾、皮带、指甲刀或毛线衫中得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白天，除了在我回家吃午饭时她休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她都守在售货柜前，时刻注意找寻可能光临的顾客。我们母子俩就靠着这个赚钱不多、朝不保夕的小生意过日子。 母亲孤零零地居住在法国，没有丈夫，也没有朋友、亲戚。十多年来，她顽强地不停地干，挣来钱买面包、黄油，付房租，交学费，买衣服和鞋帽等。除此之外，她每天都能拿出点令人吃惊的东西。例如：午饭时，她面带幸福、自豪的微笑，把一盘牛排摆在我面前，好像这盘肉像征着她战胜恶运的胜利。 她从来不吃这些肉，一再说自己是素食者，不能吃动物脂肪。然而有一天，我离开饭桌到厨房里找点水喝，发现母亲坐在凳子上，煎肉锅放在腿上，正仔细地用小块碎面包擦那给我煎牛排用的油锅。发现我时，她急忙将锅藏在餐巾底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我明白了她成为素食者的真正原因。 三母亲渴望我“成为一个某某大人物”。尽管我屡遭失败，她总是相信我会成功的。“在学校里的情况如何？”她有时问我。 “数学得了零分。” 母亲总是停顿一会儿。 “你的老师不了解你，”她坚决他说，“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你的名字将要用金字刻在他们那个鬼学校的墙上的，这一天会来到的。明天我就去学校，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我还要给他们读读你最近写的几首诗。你将来会成为达农佐尔，成为维克多·雨果。他们根本不了解你！” 母亲干完活儿回来后，常常坐在椅子上，点上烟，两腿交叉着，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望着我。然后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远方，憧憬着某种神秘美好的前景，而这个前景她只在充满美的奇妙世界里才能看到。 “你会成为一名法国大使。”她说，更准确点，她深信不疑地声明。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行啊，”我漫不经心地说。 “你还会有小汽车。” 母亲常常空着肚子，在结冰的气温下步行回家。 “但是目前还要忍耐。”她说。 四我十六岁时，母亲成了耐斯市美尔蒙旅馆兼膳宿公寓的女经理。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茶后，拿着手杖，到布筏市场购货。她总是拎一包水果和鲜花回来，然后走进厨房，取出菜谱，会见商人，检查酒窖，算帐，照应生意中的每一件细微小事。 从楼上的餐厅到楼下的厨房，她一天至少要上下二十趟。一天，她刚爬完这些可咒的楼梯就瘫在椅子上了，脸色苍自，嘴唇发灰。我们很幸运，马上就找来了医生。医生做出了诊断：她摄取了过多的胰岛素。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母亲多年来一直对我隐瞒着的疾病——糖尿病。每天早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她先给自己注射一剂胰岛素。 我完全惊呆了，吓呆了。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苍白的面容，她的头疲劳地歪向一边，她痛苦地用手抓挠胸口。 她期待我成功，而在我实现她的期待之前，她可能会死了，她可能没来得及享受正义和儿子的爱就离开人间，这念头对我来说太荒唐了，荒唐得像是否定了人间最基本的常识。 只有对我的美好前途的幢憬支撑着她活下去。为了给她那荒唐的美梦至少加一点真实的色彩，我只能含羞忍辱，继续与时间竞争。 1938年我被征入空军。宜战的那天，母亲乘着雷诺尔车来向我告别。那天她依着手杖，庄严地检阅了我们的空军武器装备。“所有飞机部有露天的飞机座舱，”母亲注意到，“记住，你的嗓子很娇气。” 我忍不住告诉她，如果卢浮瓦佛飞机只使我嗓子痛的话，我该幸庆自己的好运气。她笑了，高傲地、几乎嘲讽地望了我一眼。“灾祸不会降临在你头上的。”她完全平静地告诉我。 她显出了信心十足的样子，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些，好像她已经和命运女神签订好了合同，好像为了补偿她那历尽辛苦的生活，她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一定的许诺。 “是的，不会降在我头上的，妈妈。我答应您不会的。” 她犹豫了一下，脸上显示出内心在进行着斗争。最后，她做出了点让步说：“大概，你腿上会负点轻伤的。” 五德国进攻的前几个星期，我接到一封电报说：“母病重！速返！” 第二天，很早我就到达了耐斯市，找到了圣·安东尼门诊所。母亲的头深深地陷在枕头里，消瘦深陷的脸颊上带着一丝痛苦、忧虑的表情。床头柜上架着一个1932年我赢得耐斯市乒乓球冠军时得的银质奖章。 “你身边需要一个女人。”她说。 “所有的男人都需要。” “是的，”她说，“但是，对你来说，没有女人照料，你会比别人生活得更糟糕。唉，这都是我的过错。”“我们一起玩牌的时候，她不时地目光专注地盯着我，脸上还带着一丝狡黠的样子。我知道她又要编造点新花样了。但是，我不去猜想她心里想着什么。我确信一个小花样正在她脑子里酝酿。 我的假期要结束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描绘我们分别时的情景。我们俩都没讲话，但是我装出了一副笑脸，不再哭泣了，或说些别的话。 “好啦，再见吧。”我微笑着亲吻了母亲。只有她才清楚，我做了多大努力才做出了这个微笑。因为，和我一样，她也在微笑“不要为我担心，我已经是一匹老战马了，一直支撑着活到今天，还能再继续一段时间。摘下你的帽子。” 我摘下了帽子，她用手指在我前额上画了一个十字，”说：“我给了你我对你的祝福。” 我走向门口，又转过身来。我们互相望了许久，都在微笑，都没说话。我觉得很平静。她的勇气传给了我，并且从那时起一直目在我身上，甚至到现在。 六巴黎失陷后，我被派到英国皇家空军。刚到英国就接到了母亲的信。这些信是由在瑞士的一个朋友秘密地转到伦敦，送到我手中的，封皮写着：“由戴高乐将军转交”。 直到胜利前夕，这些无日期的情好像无休无止一直忠实地跟随着我转战各国，源源不断地送到我手里。三年多来，母亲说话的气息通过信纸传到我身上，我被一种比我自身强得多的意志控制着，支撑着——这是一根空间生命线，她用一颗比我自己更勇敢的心灵把她的勇气输入我的血液。 “我光荣、可爱的儿子，”母亲这样写道，“我们怀着无比爱慕和感激的心情，在报纸上读到了你的英雄事迹。在科隆、汉堡、不来梅的上空，你展开的双翅将使敌人丧魂落魄。” 我一下子就猜到她心里在想着什么——每当英国皇家空军袭击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一定在参战。她能从每一次的炮火轰鸣中听出我的声音。每次交战我都被派去，因为我的出现会使敌人心惊胆战，不战自溃。每次英国战斗机打下一架德国飞机，她都很自然地把这份功劳归于我。布筏市场周围的小巷中传颂着我的功绩。毕竟她了解我，知道我得过1932年耐斯市乒乓球冠军。 她的信越来越简短了，尽是用铅笔匆忙写出的。有时，一次来四五封。她说她身体很好，还在定时打胰岛素。“我的光荣的儿子，我为你感到自豪……法兰西万岁！”信中从未露出丝毫忧虑不安的痕迹，但是最近的几封信流露出一种新的悲伤的调子：“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不要过多地挂念我，不要为我而变得胆怯。要勇敢。记住，你不再需要我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于汉了，你能够独立生活了。早点结婚。不要过多地怀念我。我身体很好，老罗沙诺夫医生对我很满意。他让我向你问好。要坚强。我请求你，勇敢点。你的母亲。” 我心情很沉重，感到有点不对劲，可是信中没有说出了什么事。管他呢。我真正义心的尸有一件事：她还活在世上，我还能见到她。我要与时间竞争，早日把荣誉带到她的身边，这个愿望在我心中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了。 同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时，我从家乡寄来的佰中感到一种快乐安宁的情绪，似乎母亲已经知道胜利即将来临。信中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温情，还时常夹杂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歉意。 “我亲爱的儿子，我们已经分离了这么多年了，我希望你已经习惯身边没有我这个老母亲了。话说回来，我毕竟不能永远活在世上。记住，我对你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我希望你回家明白这一切之后，能原谅我。我不得不这样做。” 她做了什么事需要我的宽恕？我绞尽脑筋也想不出未。 七巴黎快解放了，我准备坐飞机在法国南部跳伞，去执行一项与秘密抵抗组织联络的任务。我一路匆匆忙忙，急躁得浑身热血沸腾。除了想早点回到母亲身边，其他我什么都不想了。 现在我要回家了，胸前佩着醒目的绿黑两色的解放十字绶带，上面挂着战争十字勋章和五六枚我终主难忘的勋章，我的黑色战服的肩上还佩带着军官肩章，帽子斜向一边戴着。由于我面部麻痹，脸上露出一种异常的刚毅。我写了一部小说，挎包里装着法文和英文版本。这时候，我深深陶醉在希望、青春和确信中。 对我来说，再往下继续我的回忆是异常痛昔的。因此，我要尽快结束它。到达旅馆时，我发现没有一个人问候我，跟我打招呼。我询问的那些人说他们隐隐约约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古怪的俄国老太太管理这个旅馆。但是他们从未没有见到过她。 原来，我母亲在三年零六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人间了。但是她知道我需要她，如果没有她在这儿给我勇气，我绝对不能独立生存下去，不能像一个法国人那样勇敢战斗。因此，她临死前订出了她的计划。 在她死前的几天中，她写了近二百五十封信，把这些信交给她在瑞士的朋友，请这个朋友定时寄给我。当我们在圣·安东尼门诊所最后一次见面时，我看到她眼中闪着天真狡酷的目光。毫无疑问，这些信就是她当时算计的新花样。 就这样，在母亲死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从她身上吸取着力量和勇气——这些使我能够继续战斗到胜利那一天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 作者罗曼·加里，法国作家。曾任法国驻美洛杉矶总领事。本文选自《黎明时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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