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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薛小姐在第二十五军医院服务了八个月，回到昆明来休息，她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当她在昆明耽搁了一个多月之后，预备动身到重庆去的前夕，她在我们家里晚饭后喝茶之际，开始给我们讲了最后一个故事。 “但是不要紧，我记得他是574号。我们从来不记得每一个伤兵的名字，我们所要记住的是他的病床号数。然而当他离院之后，不论是因为伤愈离院或身故离院，我们随即连他的病床号数也忘记了。不是，我不是说忘记了那病床号数，这是我被派定了要看护的床位，我无论如何忘记不掉，不过你知道，这时候这个号数又该属于另外一个伤兵了，在我手里经过的574号伤兵，也少不了三四十个，然而我只记得他这么一个。所以，我们就称他为574号吧。 “当他第一天被抬来移放在这个号数的病床上，不久，经我们的吴医官揭开那遮盖在他身上的灰毡察看伤势的时候，我在旁边吓了一跳。为什么？我并不是害怕那满身的血迹，那我已经看惯了。哪一个被抬送医院的伤兵不是带了满身血迹，甚至肢体破裂的呢？我所觉得可怕的倒是一个伤兵的反常情形。原来他在笑。他张开了嘴，从满嘴的血和污泥中间，我看出了他的确在笑。从来没有一个挂彩的伤兵会在没有动手医治之前就笑的。我立刻想到这一定是个伤害了神经的，所以他会不觉得痛苦，反而笑起来。这一定是一种严重的情形，即使他肉体上的伤势不重，也很难于治好的。因为我听说有一个伤兵就是这样的变成了疯人，永远的疯了。 “吴医生检视的结果，知道他并没有致命的伤创，虽然流了许多血，大腿上中了一弹，左手掌被炸掉了，头面上有许多不重要的创伤。我们给他洗拭掉血污，用了药，包裹了那条腿和没有了手掌的手，他居然就睡熟了。他一声也没有痛楚的叫喊，像别个伤兵一样的。我们的领班赵小姐轻轻地告诉我，这个兵恐怕疯了，当心他醒过来的时候会发作。因为她从前看护过这样的伤兵。我当时就觉得很怕，在给别个病床上的伤兵敷药或裹绷带的时候，了会跳下床来做出不知怎么样可怕的事情来。 “然而他睡得很好，很长久。他是在头一天上午十时左右进院的，一睡却睡到第二日天亮。当我在早晨八点钟去接班的时候，我看见他已经醒了。可是还在笑。 我问那轮值夜班的陈小姐，他夜里怎么样？陈小姐说：‘一觉到天亮，才醒过来。 ’我觉得有点奇怪，大概他成了一个白痴，只会傻笑了，如果只是一个白痴，那倒没有什么可怕了。 “当我走近他床边的时候，我发现他仿佛并没有损害了任何神经。因为他的两颗忍俊不禁的眼乌珠还会跟着我的走路而移动。并且，居然会很清楚地说：‘给一杯水喝。’“于是我给他一小茶壶水，并且帮助他侧着嘴喝完了。他好像很满足了似的深呼吸，渐渐地闭上眼睛。没几秒钟，又睁开了眼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最后索性把眼睛盯着我，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似的呆看着。最后，结束了这个傻气的行动的，又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笑。但是，这回，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感官的人的痴笑。 “‘怎么样？辛苦啦，朋友。什么地方痛？’“他并不回答，但也不笑。似乎完全在想自己的事情。 “一天，两天，我给他敷药，换绷带，送水喝，从来没有听见他叫嚷一声或说一句什么话。他随时在笑，随时在想，此外的行为就是睡眠了。大概是个乐观而缄默的人，我终于这样断定了他的性格。一天，当他的伤口差不多已有七分好了的时候，当他又在莞尔而笑的时候，我禁不住要表示我对他所发生的兴趣了。我就问：‘喂，朋友，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老是笑？有什么好笑的？’“‘不死，不该笑笑吗？’这是他进院后，除了要茶水之外的第一句话。 “我不知怎样回答他才好。他的话不是很对吗？当一个伤兵发现他自己毕竟死不了的时候，不很高兴吗？然而没有一个伤兵曾经像他这样坦白而热烈地表示过这个心理。我觉得不应该放过他这个高兴说话的机会，然而又苦于想不出一句接续上去的话，便看着他那似乎想要说什么话似的脸。终于，是他先开口了：‘小姐，你姓什么？’我告诉他我姓薛。他就鼻子里哼了一下，说：‘薛小姐，你想我多么怕死。’我说：‘那没有什么，谁都怕死，不过……’“‘不过要死得有意思，是不是？’他抢着我说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但是他摇摇头。‘这些话我都听够了。全不对。死就是死。没有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们当兵的谁都得等着死。怕死的也不当兵啦。哪儿有不死人的打仗？你说我怕死吗？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也从来没怕过死。那会儿我原以为死定了，可是活过来一看，死不了。算定是死掉的，可是不死，这才够高兴。我高兴就笑。哎，人生在世，高兴了干吗不笑？可真的死了，我也不哭……’“他这话引得旁边一个病床上的伤兵也笑起来了，‘死了你还能哭吗？当然谁也不哭。’“‘你别说，哭哭嚷嚷讨命的死鬼有的是。要是我死了呀，做鬼也不哼声儿。 ’他辩论了。 “‘谁知道，那个时候？’旁边那个伤兵冷冷地说。 “‘你听着，那个时候你听着，谁在晚上荒村野地里哭？总不是我。回头再说，反正我已经死不了啦。我不会再上前线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出了院我就得先算一算命，到底还有些什么福享的。’说了他又非常快乐地笑了。 “谁看到他那样天真地笑，谁都会觉得高兴，所以我也笑了。这时候，刚有一个慰劳队进来，挨着每一个病床送东西。这位高兴的战士也得到了一块手巾，一块肥皂，一包点心，两本画报，还有一个信封，里面封着五块钱。他一边笑一边检视着这些东西。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敛尽了笑容，抬起头来向左右看了一眼，仿佛要招唤什么人似的。于是我又走到他床边去。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还没有告诉你呢，唔，你姓什么呀？我又忘了，不好称呼。’当我再把我的姓名告诉他以后，他接着说：‘是了，薛小姐，你去告诉他们，下回送东西给前线的弟兄，千万不要忘了针线和钮扣！喂，钮扣最要紧，可是为什么没有人送钮扣来？’“‘钮扣，为什么？’我觉得太奇怪了。我问。 “他又笑起来，好像炫耀一些没有人看见过的宝物一般。‘就是钮扣，衣裳上的钮扣。我就是为了一颗钮扣，差一点死了。你说，一件军衣上哪一颗钮扣最要紧？喉咙底下第一颗。我说的是冬天，夏天可就不同啦。前几天那么冷，今年发下来的棉衣没有一个钮扣钉牢的。松松的一股细线，把五个钮扣挂上就完事。我的那一件，头天穿上身，第一个钮扣就给我扯掉。我把它揣在口袋里，想找一根针线来缝上去，可是等了七八天没法儿找到一根针一股线。每天我蹲在壕沟里，或是放步哨，北风从敞开的领口里吹进来，吹得满肚子冷，那可真难受。好容易有那么一天碰到一个弟兄在缝破衣，他倒随身带有针线，要不是个娘儿们癖性，就是个老吃粮的。我就借来使一使，谁知道一摸口袋里，找不到那颗钮扣了。翻转口袋来也还是没有。多糟！“‘从此我就天天等钮扣，什么地方去找一颗钮扣来缝上这个漏风洞呢？谁会给我送一颗钮扣来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从来没有人给前方送钮扣来的。谁知道前方有一个作战的士兵，不缺少饼干面包，不缺少香烟，单单缺少一颗钮扣？“‘我就为了一颗钮扣打仗啦。有个东洋兵正在爬过来，一个弟兄就开了枪。 一枪就把他打翻了。我一想，不错，他衣裳上不是也有钮扣吗？我就跳出壕沟去。 我不管人家怎么嚷着劝，为了要得一颗钮扣，我就算冒一下险。不一定冒险就会死，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的，反正早就知道了。我才走到那死鬼旁边，才蹲下去想摘下那钮扣来，就听见耳朵边一缕风，一个嘘声，我知道炮弹来啦。我赶忙往地下趴。可是迟了。我觉得那么的一震。完啦。我心里一下子想，这回就死啦。 “‘谁知道死不了，我给送到这里来了。当我醒过来想一摸，手呢？才知道单单丢了一只手。我才笑起来，你说这不该笑吗？可是，现在我那件棉衣呢？他们会不会给我换一件新的？要是换，请你告诉他们，第一个钮扣要缝紧，别马虎。’“这高兴的战士一口气讲了他的故事，使旁边床上的那些弟兄们都觉得兴奋起来。其中有一个伤了一只眼的就在半脸的绷带里说：‘真是，这第一颗钮扣可少不得。而且要做得好，不能让领口太大了，太大了还是有风吹进去，那就冷得譬如没有穿一样。 “‘可是，我一醒过来就想到我这只手牺牲得太冤了。我何必一定要在那死鬼身上找钮扣？我把自己衣裳最底下那一颗扯下来，缝在上边不就成了吗？脑袋给想糊涂了，老是想不到，你说这不傻吗？我现在就成天笑自己太傻了，想不通，就差一点送了命。你说，我要是为了这颗钮扣送了命，那不是更冤吗？’“这就是一个永远很高兴的伤兵的幽默故事。”薛小姐说：“你想到过一颗钮扣对于前方士兵的意义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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