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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从耶鲁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我的汉语很流利，广东话也不错，并且好不容易学会了古汉语。因需要找个工作，我便向耶鲁——中国协会提出申请，结果被派到地处长沙的湖南医学院教英语。那年我22岁。 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问我：“马克老师，能否麻烦你一下？我有位亲戚，她是位医生，从哈尔宾来，她英语说得很好，可还想多学点。我能不能领她来见见你？只要一二次就行。” 他接着又介绍道：“她叫小米，聪明又有个性。在班上总当班长什么的，甚至还当过校团支部书记。‘文革’时她主动下乡，几乎给饿个半死。她终于有机会上医学院念书，是班上最聪明的人。 听上去小米这个人枯燥极了。我清了清喉咙，希望我的学生干干脆脆定个时间完事。可他又说道；“她的专业是小儿科，她喜欢跟孩子打交道，可在毕业分配时，有人散布谣言说，她和其他一些英语专业的同学在课余时间读西方文学著作而不是读医学书籍。他们被斥责为‘仿羊皮’——模仿西方人。” “所以她非但没被分到一家好医院，反而被分到了城外一家很小的计划生育诊所。在那儿她尽帮着医生做人工流产手术，就是这么跟孩子打交道的。可最惨的是，她得了白血病。说实在的，她一生吃的苦不少。我什么时候带她来？” 我说他们可以当晚到外语楼我的办公室找我。他向我一再道谢后走了。 在约定的时间，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小米。我为她准备好了讲解一个小时的语法，她比我大不了多少，一条紫色围巾包着头，像个俄国村妇。她身材小巧，脸上不带笑容，但长得很美。 “你就是马克老师吗？她以一种平稳而低沉的声音问。 “对——请进吧。”她走进屋内，坐下，操着流利的英语说：“我的亲戚不能来了，他向你道歉。因为他的导师叫他参加一个会议。我一个人来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嗯，”她看着身边的书架说，“我很喜欢读书，可很难找到好的英语书，不知你能不能借我一两本，我一看完就从哈尔宾寄还给你。”我让她自己到我书架上随便拣。她一边浏览书架里的书，一边告诉我她所喜爱的外国小说：《人鼠之间》、《从这儿直到永远》以及《古拉格群岛》。 我问：“你怎么弄到《古拉格群岛》的呢？” “说来话长，”她答道，“我听说美国人对书中所写的情况极其震惊。是真的吗？” “是的，你们不震惊吗？” “也谈不上太吃惊”她平静地答道。 我想起那个学生对我说的有关她的经厉的事，就问道：“你是个十分坚强的姑娘，对吗？ 她带着惊异的表情从翻阅着的杂志上抬起头来，手捂着嘴，很不自然地格格笑道：“说得太可怕了，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她拣了几本要带走的书。当她起身要离开时，我问她何时回哈尔滨。 “后天。” 凭她留给我的好感，我请她第二天晚上再到我这儿来，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谢谢——我来。”就消失在没有灯光的楼道里。我听着她下楼的脚步声。然后又窗口注视着她的身影走过运动场。 第二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她来了。她对一本画册中的几幅新英格兰秋天的彩照惊叹不已。“太美了”她说，“真像梦一般。” 我不能直盯着她看，所以她翻动书页时我就注视着她的手，倾听她说话的声音，并偶尔在她问我些什么的时候才凝视她的脸。 我们不知不觉地谈了很久。忽然，她像是想起什么事，看了看手表，已经过十点了——几乎谈了两个钟头。她倒吸一口气，忽然焦虑起来，“我误了末班车！” 她住在河对岸的一所医院里，走路去至少得花两小时。那是个寒冷的夜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骑车带她。这么做本身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因为大多数中国家庭就是这样上街的。我曾多次看见过一家三口骑在一辆车上。青年男女夜晚没别的娱乐就这么骑在一辆车上，女的通常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双臂围着男子的腰，倾着肩把脸贴在他的背上。 可如果一个白种人带着一位中国女子这么骑车就会引人注目。于是我披上厚厚的军大衣，头戴军帽把头发全塞在里面，再戴上个医用口罩，最后再戴上一副太阳镜，小米用围巾包着头，先离开了外语楼。 五分钟后，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出了校门，看到她走在前面的大街上，被一辆煤车扬起的尘土遮没了。我骑到她身边，还没完全停下她就跳了上来。 街道很拥挤，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卡车、汽车、吉普车疯了似地飞驰着，自行车在我们身边穿梭。后来我终于骑到那条沿河的路上，行人稀少下来。那条路糟透了，尽是坑坑洼洼，弄得我们躲闪不及。她很羞怯，不敢把手臂绕着我的腰，一直靠自身保持着平衡。突然我们撞到了一个特别深的坑，我听到她叫了声并感到她一把抓住了我。当她重又能自我平衡时，就开始把手松开了。我赶快骑到另一个坑里，并对她说别松手，我感到她渐渐把肩靠在我背上，当最后她的脸贴着我的大衣时，我能隔衣感觉到她的面颊。 我们骑到了一座很陡的桥。我开始上桥，骑了一半，她叫我停下，说我们可以走上桥顶，这样我可以歇一歇。我们在桥顶停了下来，倚着栏杆，眺望整座城市发出的闪闪灯光。卡车和吉普车是我们唯一的伴侣。 “这是否令你想起美国？”她用下巴指着城市灯光问我。 “有一点。” “你想家吗？” “很想家，我就要回家了。到时候我又会想长沙的。” “真的吗？” “对，”我平静地答道。她的围巾包着整个脸。只有那双眼睛露在外面。我问她，是否觉得自己是乏味的，她的双眼笑得弯了起来。 “我不乏味，我想我是个挺有意思的姑娘，你觉得是这样吗？” “是的，我也觉得如此。”她的皮肤苍白，我看到她的眼皮羞红了。 “你回美国后是不是跟你父母住？” “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太大了！如果我不自谋生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的。” “多妙呀！但愿我父母也这么想，我得和他们住一辈子呢。” “一辈子？” “当然！中国的父母爱孩子，但他们又觉得孩子是家具，他们对你有所有权。 你得让他们生活得舒舒服服，直到他们决定放你走。我不能结婚，所以我得一辈子照顾他们。我已经30岁了，还得事事按他们的意思办。所以我就坐在自己房间里梦想，在我的想象中我是自由的，可以做出些奇妙的事儿来！” “比如说呢？” 她把头倾向一边，扬起一道眉毛。 “你把自己的梦对人说吗？” “有时候说的。” 她笑着说：“我可不告诉你我的梦。”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突然问我，我是个悲伤的人还是个快乐的人。 “这很难说——有时快乐，有时悲伤，可大部时间是在担心。” “担心？你担心些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我想什么事都有，大多是担心浪费时间。” “我的亲戚说，你在学校的别名叫‘活神仙’，因为你是那样与众不同，你讲的课使每个人捧腹大笑，而且你总使大家觉得愉快。这是很不寻常的。” 我问她，她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她又扬了扬眉毛，并不直接看着我，摇摇头说：“我必须回去了——我们得抓紧。”当我转过身去拿自行车时，她把身体朝我倾过来靠得很近，她的脸几乎要触到我的脸了。她直盯盯地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有个主意。” 我的喉咙感觉得到她的呼吸。 “我们滑行下桥，”她说，“要快，别用刹车！” 我上了自行车。 “”你上来了吗？我问她。 “等等”。我在桥底就下车。 所以现在就对你说再见了。 “我至少该带你到医院门口啊！” “不，这样不太好，万一有人看到我，就会问你是谁。在桥底我会跳下来，然后你就折回去吧。我不会再见到你了，谢谢你，你不要对事事都很担心。”她跳上来，脸贴着我的背，手臂紧紧搂着我的腰说：“现在——骑吧！越快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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