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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6年，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 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免除工资、工作，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10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着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做肥料。每交给队里10斤粪，就可以取得一个工分（合几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呢！”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何况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 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里以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 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 “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美凤，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14岁的英姐也说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了。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还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和英姐就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 “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 “家里不叫念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 “你把书上的故事讲给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那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上工地慰劳挖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快乐啊。 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节，又不过年，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是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明年，美凤，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姨。”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 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看你的双胞胎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她婆婆进来了。“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他的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 “咳，命苦啊。”她婆婆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两个赔钱货，又来了两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两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我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遭背时运的女孩儿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 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得到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教师就把我拦住了。 “教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教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 不是年节，不走亲戚，为什么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 “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专栏作家安·蓝德斯给成功下定义：“如果你信用好，做事对多于错；如果你获得儿女尊敬、儿孙爱戴、朋友信赖；如果你能抬头对神明说‘我已全力以赴’，那么，你就是个成功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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