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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末，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它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这一段话却很值得重视。在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学说，所以齐国的管仲主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的确，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得到的普通经验。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认真地积蓄力量，估量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它的实现。古人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当时恰值鲁僖公十六年、后十二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即公子重耳）果然伐卫国，正月六日占领了五鹿这个地方。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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