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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这是一种落后的迷信，现在决不会有人相信它了。但是，作为一种风俗，它的产生和发展，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就以“玉皇”的生日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一些道理。 “玉皇”的生日定在正月初九，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很难考查。但是，明代已经有此一说，这是可以断定的。据明代王逵的《蠡海集》记载：“神明降诞，以义起者也。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原始要终也。”明代黄道周的《月令明义》也说：“正月初一日，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初九日，玉皇大帝圣诞。”还有清代黄奭的《月令注解》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部书据说是唐明皇所撰，黄奭加以编辑。这样说来，好象所谓“玉皇诞”。在唐代就已经定在正月初九了。然而，这是否可靠，还有待于证明，不过，唐代已经祭祀“玉皇”却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倒是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的意义。据王逵的解释。因为“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所以“玉皇诞”就定在正月初九。这个解释，大体上是有根据的。王逵是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生于浙江钱塘县，跛一足，行动不便；家庭穷困，幼年受尽欺凌。到了成人以后，为生活所迫，卖药糊口，仍然不得一饱。又常常替人卜卦，猜测吉凶祸福，当然都是骗人的。他自己很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努力读书，博览诸子百家的典籍，居然有了很丰富的知识。后来他著书立说，常常解释一些别人不能解释的问题。他对于“玉皇诞”为什么是在正月初九，做了这个解释，倒也合乎封建时代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当然这里头也包含某些科学道理，因为正月初九是与立春的季节相适应的。 按《孝经纬》记载：“大寒后十五日，斗指东北维，为立春。”又《礼记》《月令》注云：“距冬至日四十六日，为立春。”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首《推立春歌》写道：“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接着，作者解释说：“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已日卯时立春。”这样看来，按照中国旧的历法计算，每年正月初九日，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立春的节气刚过的时候。而每年的每一个月份的第九天，恰恰是“一阳初始”的时令，这是大自然开始“万象回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所以，古人把这一天当做大自然的主宰——“玉皇”的生日。似乎也颇有道理。 我们从古代的人们祭祀“玉皇上帝”的时候，向“玉皇”祈祷的内容上，就不难看出人们的目的何在了。例如《唐书》《礼乐志》载：“显庆二年，定南郊祈谷，及明堂大享，皆祭昊上帝。”当时制定了一种乐曲，名为“享昊天乐”，其中有许多歌词，都表示了祈谷的意思。比如说：“九秋是式，百谷斯盈”；“玉烛红粒，方殷稔岁。”这些意思不是很明显吗？一直到清代，据《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元年定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于大享殿，行祈谷礼。” 这里所谓“昊天上帝”“上帝”和“玉皇”都是相同的。古代的人对于农业特别重视，除了许多专门掌管农事的天神以外，还一定要把玉皇上帝看做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宰。这从古代的许多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三国明代的曹植，写了一篇《诰咎文》。他在序言中说：“聊假天帝之命，以诰咎祈福。”文中写道：“效厥丰年，……雨我公田，爰暨于私。黍稷盈畴，芳草依依，虚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岁丰，民无馁饥。”在曹植的时代，虽然还没有“玉皇诞”的风俗，但是，他已经把玉皇上帝当做大自然的主宰，特别是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宰，这是很明显的了。 在古代的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远不足以控制自然，不能抵抗自然的灾害。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不得不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广大的农村，时常由于严重的水、旱、风、蝗等天灾的为害。而形成了连续不断的荒年。这就使得人们不能不靠天吃饭，迷信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把它神秘化起来。虽然，在那些年代时，也有个别大胆的科学家，敢于揭发大自然的秘密，找出一些客观的规律，但是，作为一切旧时代的主导思想，总是带有盲目迷信色彩的宿命论思想。 只有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人们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才能逐步地完全克服盲目迷信的成分，而达到了自觉的科学认识阶段，从这个方面说，我们最近两三年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科学精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民群众再也不会迷信玉皇上帝，再也不会去向老天爷祈求丰年了。我们的人民群众用自己宏亮的声音，到处唱出了这样的新歌谣：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由此可见，古老的“玉皇诞”，在现时我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罢了。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更进一步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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