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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只好勉力试为之。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乌鲁木齐，曾应新疆学院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讲演。当时的讲演记录后来登载在《新疆日报》的副刊，加了个题目：《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解放后，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子夜》把这个讲演记录的一部分译为英文，用《关于子夜》的题目登在本文的前页，算是代序。但是那次的讲演只是以《子夜》为引线，泛论了小说写作的如何必须有生活经验作基础，如何分析社会现象，确定主题思想，然后把握典型环境，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说《子夜》的写作意图，无非如此这般。但意图同实践，总有距离。就《子夜》而言，它能完成意图的百分之几呢？那么，具体地简要地说来，不过如下： 《子夜》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三○年春末夏初。这短短的时间内，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爆发为内战。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蒋介石为另一方，沿津浦铁路一带作战，其规模之大，战争的激烈，创造了国民党内战的纪录。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业也受到阻碍。第二，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濒于破产。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就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成为普遍现象，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罢工浪潮一时高涨。第四，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义，势已燎原。 《子夜》原来的计画是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小说的第四章就是伏笔。但这样大的计画，非当时作者的能力所能胜任，写到后来，只好放弃。而又舍不得已写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同时，单写城市工人运动，既已不能表现当时的革命主流，而当时的城市工人运动在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之下，虽然声势浩大，敌人惊惶失措，而革命力量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这就使小说的气氛，虽有悲壮之处，而大体仍然暗淡，显不出中国革命进行的伟大气魄与最后的必然胜利的前景。 对于立三路线，小说是作了批判的，但不深入。也没有描写到当时地下党员中间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以上种种，都与作者当时的生活经验有关。 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 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剩下一个问题不可以不说几句：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它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当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论点。《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的谬论。在这一点上，《子夜》的写作意图和实践，算是比较接近的。 当然，《子夜》的缺点和错误还很多，读者自知，这里就不噜嗦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 茅盾记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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