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现代性”的语境还原
作者：赵 琨
然而一个难题是，究竟怎样进行价值重估？是建构一个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并在这个时间轴线上、线性模式下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还是把传统价值重新置入一个新的系统中进行观照，既有对现代性的渴求，也不舍弃对现代性的质问和现代化方式的探讨？事实上，这种纷争在晚清就在知识界萦绕不休。而在比较“五四”与白银时代文学时，这个问题格外突出，“五四”新文学所展现的现代性，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参照来衡量？如果放到一个线性的时间轴线上去看，则现代性就是“进化”到更高级阶段的标志，那么不但会有高级的现代性和低级的传统性，也会有高级一些的现代性和低级一些的现代性之区分。套用于文学形态，则同样可以按照现代性的层次区分出等级。显然，这种划分是机械的，其价值预设必然要以牺牲多种文化的差异性为代价。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划分等级，而是从不同的现代属性中发现文学发展形态的生成条件。
上述困惑不单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独有，它本身就是“现代性”概念自身携带的悖论之一。当人们要求“现代性”破除以时间为轴心的线性进化观念，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参照时，却必须回答“现代性”究竟包不包含时间的向度？如果确乎存在着发展的向度，究竟怎样才能不以某一中心为参照？还有，“现代性”究竟是一种质的描述，还是一个过程的概括？是某一种预期达到的标准还是多种多样的标准？
“现代性”概念之所以会引发上述争议，是因为这一概念本是源于西方经验的，而当它被用作一个普泛性的概念时，其作为前提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预设自然就会导致概念与现象之间的不适。
那么，能不能用一个统一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质的描述？如果这个概念在区分的意义上（即，它不是古代的属性，也不是近代的属性）必须具有一个质的核心的话，这个质应该怎样规定？美国汉学家艾恺（Guy·S·Alitto）在给“现代化”下定义时提供了一种颇有启发性的思路，他说，“这个定义应尽可能和西方经验的特殊面相隔离，也就是说，不能是带有‘文化界际色彩’的。”所以，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而非这个过程达到的程度”。[12]我们认为，这一思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现代性要领所包含的发展向度与价值预设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定义是不拘于某一文化的，现代性也应如此。如果它必须在区分的意义上具有一个质的规定性，那么这个质的规定必须兼顾到个别文化的特定性。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现代性就将变成一个先验的价值评定概念。
我们比较“五四”与白银时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人类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特殊性的东西，更清醒地认识文化语境对于文学现象生成所具有的制约作用。但有必要申明的是， 对特殊性的认识并不应该泛滥成“文化相对主义”的顽固与狭隘的态度，否则，一切的比较都将变成现象的杂陈而失去意义。
注：
①“五四”和“五四时期”的概念也被非常不严格地使用着。本文参考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倾向于将这一时期界定在1915—1923年左右。
②本文用这一概念，指称自19世纪90年代初起到1917年左右，以诗歌和哲学繁荣为标志的整个俄国文化高涨的现象。
③例如，认为“五四”只选择吸收了当时正走向衰落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而排斥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既与中国哲学、美学根基有关，又是受现实目标和一贯缺乏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所决定的，加上不甚规范的翻译和有失偏颇的理论译介的推波助澜，“五四”文学、甚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中国文学走向了偏狭。
④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42页。
⑤关于西方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对比，参见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版，第18、19页。
⑥⑨顾蕴璞《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附录）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34、535页。
⑦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332、333页。
⑧林精华《论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一期。
⑩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11][12]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6—7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