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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还是对立
作者：袁 丁
作者用如诗似画的语言为大多数未履藏域的汉族读者勾勒出与他们熟悉的环境截然不同的异族风光：世袭的土司，顺从的奴隶，石头堆砌的堡垒，阴森恐怖的行刑柱，喇嘛翩翩起舞呼风唤雨，寡妇纵火自焚诅咒仇敌；浓郁的神秘氛围无处不在，激发着读者的阅读欲望。
然而这本充满神秘的小说又并非是晦涩的。汉族的读者能够很轻松地阅读它，并从中寻找出许多熟悉的元素。如《三国演义》一般的领主争斗，为了获取权势、金钱、土地，尔虞我诈，合纵连横；与《红楼梦》相仿的家族兴衰，主子的专横跋扈，奴才的卑躬屈膝，当然还有少爷与地位不同、品性各异的女性的灵肉纠葛；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读者还会发现，在这个看似陌生的地域中发生的故事里，其实他们头脑中熟识的那个喧闹的时代的大部分现代性的进程，作者都没有漏下：国民革命与皇权的颠覆，军阀混战与难民的流离，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红色政权的最终胜利——甚至还有中国被动的近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个符号：鸦片和梅毒。这样的进程、这样的符号在大多数读者的阅读经验中，是不难找到可以互相印证和产生共鸣的交叉点的。
能够在以距离感吸引读者和以熟悉感容纳读者中间搭起连接的桥梁，也许就是阿来的成功之处。作为一个汉藏混血儿，一个生活在汉藏杂居的四川西北部，自认为“用汉文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能够以汉藏双重的文化视角审视生活，并诉诸笔端。而在《尘埃落定》中，他也是有意识的这么去实践的。一个汉族人理应毫不感到隔膜的有关聪明与愚蠢、情爱与仇恨、发展与消亡相互冲突的故事里，同时充满着陌生新奇的有藏民族特色的制度惯例、婚姻丧葬、礼仪节庆、饮食医药、生活起居。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 《尘埃落定》里的世界似乎是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的一个遥远的镜像，缥缈神秘而又似曾相识。这样的小说，登上畅销书榜，自然是水到渠成。
然而对于文学评论者而言，如何去阐述这篇小说却远远比好读好看要复杂得多。
由于作者身份和小说描述故事的发生地的相对特殊性， 《尘埃落定》引起反响以后，随即就有人认为该作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藏族文学作品，是“藏族人写的藏族人的故事”，或者说其“真正体现了藏族美学和心理学特色”；①认为其标志着藏族文学继扎西达娃之后的新发展，达到了当今藏族文学的最高峰。②然而这种族别论断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藏族美学和心理学特色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有一个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答案：对于宗教的虔诚，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藏人的生活与文化，无一不笼罩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中。然而在《尘埃落定》中，我们恰恰找寻不到这种虔诚信仰的痕迹。
我们看到的是在故事发生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着大量诵经礼佛的僧人喇嘛，也有着被默认为是“众多神佛在这片土地上的代表”③的活佛，但是他们在大部分时候，并不是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而更像是可怜兮兮、乞食于土司家的附庸，类似于汉人富户家的清客一般。小说中济嘎活佛被土司夫人拒之门外，取笑戏弄，却依然屈膝求见， 目的只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寺庙为土司迎接客人，一听见能够得到布施就红光满面。而门巴喇嘛则是常年养在土司家中，其行动似乎也只限于为土司家人治病占卜和与济嘎活佛争宠而已。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才是最高的主宰，他们在高兴时可以给予僧侣一定的财富和一定的尊重，同样在愤怒时也可以随时剥夺他们的生命与尊严。
这样的一种僧俗关系无疑昭示了在这块土地上，虔诚的宗教信仰将是阙如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济嘎活佛曾经“想去西藏朝佛，也想上山找一个幽静的山洞闭关修行”，④但是都被自己为生计打算的考虑所打消；傻少爷的奶娘花了几年工夫徒步前往拉萨朝圣，回来后也没有得到多少羡慕和赞赏；从拉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佛学渊博、信仰坚定，雄心壮志要以正统严肃的格鲁巴教派取代这里世俗味十足的旧教派的翁波意西，却曲高和寡，最后还因为挑战土司的权威而被割去舌头，做了奴隶(须知格鲁巴教派即黄教早在15世纪便已成为西藏藏传佛教的正统宗派，两大最高活佛达赖和班禅都属于格鲁巴教派)；还是作为土司继承人的大少爷在拒绝翁波意西的传教时直截了当地为他的家庭及其治下的土地作了代表性的回答： “我不相信你们的那一套东西，不相信你的，也不相信别的喇嘛的!”⑤至尊无上的佛法在这里失去了地位。
的确， 《尘埃落定》中也并不乏预言、幻视、诅咒、报应等诸多神秘的元素， 但仔细读来，它们几乎都与宗教无关。与扎西达娃等人的藏文学作品相比，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更近于巫觋的诡谲，而不是信仰的虔诚。应当说藏文化的神韵风骨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得并不明显。
阿来本人也反对将自己的作品贴上藏族文学的标签。他一再强调自己追寻的是“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他的看法是，“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人们生活在此处彼处，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⑥而他之所以要以“异族”或“异域”为题材，不过只是一种借用，目的在于表现历史的普遍性——“我并不认为我写的《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和死的观念。爱与恨、生和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⑦于是便有论者将阿来的这种创作初衷冠以“跨族别写作”的名称，并认为其本质是一种跨越民族之间界限而寻求普遍性的写作方式，是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化族别写作和族别写作两种程式的跨越。⑧
但是当我们以所谓跨族别写作的概念来观照《尘埃落定》时，我们依然会困惑。
毫无疑问，阿来在小说里是在刻意地传达族别间文化交叉杂糅的信息的。故事发生的四川西北部的阿坝地区，是成都平原与藏区的接壤处，属于汉藏交界地带的藏族区域；主人公所属的土司家族，其种族与宗教的优越性来源于“下午的太阳下”的达赖喇嘛治下的西藏，而权力以及“土司”的头衔则来自于“早晨的太阳下”的汉族皇帝；至于主人公二少爷，则干脆被塑造成一个汉藏混血儿。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读者恐怕不难发现作家笔下生活在汉藏文化交点中的种种人物却未必承认汉藏间所谓的“跨越民族间界限的普遍性”。
藏族的土司在和汉族的土司夫人生活了多年以后，依然认为后者是另类，因此要求她代替自己去和汉人军队的率领者黄特派员交涉——“我是弄不懂汉人的心思的，还是你去办这件事吧”；⑨汉族的黄特派员在失势投奔“我”二少爷时，面对着主人公“汉人都是一个样子的，我可分不出哪些是红色，哪些是白色”的困惑，坦然而又别有意味地说“那是汉人的事情”；⑩汉藏混血的主人公二少爷，因为白色汉人的军官无法接受在厕所里谈判的方式，拒绝了和白色汉人的合作。这些情节所昭示的，究竟更多的是民族性还是共性呢?答案不言而喻。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里展现的种种文化乃至心态差异及冲突中，作家的族别地域定位是在藏与汉、本土与域外间游移徘徊的。
有论者以为： “阿来与《尘埃落定》在地域和族别上所表现出的本土定位显而易见。”[11]从小说故事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的确如此。麦其土司本来相对封闭而完整的领地， 自从为了在与汪波土司的战争中获胜而引来汉人的军队助阵之后，就立刻被卷入波诡云谲的危机之中。显然在作家看来，随着汉人的进入，土司辖地固有的宁静被打破了。在与汉人的一次次接触中，军火、毒品、梅毒等等现代性的灾难也涌入藏区并逐渐把土司家族引向毁灭，直到红色汉人的到来将后者彻底埋葬，同时故事的主人公二少爷也在“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12]的呼唤中死去。我们读出的是作者强烈的本土意识，是对具地域和民族特殊性的生活方式的衰败的痛惜和无可奈何，是对这种外来的席卷大地的现代化过程的感伤而不是欣然接受。同样的，这种本土定位还可以从故事中主人公对于旅居英国的堂姐的厌恶、对于白色汉人和红色汉人争斗的漠不关心、对于解放军中的红色藏人“趾高气扬”的反感中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证。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作家在小说中却又在不断地借用二少爷的思想反思甚至指摘一种本土意识。他嘲笑汪波土司询问“汪波大还是中国大”，揶揄后者以为“印信啦，银子啦，刀枪啦”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随着一道蓝色闪电自天而降”；[13]他因为父亲麦其土司将自己的小小的领地说成是国家而觉得他“可怜”，并且给读者解释了一遍“土司”和当地语言中表示王者的“嘉尔波”一词之间似是而非的关系；[14]他在回答父亲关于让麦其家更为强大的问题时，淡然表示一切已足够， “土司就是土司，土司又不能成为国王”；[15]他指责哥哥、麦其土司的继承人以为可以靠战争吞并其他的土司，认为其“应该明白历史上任何一个土司都不是靠战争来取得最终的地位”，提醒他“历史上有过想把邻居吃掉的土司，结果汉人皇帝派大军进剿，弄得自己连做原来封地上的土司都不行了……汉地，并不只是出产我们喜欢的茶、瓷和绸缎”。[16]而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作家更让二少爷预见了土司制度的最终消亡，他看到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看到了尘埃落定之后的一无所有。这些情节中的二少爷形象与那个因为听说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就问父亲“大的国家就永远是白天吗”[17]的傻少爷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对于外界不是懵懂无知而是远比他的同胞要清楚明了。在这里，阿来的民族和地域定位又绝非是本土化倾向的，他对于土司制度的认识更像是个外来的汉人。而且阿来还要刻意地去凸显自己的这种非本土的定位，以至于在具体的描述中为了让主人公二少爷做自己的代言人而几乎将其生下来就智力不健全这一命定的特性抛诸脑后，让其说出了大量完全不符合其智力、教育水平和见识经验的话语。
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汉藏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受教写作的阿来与他笔下汉藏混血的二少爷共同面对的困境。在传统与革新、衰老与新生、继承与抛弃之间，几乎所有的东方民族都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旧有的宁静生活为现代化所席卷是必然而且必须的，然而其进程又是痛苦的，而当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与异族异地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互为表里并强行注入时，这阵痛就尤为刻骨铭心。假如在当今的时代，民族、地域间的差异真的能用一个简单的“跨”字就可以跨越、消溶和混同，那么文化与血统的混血也许能使一个人因为自身能够成为交流的桥梁而欢欣鼓舞并淡忘这种痛苦；但是恰恰相反，在当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所谓文化寻根、所谓身份认同的追问之下，族群间的对立反而更加彰显，而混血带来的更多是夹缝中的无奈、无所归依的彷徨和首尾两端的矛盾——难怪二少爷要在小说中一再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而又得不到答案。
双重的文化背景、情感态度、价值取向是《尘埃落定》成功的元素，但是同时也是对其的评论大相径庭的原因所在：有人将其视为有特色的藏族文学，有人赞叹其为藏人以汉语写作的范本，也有人目之为藏语言文学失语的写照。[18]阿来自己对于作品的态度也是莫衷一是，他一方面明确宣示自己的藏族作家身份(而不是突出他是混血儿)，一方面又拒绝别人将其作品仅仅视为“藏族文学”；在有的场合阿来一再强调人群不因“异类”而别，“欢乐与悲伤，幸福和痛苦……此处与彼处，并无大的区别”，[19]自己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历史感”；在另外的场合，他又抱怨“《尘埃落定》从人物形象与文体两方面所受到的西藏民间文化影响被长久地忽略了”，甚至不无遗憾地指出“西藏的自然界和藏文化被视为世界性的话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民间文化却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20]
也许在这样的纷繁芜杂之中，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问题的始点： 《尘埃落定》就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无须将它当作“唱给土司历史的一首深情的挽歌”，[21]也没有必要将其视为“现代性去除异族生活神秘性及其相关想像、显示各民族生活现代普遍性”[22]的注脚。阿来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发生于历史结合部、社会阶段结合部和民族结合部的故事，在真实而且毫不讳饰地将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包括他自己对于这种种结合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寄寓其中的同时，也希望能为读者展示一种不同的风情，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一种不同的生命智慧。仅此而已。通过《尘埃落定》，阿来成功地由一个边缘作家进入主流文学的庙堂，同时由于他的努力，生活在文化边缘、文化夹缝中的普通藏民的生活与心态也得以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
注：
①[11]参见徐新建：《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7月第4期。
②参见寇才军《由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看当今藏族作家文学的发展》， 《西南民族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第3期。
③④⑤⑨⑩[12][13][14][15][16][17]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1页，第69页，第91页，第28页，第326页，第407页，第19页，第37页，第166页，第167页，第8页。
⑥[19]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2期。
⑦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9月第5期。
⑧[22]参见王一川《跨族别写作与现代性景观——读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四川文学》，1998年第9期。
[18]参见德吉草《认识阿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9月第5期。
[20]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3期。
[21]参见董正宇：《一个傻子眼中的“尘埃”世界——试析阿来的〈尘埃落定〉》，《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月第2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