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民族国家文学

作者：刘小新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西方的“现代性”体现为神学世界观的衰微，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性化以及市民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现代性”同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因此，民族国家话语无疑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个核心话语。正如刘禾所言：“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刘禾明确提出了“民族国家文学”的概念，并且认为这一概念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对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语境的重新认识。当然，“民族国家文学”概念并非刘禾的发明，她的看法至少受到了詹明信的《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的启发。刘禾说：“谈到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詹明信那篇关于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寓言的文章，因为在当代西方理论论述中，它通过‘民族寓言’的说法，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①
　　其实，詹明信和刘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诠释有着更广泛的学术思想背景。民族国家文学概念显然与当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发展有关，它甚至是当代民族国家论述的一个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特征、体制结构、民族意识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政治学国家理论的崭新成果，如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安德森的《想像的社群》以及法侬的《不幸的地球》等等。法侬已经多次使用了“民族国家文学”概念。在谈到非洲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时，法侬指出非洲知识分子经历了从追求种族化的整体的非洲文化到国家民族文化的转换历程。黑人国家民族意识的演进改变了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学表现的形式、风格与主题，也创造了全新的阅读大众。法侬认为当作家开始以自己的人民为说话对象时，“民族国家文学”就宣告正式诞生。巴塞维的《国家文学与文学系统》同样使用了国家文学的概念。晚近，人们又被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所深深吸引，在全球语境中，“民族国家文学”概念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在这一语境中，90年代的中国文论也对“民族国家文学”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批评家开始用这一范畴重新思考、描述和阐释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李杨在1993年出版的《抗争宿命之路》中，用“民族国家叙事”概念重新理解与阐释1942—1976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话语类型叙事、抒情、象征放置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谱系学的分析’，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反抗有关。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的变化，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叙事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抒情是完成了建立国家的任务之后对主体性——人民性的颂歌；而象征则根源于再造他者、继续革命这一‘现代’的幻想”。②李杨显然从詹明信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虽然他的论述线条过于清晰而有些简单化，至少在处理阶级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的关系上不能让人满意，但他的讨论的确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思路。现代文学比当代前期文学显然要复杂得多，当人们尝试使用“民族国家文学”概念概括现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时，许多人都对可能产生的简单化有所顾虑。刘禾曾经断言：“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里的“现代文学”其实是由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所建构的“现代文学”知识和观念，“而不是第三世界的文本所固有的本质”。刘禾其实并不赞同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说，她以萧红的《生死场》的接受史为例说明现代文学的解释与评价“一直受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阅读成规产生了一些盲点，在《生死场》的批评个案中，至少忽略了小说空间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忽略了女性经验的特定含义。刘禾的思考要复杂一些，的确，并非所有的文学都能纳入“民族国家文学”的框架，许多文学作品还存在其它意义层面，诸如个人、性别、阶级等等。但刘禾从《生死场》的后七章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却过于性别化而难以令人信服。
　　许多年以后，在韩毓海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的文学卷中，旷新年撰写的“民族国家的文学”一章已经能从容地处理民族国家叙事与个人话语、阶级话语等关系：“西方的入侵不仅给中国最初带来民族危机，而且同时也带来了有关国家的知识与想像。它要求着民族国家主体的建构。然而，在对西方现代性本质的追溯性理解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结构之下发现了与之同构的现代个人主体。因此，现代性意味着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从而产生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双重的现代主题。”“直到革命文学和阶级话语的兴起，国民性话语才被取代。然而，阶级话语又交织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中。”③这种见解显然吸收了80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成果，如汪晖的《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以及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性质的阐释等等。无疑，人们对“民族国家文学”概念的认识成熟了许多。
　　旷新年初步梳理了从梁启超的新小说运动到胡适的“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现代民族国家论述。这一梳理比得出某些结论提出某些观点更重要。然而，他的梳理还是粗线条的，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忽略了。比如与梁启超相抗衡的章太炎所阐述的“国性”、“种性”、“国粹”概念；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的“国家与艺术势不两立”的观点等等。耿传明的《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像与文化认同》在旷新年的基础上补充了这些环节：“梁启超的这种民族国家主义可以说代表着一种在现代世界生存所应具备的常识理性，它是一种务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它不为某种高超的理论、主义所吸引，而是着眼于当下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现实。其后20年代的国家主义、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以及40年代的‘战国策派’，大致都未出这种梁启超的民族国家主义的范畴。他们对外倡导一种唯实政治、尚力政治，对内则强调国家至上、民族之上。他们与现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构成了或隐或显的对抗。表现于现代文学中，20年代则有‘醒狮派’、‘大江社’等国家主义派的文学创作；30年代则有老舍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和带有某种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民族主义派’的文学等；40年代则有‘战国策派’林同济等人的文化主张和创作。这种民族国家主义文学都是诉诸一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感，唤起人们的救亡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消弭内争一致对外。他们对个人主义、家族主义、部落主义、阶级主义都持否定态度。它们都带有一种救亡主义的时代特征，还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④如此，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文学”概念的演变脉络变得的清晰起来。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远未完成的工作，许多有意味的理论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清理。
　　
　　注：
　　①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第298页。
　　②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③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④耿传明《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像与文化认同》，《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