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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历史的转义
作者：陈 浩
三
到底是以已经把握的历史背景来阐释需要探究的文学形式，还是以对文学形式的把握来阐释有待揭示的历史?或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单维思维观念，将形式与历史看成是相互涵盖的关系，从而在形式阐释与历史阐释之间作复杂的来回运动，以把历史和形式均置于有待确立的前景之中?
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最后一章中对以上问题作了新的思考："在文化领域内，相对透明并可以论证的东西，即变化在本质上是寻求以形式来充分表达自己内容的一种功能，恰恰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实物化世界的不清晰的东西……"因而，詹姆逊认为有必要颠倒原先的阐释程序："这里，形式不是作为最初的模式或铸模，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而是作为我们的终点，作为只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明晰表达。"15与詹姆逊观点相似，伊格尔顿在解读本雅明的过程中，发现了具有象征性质的意识形态已将分裂的历史文化融合成一个理想化整体的运作秘密："在理想化的刹那，意义和物质谐合为一；就在这一脆弱的、非理性的瞬间，存在与表意实现了和谐的整体化。"因此，要还原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就不能用已经整体化的"文化"来阐释具体的文学，"因为文化现在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亚神台"。16"内在形式"、"内在内容"以及"内容逻辑"等成为形式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正是这种新的阐释要求的体现。
"内在形式"或"内容逻辑"等概念，当然并非形式社会学的首创。但对形式社会学来说，它可以在关涉到历史无意识的层面上，将形式重新置于有待阐释的历史深处，恢复其不透明的性质，从而为透视历史的复杂性--包括历史内部的种种冲突、裂隙等，提供一条全新的路径。从这一角度看，对西方传统理论有关形式的界定作出较大幅度的修正后，还需要对形式与内容、形式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
晚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持有这种看法：形式绝不只是外在生活材料的透明表现，而是秘密地与生活材料处于冲突状态之中并内在地规定着文学性质的一种不透明的社会功能，既是文学内容的真正秘密所在，也是洞悉历史真实不可多得的机会。那么，形式是如何获得对文学性质的内在规定功能的呢，或者说形式是如何生成的呢?对此，现代形式社会学的看法也大体一致：形式的主要功能在于组织文学材料的过程中既发挥又隐匿其意识形态的性质。詹姆逊论及内容"在某种形式结构中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引用席勒的话指出"每一层内容都证明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形式"，17其实正是要说明貌似超具体历史情境的形式最终可以还原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已将形式视为始源性和内在的内容生成场所，而这一内容生成场所却是由特定的历史情状所秘密建构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性质即由此而来。
由于大胆引入了"历史无意识"、"政治无意识"概念，所以在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看来，对于形式并不能作一般的意识形态或审美性质的分析，而是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辩证批评才能洞穿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在此，辩证批评就相当于对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性质进行反思的自我意识。伊格尔顿以一种"批评必然与其意识形态史前史决裂"的要求，提出"必须采取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双重视角"："它一方面指向形式主义，另一方面指向语境主义，它所寻找的那种永远避退的话语可能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同时讲到艺术手法和整个物质历史，叙事的转折和社会意识的形式。"18而詹姆逊则从他喜欢称之为"思维的平方"的角度，要求"对受到潜意识压抑力歪曲的原初信息、原初经验"进行深层扫描，以"说明为什么内容会这样受到歪曲"。19伊格尔顿和詹姆逊所要说明的是，形式的真实意义已隐没在历史无意识的深处，它需要由辩证批评的清醒意识予以唤醒和照亮，才能进入当下的现实之中。例如，面对某首象征主义或晦涩难懂的诗歌，解读这首诗歌的具体象征手法或晦涩形式这不过是表面的阐释，即超历史的阐释；只有揭示了整个"象征主义现象的意义"和"晦涩本身"的历史性质才能真正切人其内在的意义核心，因为所谓的审美意义不过是具体历史意义的泛化而已。
如果说形式的真正意义关涉着历史无意识，那么显见的经济事实便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所在。对伊格尔顿来说，历史真实是在"一种有关意识形态结构的科学"的反思时刻显现的，而詹姆逊则认为"经济因素的出现，基础结构本身的显现，只是接近具体的迹象"。20所以，在詹姆逊和伊格尔顿提倡的辩证批评中，美学范畴的形式问题与社会学范畴的历史真实根本不是阐释主题与阐释背景的关系，而是两者由分到合地共同还原为历史具体性和同一性的辩证过程--这才是历史的具体真实所在。詹姆逊的以下论述很好地代表了这一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由文学进入社会-经济学或者进入历史，并不是由一个专门学科进入另一专门学科，相反，它是由专门化状态进入具体自身的运动。"21于是，在取消了形式与历史对立面的阐释活动中，我们对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可能得出新的看法："作为形式和背景、点与面的关系，让位于两种领域、两种系列和两种连续统一体的重合。"22
在看待文学形式问题上，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由于混和着某些后现代的理论因素，所以比法兰克福学派更为激进。他们不仅都坚持所有的美学、艺术阐释说到底都是政治阐释变形的观点，而且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种"超历史性"的阐释立场，以便将已有共识的历史叙事置于有待重新确立其真实性的远景之中。在这种激进的思想中，隐身在历史无意识深处的文学形式，其意义就远远不限于对文学的审美性质作出规定，而是可能扩大到对历史叙事、历史话语的塑型问题。于是，形式与历史的关系便有可能真正贯彻双向阐释的观念：在历史决定着形式的同时，形式也决定着"历史"的构成。
四
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对形式与历史的转义阐释，最终要达到的是对历史真实的洞悉，如伊格尔顿在谈到寓言问题时所说："'本质'不再是一种压抑和隐伏在客体背后的秘密，而是被拖到光天化日之下，使它成为硬朗实在如青铜的解说词。"23这意味着把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泛泛地联系起来阐释是不够的。伊格尔顿，特别是詹姆逊以"超历史性"立场所要切人的是文学形式的历史地质学层面，即形式、美感与社会、历史原生态的同一性关系。从方法论上说，这已悄悄接近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所要大力复兴的修辞学阐释立场。
事实是，詹姆逊确实多次把辩证批评又称之为"辩证修辞学"。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认为"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像是历史的转义，像是历史理解过程中的真正时间性的修辞手段"。这种观点显示了詹姆逊对于历史哲学的双重构想：关于历史的修辞性阐释必须具备一种对必然性的想像努力，但同时又要时刻意识到这仅仅是一种接近历史真实的想像努力，由此才能使我们避免陷于实证主义的幻觉，从而以一种在思维对象与思维方法之间往复运动的辩证立场，"重新打开通往时间和历史本身道路的深刻倾向，并在永不止息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废墟上，重构变化着的真理"。24而到了詹姆逊写作《政治无意识》时，终于以一种对"政治无意识"的查稽原则提出了"超历史性"的批评："正是在查找那种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在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和必然性。25
一旦将结合着"政治无意识"、"历史无意识"理论的修辞学阐释立场运用于历史分析，那么我们显然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可以不加引号地直接谈论历史了。在此，历史与作为历史叙事或历史话语的"历史"之间必须作出严格的区别：前者是永远有待认识的前景，后者则只是仅仅意味关于历史的一种想像或走向历史的一种努力。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却已不再使人感到惊世骇俗。
由于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的影响力，这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代批评理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或可能：形式社会学正在与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形成一种观念上的互补和交融--当然，这绝不意味这两种理论之间消除了分歧。
当形式社会学理论主要着眼于从历史向形式投射的向度阐释文学时，对形式的阐释将最终面对着"内在形式"具有独立生成内容的能力是否可扩展到非文学的历史叙事领域，即形式的意义真正潜入"历史"之中的问题；相反，形式主义一开始便致力于形式具有独立生成内容功能的研究，但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托多罗夫、什克洛夫斯基等形式主义者感到与历史绝缘的形式观念，不仅面临着对形式发展动力的阐释难题，而且最终同样需要面对"内在形式"超文学的人类学的深层意义作出阐释。所以，现代形式社会学与形式主义两种理论出现了交融的趋势，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相近的看法。
伊格尔顿认为英国小说兴起之初即出现了斯泰恩最伟大的"反小说"，这绝非偶然："斯泰恩的小说只不过是以极为夸饰的笔法暴露再现式写作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写作只有消除自身才能实现自身的功能。"26如果说形式的无意识意识形态属性无论如何都制约着内容的生成，那么这种隐秘的功能难道不会渗入我们对于历史的想像以及同样号称无须任何形式中介的历史叙事之中，从而影响着一直被设定为释义背景和起点的"历史"构成?因此，如果暂时倒转历史与形式的释义向度，将形式对"历史"的隐秘投射揭示出来，那么不仅对形式的社会学阐释将获得真正具体的意义，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对于历史真实的理解将会取得新的观念，从而改变毫无疑虑地使用"历史"的批评立场。
与社会学批评有所不同，形式主义则从形式观念内部逐渐接近了历史叙事问题，开始突破形式只是自我指涉的观念。当雅各布森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解读证明了号称直接呈现事实而无须任何形式中介的叙事形式背后，同样存在着对偶然细节的"自然"呈现与"事出有因"的情节设置两个隐秘的形式陈规后，27以文学形式阐释历史叙事的维度便已开启，由此启发了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叙事不过是文学叙事转义的观念。卡勒指出："解释历史的模式也就是故事发展逻辑的原理：故事怎样表明事情因何而发生，怎样把最初的情景，后来的发展和结果用合情合理的方法联系起来。"28正是从"使历史清晰可知的模式也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观点出发，卡勒解构了文学-虚构/历史-事实的对立设定。而新历史主义则从历史话语的修辞性质入手，揭示出一贯被不加批判地认定为"真实"的历史话语与虚构故事的区别不过是一种惯例错误而已："事实上，历史--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历史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成问题和神秘的东西变成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29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这种观点，在体现了以形式理论解构确定性"历史"的意图同时，也反映出悄悄将形式观念植入到历史内部以确立其深层社会功能的努力。
在论述20世纪的文学研究时，皮埃尔·洛雷特指出20世纪新出现的"科学性和历史性"两种方法以及与此对应的"形式化幻想和史学化幻想"两种理论努力，并认为这两种理论在具体研究中很少和谐色彩。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完全。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学批评与形式学派尽管不能说已经融为一体，但其交融的趋势还是颇为明显的。这意味着现代理论对文学的内在审美分析和外在社会批判的认识已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
立观念，努力将文学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有机地统一于更为微妙而复杂的"内在形式"之中--而"内在形式"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问题，正是形式学派与形式社会学各自开展文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场所。
①参见葛兰西《内容与形式》，吕同六译，《文艺理论译丛》(2)，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第114页、第117页。
②③分别参见和转引自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第179页。
④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⑤151720212224分别参见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7页、第278页、第284页、第342页、第272页、第320页、第7页、第305页、第317页。
⑥分别参见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第192页；皮埃尔·V·齐马《从作品结构到社会结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文学社会学的贡献》，见张英进、于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32页。
⑦参见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⑧参见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5页。
⑨⑩分别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第250页、第9页。
11分别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第244页；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91~192页。
12卢卡契晚年对形式与历史之间中介问题的重要性有所觉察，在《审美特性》中试图对此作出补充性的研究。他一方面设想从"日常思维"来解释"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的起源，另一方面又设想"由反映中反复的、持续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中推导出形式"。参见卢卡契《审美特性》，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前言》第1页，正文第203页。
1314分别参见吕西安·戈尔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第19-21页。
16182326分别参见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第189页、第109页、第55页、第48页。
19参见詹姆逊《元批评》，见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蓬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25参见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蓬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27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6-68页。
28参见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0页。
29参见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30参见皮埃尔·洛雷特《普遍性与可比性》，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述》，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