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新历史小说”论
作者：巫小黎
把小说再作进一步分析，可以知道，二拐子是小说的第一讲述人，青果老爹是小说的第二讲述人，这两个叙述者承担了历史与现实的见证人角色。二拐子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青果老爹是现实事件的目击者，青果老爹的讲述，一部分是自己目击与经历的事件，一部分是转述二拐子的叙述，历尽苦难沧桑的青果老爹，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反而充当了一个二传手的角色，讲述的过程又夹着许多无法直说的人生感叹，小说的叙事就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行进，叙述的时间与空间跨度显得更加宽阔，隐含作者在这种结构中则收放自如，时而眼前，时而过去，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结果是，历史事件变成了零零碎碎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传奇化了的历史，对经典的历史叙述产生深刻的质疑。又由于小说叙述的是青果老爹听来的故事，而且讲故事的二拐子也已经死去，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就受到质疑。因此，这样的讲述就起到了双重质疑的效果--对历史存在的真实性与小说讲述的历史真实性--的质疑，显示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原来平面的线性描述呈现出立体的效果。
从上可以看出，与传统／经典的历史小说不同，新历史小说不再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般来说，新历史小说普遍有一个貌似完全属于个人经验的历史故事，讲述的方式或家族成员对先人的追述，或历史知情者对往事的回忆，或者由野史方志的记载牵引出纷繁复杂的线索等。创作者主体甚至还引经据典地摘录一段言之凿凿的史料，或当事人的追忆。以往历史小说中传统的时空观被打破，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向读者讲述、解说历史的模式被转换为读者与叙述者共同参与追问、质疑、探询的模式，小说文本对历史叙述的颠覆功能因此得以实现。
五
还是直接进入文本的解读更能说明问题。就以前面提到李晓的《相会在K市》与廉声的《妩媚归途》为例吧。
《相会在K市》讲述-个诗人投身革命却又死于非命的故事。诗人刘东虔诚地投身革命，却又由于偶然的误会断送了年轻的生命，成了-个无辜的牺牲品。小说的展开原是为澄清刘东的"革命者"身份，结果却由此引出许多让人难以想像，无法明说的历史内幕。小说人物刘东死于抗战时期，1980年被追认为烈士。后来由于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的发表，引起了"我"对于他的"历史"的进一步调查，结果最后才弄明白，刘东的死，完全是一个恶作剧造成的误会，使他被游击队当作"叛徒"十分轻率地秘密处决。将这篇小说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发表的方之的《内奸》作一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两篇小说明显不同的意义取向。方之的小说讲述的是替一个"内奸"平反，为榆面商人田玉堂落实政策，恢复他的"革命者"身份的故事，为"革命历史神话"作有效的补充和修正，使这个"神话谱系"变得更加完整和完美，其所证明的是革命历史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和神圣性。而《相会在K市》对于刘东"革命者"身份的最终被澄清却使整个"革命历史故事"变得似是而非、真假莫辨。小说的意义既不在于考证清楚刘东的历史面目，也不在于使一段暧昧不清的历史终于真相大白。重要的是这个考证过程使得整个历史存在充满疑点，最终可能引向历史怀疑论。因此，它就从一个角度解构了以往关于革命的神圣性的叙事，颠覆了"革命历史故事"的经典文本所建构的权威话语，构成对整个历史存在的质疑，具有强烈的"反讽"的意味。
小说《妩媚归途》讲述的"我小舅"的故事。小说主人公陈怀桑在土匪司令裘金豹手下求得一份勤务兵的差事不过是为了爱情，但却又误入歧途，为历史情势所迫，轻而易举地被卷入政治革命的漩涡，鬼使神差地参与到政治性的阴谋中去，白白地送了性命，死时只有17岁。这里，-个完全个人化的故事不知不觉地就滑向历史，陈怀桑的个人悲剧象征性地折射出那个历史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小说因而具有"民族寓言"的特征。如果拿《红旗谱》、《青春之歌》、《红豆》(作者宗璞)等经典文本与《妩媚归途》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看出后者改写意识形态话语认定的"革命历史神话"的意义向度。江涛、运涛、林道静、江玫的参加革命与陈怀桑的"献身"革命，无论是初衷还是结局都大相径庭。
新历史小说个人化的叙述立场，把集体讲述"还原"到个人记忆，目的是有意绕过政治意识形态，拒绝政治意识对历史的过分渗透。那么，原来有很强政治意义的事件就成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我小舅"的故事(《妩媚归途》)，二拐子个人关于红军的故事(《灵旗》)。而且，个人化的讲述也含有另外一层深意，按弗·杰姆逊的说法，在第三世界的话语中，个人的故事总是象征性地折射出民族的命运，具有"民族寓言"特征。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贾植芳先生的一件事。2002年，先生荣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提名奖，事后众多媒体登门采访，有人问先生感觉如何，"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笑着说，我是个演员，这一辈子有时演反面人物，有时演正面人物，戴手铐和戴奖章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革命的需要!"④笔者以为，贾先生的经历，如实写来的话，就是一部很值得解读的〖JP4〗"新历史小说"，同样具有"民族寓言"的意味。
再回到上面的话题，新历史小说既然把个人化的讲述和民间视界的个人记忆作为叙述对象，那它就必然揭示出民间社会世俗化了的另一种面貌的历史。民间本来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民间社会中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和民间社会的文化观、价值观、道德观就很自然地支配着作家的话语姿态和叙事立场。在创作上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建构起来的启蒙话语的放弃，作家不再扮演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文学倾向于描写生活，而不是去评判生活，文学的教育功能逐渐萎缩，作家也以投合民间的文化消费，制造阅读快感为时尚。因此，在新历史小说中，阴谋与爱情、凶杀、斗殴与复仇，颇受创作者的青睐，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惯常使用的手法，被普遍移用，新文学史上的深度模式被通俗化的语言技巧，以讲故事为目的的叙事圈套所取代。如苏童的《妻妾成群》本来可以处理成一个以反封建为主题，以争取个性解放为目的的小说文本。把被虐待，被奴役，被损害，被作为玩偶的一群女人，设计成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大胆、积极、主动地为改变自身处境的旧时代的叛逆者形象，去表现几个弱女子的觉醒、抗争，反抗男权中心主义下的多妻制，反抗施暴于她们，把她们当成玩偶的男人的过程，这样，自然可以极好地回应五四时期的文学主题，更何况颂莲还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但是，苏童却让这些女人的全部才能、全部智慧统统施展到与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女性身上，演出一幕幕萁豆相煎的悲剧。知识分子一贯持守的精英立场、启蒙话语被放逐，旧式家庭内部由欲望、利害关系等生存因素衍生出来的妻妾争宠、家族矛盾构成了小说表现的重心，以此展示人的赤裸裸的原始生存本能与丑陋、野蛮的兽性，人的神性、理性的一面反而被遮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启蒙意识建构起来的历史观、人生观、是非原则〖JP4〗和阅读经验已经能对此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解读。
总之，在我看来，新历史小说使历史叙述显得更"像"历史，使历史呈现更加多样、复杂，更加立体、多面。多元叙事策略的运用，让叙述者和历史见证人(或拷问者)和读者一起自由地穿行于文本之中，活跃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共同"还原"历史的本相，勘探历史的真实，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⑤唯其如此，改写或重构历史的经典叙述才成为可能。解构既定的历史叙述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而不可能是真正颠覆历史，它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当代人的现实关怀，和重新审视历史、分析历史的精神向度。这也是当代一批思想前卫，感觉敏锐的优秀作家，给当代中国知识界和文学创作领域贡献的一份厚礼。
①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见《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②陈晓明《反抗危机："新写实论"》，见陈晓明选编《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③陈晓明《反抗危机："新写实论"》，见陈晓明选编《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序》第21页。
④孙正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走近贾植芳》，见《随笔》2002年第6期。
⑤陈思和《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载《钟山》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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