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不敢论，敢闲说话
作者：庞壮国
我没装饰好
--陈兴安诗集《太阳人，灵根草》代序
怕给人写序，许多会写字的大家名人都这样说。
怕挨累--人哪，不怕挨累的时候总是没名不大家，等够资格的时候往往一碰直掉渣。三天两头就拿来一大摞稿子等你头昏脑涨去读再晕头转向去写，血压升高手脚冰凉，谁家老头老太受得了如此这般?
怕惹荦乱--名人的名就像紫貂雪狐的皮毛，不仅他视珍贵，同时也自视珍贵。猎人的铁夹子若打住貂狐，它们没立即丧命就会把自己的皮毛自我破坏得凌乱不值钱。费劲巴力或者吹灰拂尘地弄出一篇小序，却没料到招惹是非险些砸了自家饭碗，这种尴尬总是潜伏在名人大家的脚前，不绊他个跟头也让他来个趔趄。
怕说真话惹人烦更怕说假话惹自己烦。
不怕写序的也有，例如我。没多大名也不成为家。写啥还不是写呢，何况序乎?但是总没谁那么胆大，不敢满操场喊：需要序的时候来找我。
这回遇上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陈兴安给我打起码两次电话，说他的诗歌要结集出版，让我序它一下。我跟陈兴安认识在酒杯跟前，两三次都是。其中有一回蒙古族干部包龙山唱腾格尔的《蒙古人》，让我在听到"热爱故乡的人"这句时满面淌泪，惹得一位幽默惯了的小说家(人家都幽默出长篇《庆典》来了)判定我"泪窝子浅"，幸亏我还自以为诗人，心中叮嘱诗人千万别跟小说家一般见识，就没拍他一顿。酒杯跟前发生的事情能有啥传奇呢，再说陈兴安在酒杯跟前也总没当上主角。
陈兴安写诗。这就够了。我所尊敬的大诗人刘畅园老师在一次文学院开学的会上说，你写诗，你搞文学，说明你有人性你是好人。没敢加引号，因为只记得大意并非原话。刘畅园的话令我灵魂中泛上一种东西，用东北土话表述似乎能到位--淤嘬，拿书面语言例如"温馨"、"清亮"、"柔润"、"美丽"怎么来也显得做作。
"红熟的半面掬给太阳／青绿的半面隐匿起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遥远／栅栏里面／有一列火车刚刚驶过"；"稿纸常常使我想起你／印着蓝色网格的围巾"；"最是那记忆落英的日子／有藤丝弯曲于窗下／悄悄醒来"……陈兴安在自己的诗歌里跟自己说着真实的话。人哪，什么时候都容易虚假，比如买卖场上讨价还价、想当官装模做样、见到渴慕已久的女郎大献殷勤、朋友之间喝酒推杯换盏。惟有写诗，来一丁点虚假那就写成狗屁了。谁家诗刊诗报能发表狗屁呢?谁家读者肯朗诵吟哦狗屁呢?
写诗的人，我觉得我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血亲，尽管我这十来年不怎么写诗了。诗，我以为那是一个人想跟别人想跟这世界对话，却找不到对话的对象(或者小声说谁都不想听你絮叨)之时，只能夜半时分自己跟自己说说，流到稿纸上呈现为长短句的那种东西。诗跟名字跟地位跟钱财跟荣耀跟实惠毫无关系。诗只跟人的心灵有关。我甚至极端地认定，心灵淤积忧郁，那是诗人的心底蕴涵最丰富的诗歌之矿。
关于陈兴安的诗，翻过我这些乱言，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好恶，用不着我这没名小家喋喋咕咕。喜欢者自是喜欢，不喜欢者我就是硬吹陈兴安是李白第二、普希金传人那也白扯。
重要的事情是，在中国一个叫杜尔伯特的地方，有个陈兴安他把自己的诗歌弄成一本书，公开地问世于诗坛。跟它同时发生的或许有婴儿呱呱啼亮黎明、或许一群野狼跃上正午的山冈、或许飞机失事轮船触礁、或许谁谁当总统谁谁彩票中特奖成了百万富翁--都具有互相不能取代的意义。
一本诗集的问世，对于所有诗歌的痴迷者来说，等于孤寂中感到遥远的安慰。而我写的这破序，跟这本书前面的环衬或者空白扉页一样，装饰的是陈兴安的梦。我肯定没给陈兴安装饰好，特向陈兴安本人和陈兴安的读者们郑重道歉。
2000／8／29于大庆东风新村
读读崔武
--崔武随笔集《天窗亮话》讨论会的发言
认识崔武的时候，我俩脑门上都虚晃晃的有一个共同的虚衔。"副主编"，虽然不如"主编"好听，但是在读者群与笔者群这两大群体中也唬一气。 《晚报》的副崔武便催《岁月》的副在下给整文章。报纸副刊的文章不能长，也不能太飘逸太梦幻太舞马长枪。老百姓讲话，实的惠的。崔武和我对一个名词产生认同--报章散文。
报章散文的外在特点，千字文(大报)或者半千字文(小报)。内在特点，真实真诚千万不可"作秀"。
于是在《大庆晚报》副刊上，崔武(化名"尹玉"跟地下党似的)的专栏《尹玉杂货铺》旁边，我开了个小栅栏院儿《真事实说》。一年半载，我有七八万字小文变成印刷体。这成为以后我那本《听猎人说》散文随笔集中的骨干文章。没有崔武在《大庆晚报》高举一杆"报章散文"的旗帜，以及他在旗帜下蔫声细语慢条斯理的呼唤，就没有我从写诗到写随笔大转折的契机，也就没有我的第三本书。没有我的第三本书，我升晋一级职称就缺少最打人的硬件，八成至今我还得在"副高"的小山坡上徘徊。对于一个以文为生的人，崔武之恩我得没齿不忘才对。
崔武呢，开着杂货铺，买卖只出不进，竟然积攒了二三十万字。就是这本《天窗亮话》。我看见不少文朋墨友摆弄这本书，就问潘永祥，咋还不给我呢?潘说，老崔找你好几次。比别人晚两个多月，崔武送给我了。我抓斜歪曲子，说，你现在光送书不行了，晚三春了，得搭一顿饭。老实人抗欺负，他说，走吧，哪吃去?吃饭间，我暗地下决心，一定好好读读崔武。
2002的春天，我把崔武的《天窗亮话》和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随笔集绑在一起读。这种读法纯属心血来潮，一个熟人一个陌生人。熟人名气与陌生人名气有些公里的距离。他俩有距离，我读他俩不让他俩有距离，游戏读法，嘿嘿，自己在心里先就笑了。
读着，花插读着。崔武的，不累。王小波，稍微累不多点。崔是直来直去。王是绕圈圈。都像说话似的写文。崔武说完就拉倒，也不议论也不升华。王小波总要反讽着让真实的道理水落石出。两个人都不知不觉幽默着。崔武的能让我笑出声，王小波的却让我笑不出声。而且两个人都没怎么使唤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强烈。崔武使用海伦一带的土语。我妈妈是海伦出生的，我童年刚刚学语，大概最先接触的就是这种母音母语，因此我从亲切感上比较往崔武那边倾斜。王小波本来一个学者，他若是掉书袋甩酸腔再把中国话里夹杂点英文拉丁文，一来一来的，谁也说不出啥。但是他没有。由之我想，多读书真能使人进步，今后我写文章，就向崔武和王小波学习，绕弯或者不绕弯，整得跟朋友拉家常似的，必得有趣味才好。
我这篇读后感应该算写完了。有人问，到底崔武的集子王小波的集子说些啥呀。我说，那是人家的著作权，把他们的书找来自己读就得了。我胆敢引文摘句，侵权不说，稿费也不好算哪。
2002年3月21日下午发言后整理记录
二诗三十年
--在高洪文先生《杏林余墨》作品讨论会上说话
崔武在星期五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朋友中医主任医师高洪文先生出版的古体诗集，在今天讨论。让我来开会就是让我说话的意思。刚才王立民的发言条条理理，他这人认真，把高先生的书通读了。我是马马虎虎惯了的。我读书中第一首诗和最后一首诗，读出了高先生的情愫和心境。
两首诗，相隔三十年。第一首，他36岁时写的一《感事》："高天生红日，大地展绿容。胸怀云霄志，悠悠田垅中。"小时候在乡村大草甸子上牧放牛羊，到了三十来岁，都说三十而立，估计当时高先生没咋立，立也立不高。诗中充溢一种不满足之气，不满足好啊，不满足往往是人们走向成功的底气。没有这种底气，不可想像高先生如今能够在医术和艺术上的双重收获。读他这首诗，我想起自己写过的现代诗的几句，可以与高先生对仗。我的诗大意是："头颅，摆放在大阳的位置上，而脚足，插在我们养育婴儿埋葬父亲的母土"。这同高先生"胸怀云霄志，悠悠田垅中"一个意思。
高先生的第二首，写于他66岁。《人生》："人生福禄何处寻，喜逢今朝好乾坤。少壮奋发千钧力，梦想也会变成真。诗人挥洒胸中墨，画师涂抹笔如神。皓首戎装征程远，望子成龙乐天伦。"这工夫他的诗里充溢的是满足，是斗志不衰状态下的满足。满足好啊，满足使人平静，满足能让人躲避开灾祸。知天命之年已过，耳顺之年正在，这种满足应该说是福。
两首诗，三十年，满足与不满足的辩证法，多么有意思。
崔武在《杏林余墨》的跋里头说，当初他劝高先生把三十年的心血之作汇聚成册。在此我也学学崔武，也劝劝高先生：写写随笔。可以这样规化成四部分来写。第一写写自己童年少年，放马放牛生涯，故乡父母。第二写写怎样学医，青年壮年。第三写写老年，子女、孙辈。第四写写朋友，每部分五万字，正好二十万字一本跟崔武《天窗亮话》那么厚的书。一年写五万，平均到每月或者每天，两三千或者几百字。写四年，正好高先生70大寿的时候，我们再开一个讨论会，再聚聚。
2002年4月7日于农机招待所会议室
收集心情的脚印
--张志军诗集《男子汉宣言》代序
七月流火。每到这个季节，总是想，《诗经》里的这一句怎么那么黑?好几千年的每个七月，它都不可取代。天流火之际，人就得额头脊背流水。水火呀。猛然想起一个不相干的词，水火棍。水火棍一定是挺厉害的棍。我这个时候就像挨了一下水火棍。在古代，它是镇唬人的东西。到了当代的我这里，水火棍包含的刑棍警棍的意义已经没了，光剩下了个意思，就是厉害。我遭了水火棍一般的厉害。
是大庆石油学院教师张志军打来的，他打的当然不是真的水火棍，而是电话。电话里说，他的诗集瓤子全印完了，封面也做好了，就等我写的序。我顿时热汗如雨，挨棍一样，心想，张志军啊，你找谁写序不好，找了个没心没肺的庞壮国。春天你特意从安达来大庆，还特意请那厮喝了小酒。酒杯里七月流火，酒杯外三月春萌。那厮答应得多好，说凡是写诗的必是有情感的人。有情感而又珍视，非得把情感浇灌到长短句里的人，好人好人。那厮叫道，干了干了，写序写序。酒喝完了转身就忙乎别的，不及时给人家交账。
这个被张志军看中的写序人，属虎。张志军也属虎。前虎比后虎大十二岁。写诗呢，就算俩人一出生就哇哇地写，前虎也比后虎多写了12年。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前虎迟迟不给后虎写序的理由。尤其张志军诗集中这些很顺畅很密集讲究意境讲究韵律的诗歌，80年代姓庞的虎也疯癫般写过不下四百首。如此说来，两个人在诗歌创作的时间表上，有一个同步时期，只不过庞虎30来岁，张虎20来岁罢了。
因为我本人名字也叫庞壮国，很了解那个怠工庞壮国的心里状态。他很害怕写序，不是故意拿捏谁，不是假装深沉，更不是等待张志军第二次小酒伺候。
一过四十多岁，庞壮国几乎不写诗也不读诗了。大概是以往没心没肺地写诗，写伤着了。肯定是伤着了。正如他一首《蓝狐》所透露的： "夜已黑透了你仍然不睡／一豆一豆的火花／渐浓的烟雾／炼蓝了这一小块时间／于是我走到你的袍边／不要瞪我。"那只蓝狐是诗人用时间和心血喂活的，此刻它走来同诗人对话。它数落诗人，你的心不过是寸心，却想包容整个世界。你心尖的火，不过是萤火，却想映照那些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因为这种生存方式，蓝狐可怜诗人失去了亲吻的甜蜜，失去了食欲，失去了活人应该像个活人的许多东西。"让你的眼窝开放燕尾凤毛菊／让你的肉结出子粒鼓溜的小麦／让你不畅快的呼吸随鹤翼第一次刮起大风／让你的手指伸向雨水长满黑木耳／让你残缺的音符被一万种鸟儿啄食／再忽冷忽热地啭给你听／走吧／跟伤你的蓝狐／天要亮了"。
可能在文字上远离诗歌容易做到。但是在心间远离诗歌，却做不到。不能远离的缘故，往往仅仅因为善良的人同诗歌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是的我善良。我甚至相信写诗的人都善良。尽管有个别写诗的人向他的爱人举起斧子，但是在我的心目中，那人哪怕一首半首写得比我机灵，引起轰动效应，我从来没承认他是诗人。
张志军从年轻时写诗，到不惑之年想出版自己的诗集，整理旧梦，完成一个青春期思绪的纪念标本。这个举动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其重要的意义不亚于过去哪个大户人家给家族修建豪门美宅。人哪，能对诗歌像对初恋情人一样，将爱情进行到底，如此生命之韧劲，让我向他举杯相撞，来哥们，干了吧。
张志军的诗歌善于营造情境，信笔拈来，相当聪明，且颇有得来毫不费功夫的道性。比如他1983年写的《小路》："来时，我希望它变得很短／恨不能一步跨入她的心间／归去，我希望它变得很长／温柔的脚步应和着心的扩张／喃喃的话语随清风飘远／薄薄的云彩掩住了月亮的笑脸／一切都是这样令人心旷神怡／惟有一棵小树默默无语。"好诗是有生命的，好诗当如它出生之时一样年轻而永远不起皱纹。张志军在这八行中，梦一般行走，影子一般痴迷，语言里没露出个人字，但是我听见了那种心跳，心跳在世界掀起波涛，而张志军却在这波涛中发现，一棵小树默默无语。还有，他写《哈雷彗星》，"哦，起风了，看风凛冽／吹动你宽松的裤脚衣袖／以及你依旧匆匆的步履／和高昂的头。"宇宙中一个苍老又倔强的流浪者，就这样在他的笔下，不再是冰砾石块雾气组合的无生命群体，而富有人间烟火之气。还有他的《无题》，"浪花开了／转眼就会消失／我的浪花样的爱情啊／在一瞥中凋谢／潮水涨了／一波追着一波／我的潮水般的爱情啊／在心中翻滚不息"。我觉得，在"啊"后面的句子都可以舍掉，不必把诗充添得太满。好了，不磨叨了，人家的诗歌都在后面印着呢。读诗歌和去旅游一样，来个导读或者导游在身边喋喋不休，都属于烦人加傻瓜的行为。
啊耳边风，啊二花脸，啊长流水，啊轮廓，啊感应，啊都市，啊老辘轳井，都可入诗。一切一切都可入诗，惟有虚假入不了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人生的脚印，一首一首(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积攒，是个累活，更是愉快的活。什么是诗--人对自己情感的记录，人在记录情感的时候对语言的特殊感悟。诗人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出最深奥的道理。哲学家是用最复杂的语言说出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累，我们愉快，志军，我们一起自豪吧，因为这辈子里我们诗过。
2002／7／4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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