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结盟”中的凯旋与失意
作者：张文红
走越险，几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同样，我认为，“影视同期书”的加盟在一个角度上看是起到了繁荣当下文化市场的作用，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更加恶化了文学的生长环境。“影视同期书”作为“影视剧”的文字补充版，实际上“纯商业利润追求”的创作动机几乎主导了该类书籍的制作发行全过程。因为“赶场”的原因，要求写作的速度和发行的实效，所以这类书籍在制作流程中已经无暇关注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都仿佛是患了疾病的贫血病人，显得苍白无力，枯燥无味；同时，“影视同期书”的制作者因为心态的浮躁，根本无法注意“立体”的影视和“平面”的文学之间进行“叙事转换”的艺术技巧，他们只是将剧中台词、场景照搬“克隆”下来。于是如此法炮制的“影视同期书”，更多的时候成为小说不像小说，剧本不像剧本的“四不像”书籍，很少有文学价值和可读性可言。
那么，还是回到我上面提到的问题上来了。其实，从两种艺术长远发展角度仔细审视当下的文学与影视貌似“香火旺盛”的“结盟”场景，在这种貌似“双赢”的“凯旋”背后，其实为文学和影视艺术发展本身掘下了无法逃离的致命陷阱。
首先，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文学写作和影视创作是有着显著思维差异的艺术活动。尽管作家苏童一些小说已经被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坚持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坚守“小说意识”，他说：“我写小说之前不会考虑能不能改影视。专门为影视而写的小说，我认为是不能成功的。”③作家余华也说过，“任何商业的行为不要介入到写作中来。就艺术本身来说，这两者是不同的艺术样式，电影能够把小说无法表现的画面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但语言的魅力却是在电影中无法充分展现的。”④但在90年代，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利润的诱惑下，对于文学创作规律和文学发展规律仍能保持清醒认识的作家在逐渐减少，缺少文学坚守的作家纷纷投身影视以期改变精神和物质均陷入窘境的文化命运，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近乎于“饮鸩止渴”的艺术自杀行为。其实，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除了适当的物质追求外，希望自己的作品从艺术价值角度被认可和阅读是其最大心愿，作品的商业价值应该是由艺术价值带来的附加值。而90年代以来，文学开始走向边缘，文学阅读逐渐被多样的文化消费活动所分化取代，这其实应该是文学“正常的命运”，相反80年代初期形成的文学处于社会文化中心的局面，其实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过多干预之后文学丧失自身独立性进而被“异化”的显现。文学和文学家属于“寂寞”是其正常不过的命运。但90年代，一些作家无法甘于文化身份的“边缘”和精神领域的“寂寞”，于是，借助于“影视”传播带动文学传播成为作家们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这种选择背后实际上是作家已经淡漠文学写作本身意义和价值所在的表征。同时，经济利益的诱惑也使一部分作家放弃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他们或者从事收入颇丰的电视剧编剧创作，或者亲身进行电视剧的制作工作，或者干脆针对影视拍摄进行专门小说写作和进行“影视同期书”的制作。尤其对于富有文学才华的作家而言，这种不甘寂寞的“触电”行为无疑等同于扼杀自我的文学艺术生命，终将被彻底遗弃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幻影中。显然，在与文学创作规律渐行渐远过程中，文学的“精品意识”逐渐被心浮气躁的作家淡忘，企盼文学精品和文学大家的出现成为对于文学心怀期待的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
同样，文学的加盟对于影视制作人的艺术生命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有现成的小说文本就在“手边”，在创作取材方面，影视制作人固然省去了诸多“上下求索”的麻烦，但一旦创作者全部局限其中而无法保持影视艺术本身的批判性，丧失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也可能成为影视创作者自我艺术创作力永远无法超越的“死亡怪圈”。一旦影视剧作者丧失了发现生活并将其审美表现的艺术悟性，好的小说文本也会变成滥的影视作品。所以，所谓文学和影视结盟在当下的“双赢”实际上可能仅仅是经济效益上短期的“双赢”和“凯旋”，从文学和影视艺术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如果两者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上的“互帮互助，共同繁荣”，从而忽视各自艺术创作规律的差异特性和对于这种差异特性的坚决恪守，那么，文学和影视的结盟可能就是一种“双输”和“失意”行为，不但输掉了文学的独特精神内核和唤起读者感动的独特表达方式，而且输掉了影视剧作人自己发现生活并借助镜头塑写生活的艺术感觉和艺术能力。
一直以来，文学与影视结盟被无数作家视为是进行自我拯救的一种有效方式，于精神上能够被消费人群注意，于经济上是一种附带的补偿。同时，作家的“触电”和“影视同期书”现象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强力”发展势头，而且有些文学机构和文学期刊已经参与进来，它们分别以成立作家影视剧协会或者与文化传媒结合来共谋作家与影视的“联姻大业”。在市场经济法则之下，在一个崇尚消费主义的文化时代，不少人对于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抱着宽容和乐观的态度，但，“影视到底是拯救了小说还是伤害了小说”的问询声仍然振聋发聩。⑤其实，现在小说的“失意”应该是一个需要多层面认识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投身影视成为了作家们拯救“失意”的唯一稻草，那么因为投降姿态而迎来的“凯歌高奏”场景总是让人觉得没有底气和壮观可言，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文学发展历程中更大的一次“惨淡经营”衰败场景浮现，是文学发展失去自我精神向度后的更大程度迷失。同时，谁也不会傻到期望一些缺少灵魂内核的文学“残花”能够借助于影视产业得以涅 再生和“美丽夺目”地绽放。
归根结底，双赢也罢，双输也罢；凯旋也好，失意也好，总之，在文学和影视结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属于文学和影视各自艺术品格的底线，这条艺术品格底线是作家和影视创作者先种植管理好“自家花园”的艺术道德操守，只有在“提升自我，才能提升他人”的艺术伦理规范下，文坛和影坛的艺术之花的联袂出演才会华光溢彩，香飘万里。
①《苏童：我是先锋的叛徒》，载《千秋文学网》。
②《解读当代影视文学附加值》，《时代商报》2003年7月1日。
③④《三大作家谈多元文化冲击下的文学创作》，《新民晚报》2002年11月26日。
⑤《影视拯救了小说还是伤害了小说》《北京日报》，200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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