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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乡村小说
作者：周水涛
乡村小说，在本文中是指那些直接反映农村现实或立足于现实而回顾昨天的农村生活的小说。众所周知，“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阶段是乡村小说的兴盛期，进入80年代中期后乡村小说创作开始衰微。随着“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商品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化为乡村小说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笔者认为，城市化主要从创作情感、创作重心、创作格调等三个方面促动了90年代乡村小说的发展。
一、 城市化使部分作家皈依乡土
“城市化”，一般指“一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产业或资本向城市聚集，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过程”，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而言，城市化还是中国由“前工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城市文化不断排除自身包含的农业文明质素的过程。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城市化的深层次动力是现代科技的驱动，是现代工业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直接表现；由于人们的生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改善、城市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所以崇拜科学、经济至上已成为一种现代理性。①科学崇拜使科学技术之外的精神被漠视，经济至上则使传统的价值观和一般的伦理道德屈从于商品市场的运作。因此，与城市化相伴的往往是享乐主义的盛行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城市化曾给西方人带来困惑，现在又使中国人心灵骚乱。——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人本来就面临着精神困惑，而90年代明显加快的城市化步伐又加剧了这种困惑。作家永远是人类良知良能的守望者。城市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他们忧虑，他们开始警惕城市文化的变异。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他们回望传统，精神家园的失落使他们把寻觅的目光投向乡土；于是，皈依乡土成为90年代部分作家的情感倾向和精神旨归。
依恋乡土是作家们共同的情感倾向。刘醒龙、张炜、张宇等作家多次表明他们对城市反感和对乡村的忠诚。刘醒龙从不掩饰他对当代城市文化的敌意。张炜认为城市是一片充满欲望的、“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而“连接了人的血脉”的“故地”才是“一个真实”，以至作者“做梦都想像一棵树那样抓牢一小片泥土”。②铁凝的《孕妇和牛》、迟子建的《亲亲土豆》、《雾月牛栏》、赵德发的《通腿儿》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乡土的拳拳恋情。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温暖的冬天》等作品在对昨日的眷恋中袒露出作者对乡村的赤诚。贾平凹的《高老庄》和岳恒寿的《跪乳》③都设置了一种理想化的情节：随夫回乡的城市媳妇对乡村文化在情感和理智上都经历了一个由拒斥、隔膜到认同、崇敬的过程，这种情节之中饱含着作家对乡村文化的赞美。
这种情感倾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自然，从这一情感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乡土作家们的心灵历程，如像20年代“侨寓北京的作者”那样抒发自己的乡愁，像废名那样以乡土来负载自己的淡泊情怀，像沈从文那样宣泄由自卑生发出来的对城市的忿恨，但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作家们对城市的反感与拒斥，对盛行的享乐主义的谴责和对正在变异的城市道德的关注。
皈依乡土还是一种由精神焦虑所促动的精神追求。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精神家园的失落与享乐主义的盛行互为因果，即价值取向的模糊导致对物欲的贪求，而无限的享乐欲望又致使“终极关怀”的进一步失落。作家是一种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文人。对于中国的作家而言，“修己慎独”是他们一般的道德修养规范，“内圣外王”是他们永远的精神追求。作为文化个体，他们要在崇高的价值理想中安妥自己的灵魂；作为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总在探寻或构建民族或社会的精神支柱，因此，面对城市化所致的家园失落他们忧心忡忡，他们开始了他们的精神探索之旅。
面向传统是一种具有倾向性的选择。张宇试图利用蕴藏在乡土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资源为当代人构建一种价值规范。《乡村情感》集中体现了这一创作动机。作品通过张树生和郑麦生功成身退解甲归田而致死不悔、老木匠始终在精神上追随“老连长”、张树生犯忌嫁女以慰濒死的老友、张郑两族合力举办婚事等情节展现了一代乡民的闪光人性和执着的精神追求；作者在斥责都市堕落的同时，深情地讴歌了一种质朴而高尚的人文精神。李西岳的《农民父亲》中的父亲、李佩甫的《黑蜻蜓》中的二姐和岳恒寿的《跪乳》中的母亲，都是乡村传统美德的化身，作者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的勤劳节俭、仁慈宽厚和无私奉献的品格。
对于传统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选择，同一作家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侧重。刘醒龙、张宇等作家既认同儒家人文思想，又留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革命”传统。例如，刘醒龙的《村支书》、《黄昏放牛》、《挑担茶叶上北京》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使用了两种价值标尺：一是立足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一是形成于“十七年”阶段的伦理道德标准；张宇在《乡村情感》中反复渲染红旗上飞舞金龙这一画龙点睛式的意象，作者所倡导的价值观是舍生取义的传统伦理精神和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现代革命传统的结合体。贾平凹、张炜、李佩甫、岳寿恒等人则更坚定地认同了源自民族之根的传统精神：贾平凹的《土门》对古老的“仁义”流露出深深的依恋，李佩甫的《黑蜻蜓》和岳寿恒的《跪乳》赞美的是形成于封闭的农村自然经济环境中的质朴农民人格。阎连科的“乡土的歌哭与守望”常在“远传统”与“近传统”之间徘徊。《欢乐家园》、《天宫图》、《朝着天堂走》等作品缅怀十七年阶段的人文环境，给当时的人文精神涂上了理想色彩。④而《寻找土地》、《平平淡淡》等作品的精神依托则是古典的价值理性。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倾心于价值规范的构建，部分作家皈依乡土仅仅是为逃离城市的灵魂寻找一种慰藉，他们的描写往往显露出一种“独善其身”式的淡泊。赵玉堂可谓这类作家的代表作家。他的《最后一个生产队》以一种达观而感伤的情怀表达了对一个即将消逝的时代的依恋，而《温暖的冬天》则展示了与半蒙昧的文化心理相伴的和谐的乡村文化氛围。对于十七年农村生活的描写，刘玉堂往往淡化极左政治思潮投下的阴影，多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展示农民心态。还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表露了他们作为城市人的罪恶感或负疚心理。
皈依乡土，这一创作情感与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阶段的乡村小说的创作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家们不再居高临下地审视乡村，缱绻与依恋代替了审视与课考。
二、城市化使乡村文化的境况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
城市化主要是农村的城市化，它不仅仅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或农村人口的户籍关系的改变，而且还包括城市对广大农村的精神影响与文化同化，如以城市的价值观改造乡村的价值体系，以城市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改变乡村人的生活，以现代商品生产运作的方式和机械理性改变乡村的传统小农生产运作及其具有的自由感性特征的农耕理性，等等。对农村文化而言，城市文化是一种高级文化，但它在促使乡村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令人忧郁的负面影响。因此，乡村文化的处境引起了部分作家的关注。
传统价值观在新的人文环境中的境况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贾平凹、阎连科、关仁山等作家的部分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进逼以及乡村文化的精神守望行为与城市文化的商业实利进取行为的抗衡。贾平凹的《土门》描写了地处城郊的仁厚村抵抗城市进逼的过程。最后坚守精神价值的仁厚村被寻求经济实利的房地产商打败。《土门》吟唱了一曲传统文化走向灭亡的哀歌。两种价值体系的对立主要表现为义与利的对立。阎连科的《寻找土地》寻找的是一种古朴的人文理想。作者通过对比马家峪人和刘家集对佚祥的丧葬的不同态度，抨击了商业文化对乡村文明的污染，表达了对一种即将消逝的人文精神的惋惜。关仁山的《醉鼓》展示了现代商品意识对乡村传统道德的冲击，形象地描写了一种质朴的价值观在商品大潮中的困境。
道德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近几年的乡村小说中经济与道德的逆向运动已成为作家们写作的重点。《走过乡村》(谭文峰)、《乡村行动》(阙迪伟)、《分享艰难》(刘醒龙)、《大雪无乡》(关仁山)等作品揭示了一种共同现象：部分农民致富之后为富不仁，金钱在赋予他权力和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他们金钱所具有的古老而邪恶的力量。这些人往往道德沦丧、无恶不作，——他们同时接受了城市化带来的两种东西：商业机遇和享乐主义。谭文峰为“工业社会辛辣的气息”对“我古朴的乡村”的浸濡而担忧，李佩甫因乡村的传统美德被城里人漠视、被乡村的后辈人“背叛”而悲愤，岳恒寿因现代“新潮”卷走了“民之精粹国之奇宝”而痛惜……
乡村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低级文化，它缺乏与城市文化抗衡的资本，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展示了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文化劣势。
乡村的文化劣势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世界上最典型、最突出的二元社会特征。“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既是历史的遗留，又是我国目前经济战略发展的选择。早在十七年阶段我国的赶超型工业战略就不经意地选择了剥夺农业的政策，现阶段的工业偏斜发展战略“把农业仅仅视为其剩余产品支援工业部分扩张的一个被动的、消极的支援部门”。⑤“农村剩余”的过度转移使乡村相对贫困，城乡经济发展呈两级分化状态。人类进入20世纪后，经济在文化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乡村在近年城乡经济交流中所显现出来的文化劣势已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刘醒龙的《黄昏放牛》展示了农村经济的萧条以及农村经济运作的尴尬状态。跟随大儿子在城里生活了六年的胡长生回到乡下，对田地撂荒、乡村青壮年外流的状况大惑不解。曾经当过多年劳模的他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向乡人证明种田也能致富，但结果却是：大半年的辛劳换来的只不过是一张白条、一张教育集资收据和四十几元现金。因而，他终于明白了德权老汉所说的“如今，最没用的人才去种田”这句话的含义，也明白了为何城里人“都那么有钱”而“农民成天趴在田地做，可他们的荷包总是瘪的”。关仁山的《天壤》、《九月还乡》和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触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在《天壤》中，“开发热”强征去韩家庄七百亩良田，土地在反复炒卖中填满少数人的腰包后被闲置不用，认为土地是农民之“根”的韩成贵出于对土地的依恋而“借种”种这块地中的一部分。他精耕细作，丰收在望，但开发商恶作剧地借口工程上马而提前收回土地，三台推土机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毁灭了韩成贵半年的辛劳、近二万元投资及他对土地的一片赤诚。在《缱绻与决绝》中，县政府强征天牛庙村500亩良田兴建开发区，导致一系列矛盾。乡村经济的相对弱势导致每年上千万的农民涌向城镇谋生，有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乐观地称这一出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现象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但作家们却写出了其中的辛酸。《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孙艳等纯朴秀美的女子外出打工遭遇“不脱裤就解雇，不解雇就脱裤”的困境，被迫走上卖身之途。在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中，知青白狗子在城里名利双收后“故地重游”，身为总经理的他向曾救过他的命的老朋友夸耀自己年轻貌美的“小蜜”，老朋友也曲意恭维，但这位农民却不知道这个倍受恩宠的“小蜜”就是自己外出打工的女儿，——女儿为了措钱给弟弟治病而当了阔人的情妇。投奔都市的年轻男性的境遇略有不同。《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邓一光)中的远子“走”进城，最后同乡们把他的骨灰“抱”回去；《白菜萝卜》中夫妇俩进城卖菜，一年之后双双堕落。
这批作品展示了城市对农村经济拥有的文化特权，作家们的目光敏锐、思索深沉。
另一批作品展现了乡村在政治方面的劣势以及在城乡行政互动过程中城市政治所具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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