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以问题穿越历史，以冷峻审视过程
作者：孙玉石
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在这20多年里，或是以历史断代形式的，或是按照地区的，或是以思潮流派研究的形式，或是以问题质疑与探讨的姿态，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论著和学术论文，分别地作出了各自的思考与回答，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颇富启发性的见解，留给我们许多历史的评述与未来的憧憬。王光明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部专著，就是在认真审视这些众多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关于百年新诗无论时间或空间方面，都更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超越性意义的学术专著。
这种超越性，吸引我的是王光明对于新诗演变过程理论思考的突进。作者在本书的"导言"里说：新诗近百年的上下求索，有何文学史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怎样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是否完成了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的重建?能否作为一个环节体现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这部专著里，隐含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却不准备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作者又说，自己本书的出发点，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经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导论"里的这些话，基本上说明了作者本书里面追求的学术意图。作者的这种努力的付诸实践，自然给本书带来了一种以问题穿越历史，以冷峻审视过程的理论思考者的新姿态和新深度来。
全书贯穿的是作者的一种观察中国现代诗歌格局的大视野。因为本书不是百年诗歌发展历史的严格描述，不是诗人及诗潮的专论性文字的叠加，而是以很强的问题意识审视历史，因此作者对于历史先行者的探索足迹，对于正在发展行进中的复杂文学现象，不作简单的文学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都能够抱着一个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历史理解的心态与批判反思的精神。他能够于复杂现象中清醒地拎出带有理论色彩和学术价值的问题，充分的阐释与简洁的概括相结合，迅速地接近所论论题或现象的本质。如就整体性来说，他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三个地区诗歌的概括说："在当代诗歌中国的格局中，如果说大陆的诗歌创作以诗与意识形态的纠缠迎拒为特色，台湾的诗歌处于现代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张力中，那么，香港诗歌最引人注目之点，该是其城市书写与想像了。"就某一位诗人个体来说，他从一个诗人创作成就与失落的反思，说明郭小川诗当时和后来诗的悲剧造成的原因：一是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二是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三是诗歌情境的抽象化。就一种历史现象的评价标准来说，他能不囿既成的强势舆论与实际存在的人情笼罩，坚持一抒己见的坦率直言，对于艾青1979年后创作及其他"归来的诗人"的诗作，认知葆有清醒，批评多于赞扬，严肃地探讨了他们回归后所陷入的"艺术困境"。就一个时代颇有纷争的重大问题，他能不掩饰，不回避，不拐弯抹角，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如90年代"诗歌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说，实际上，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倾向，在文化与诗歌的意义上，也是"常谈"(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更持久的生活与文化主题)与"中心"的对话。而人们对这种倾向的诸多不满与误解，也多半来自"中心"价值的长期影响，尽管它经过了80年代的"反思"，同时在90年代被置于经济橡皮擦的"擦拭"之下，但其中心性的功能，仍然习惯地以"中心"价值来判断与规范诗歌，仍然过于重视诗歌的社会承诺而不重视诗歌写作中个人感受力与想像方式的变化。他充分肯定诗歌的感受力与语言的解放给90年代诗歌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由一到多"的分解所产生的丰富性，也推动了不少诗人探索诗歌文本的包容性，以求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保持接纳复杂现实经验与矛盾的个人感受的开放性。全书里对于像类似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概括、分析、论述，都能秉以学术良知，从文学史的实际出发，于平实的文字中，显出作者学术把握的敏锐与理论阐述的功力。全书的言说历史，重在把握历史"演变"中的问题，以及如何"演变"的破解，不泥于历史的梳理，或者说不溺于历史叙述，而更重于理论分析的特色，就由此而呈现出来了。王光明的熟稔现当代及港台诗歌与理论的学术专长以及沉潜思考的个性，也就因此给这部著作带来了高屋建瓴的审视，很强的理性与思辨的色彩。
在这部专著里，浸润着无论是对于几代的诗歌探索的先驱和后来的实践者，还是对于新诗执着的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个过分理想化了的憧憬与追求：一个辉煌的梦想，伴随着无数的教训。王光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有一个学者的现实与清醒。因为怀有这个梦，因此，他过于理想化地追求一个目标，并为至今没有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而喟叹。他说，百年"新"诗的努力，虽然留下了许多闪光的脚印，却未必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这话本身，就很有讨论的余地。在新诗的开放多元发展的探索中，究竟将来有没有可能存在，会不会形成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如千百年来为人们提供的中国古典诗歌范式与境界那样?我以为这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甚至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但是，作者没有一味地去追求这个梦的实现，而是在无数"寻梦者"的多向实践所留给我们的足迹中，去努力探索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很多的篇幅，追踪和讨论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的消长起伏，现代格律诗的各种实践模式，很高地评述了陆志韦、刘梦苇、闻一多、林庚、吴兴华等人格律诗的理论与实绩，甚至对于吴兴华的个人诗歌探索，对于现代格律诗探索与成绩本身，都流露出更多感情的偏爱，而对于自由诗的一些理论阐释，则似乎颇为看轻。如将胡适的"作诗须如作文"的主张，与废名的"自由诗的文字是散文的"，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等有深度思考具有真理性价值的理论，混同在一起，带着一种"深刻的片面"的情绪，轻易地加以否定了。然而，与这一回归传统的梦在深层上是相联系的，对于另一个方面问题的思考，却更能体现出王光明在书中这种"百年寻梦"的理论情怀。这就是他对于现代诗歌与传统联系的深度思考。百年新诗"演变"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作者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修复新诗与传统诗的断裂，寻找自身传统的资源，这是在1920代至1930年代就已经被提起的话题。废名等现代派诗人倡导和阐释的"晚唐诗热"，他肯定的林庚的诗给新诗送来了一份"晚唐的美丽"，这些思考的背后，就是呼唤和认知传统中的现代性因素，努力寻求实现新诗现代性的本质，构建一种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接轨的深层形态。到了90年代，这种思考已经被提到一个新的视界。
王光明在书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的思考过程，特别注意论述了郑敏先生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所作的深刻的思考和系统论析。书里介绍了郑敏在90年代以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语言观念必须革新》等，阐释了这些论文里提出的20世纪汉语经历的三次转变、汉语的文化审美特性及其与诗的关系、古典诗与现代诗三个方面的问题。作者吸收郑敏及其他人的意见，将在诗歌里70年来一直处于被压抑地位的汉语语言，从工具论的地位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进行认识和讨论。他引述郑敏的话论述说，新诗写作应该深入挖掘汉语繁富丰美的文化内蕴。这样，21世纪的中国汉诗，才能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关于古典诗与现代汉诗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是郑敏对作为新诗母语的汉语的在体认向诗歌的具体领域的进一步延展。郑敏认为："继朦胧诗后，中国当代新诗创作陷入一种突破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诗歌创作模式的困境"，走出这个困境，诗人们"需要重新发现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诗歌传统(从古典到今天)，使古典与现代接轨"，"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置，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诗歌创新的灵感。"(《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王光明提出，虽然郑敏对于诗歌传统与现代的见解，还需要更具体细致的梳理与讨论。但是她的这种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本体精神建构问题的"自觉意识"，对于新诗未来的发展，却是非常重要的。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诗歌问题的深入自我反思，只有深入到语言形式的范畴的时候，才是建设性的。"作者"百年寻梦"情怀的理论清醒与敏锐锋芒，在这些论述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部专著对于新诗演变中最核心性话题的深入突进之一，也许就在这里了。
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两者之间，有某种同一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历史真实是由特定背景下所进行的一些人物事件构成的真实的存在。历史叙述则是当代或后来者从自己的观念与原则出发，对于历史真实的一种主观描述和阐释。因为带有主观性与不同的选择取舍，后来者的任何历史描述，因此也就都带有了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色彩与价值判断。历史研究中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但历史过程现象的真实与否，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有无轻重，总该是不能靠主观来任意判定或扭曲的。不然，顾颉刚的煌煌大作《古史辨》，就根本不必要写了。即使写了，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不朽的价值。日本右翼分子编造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神话，也就不必要跟他去认真说法了。但是，在历史叙述中，即使是以相对的客观为尺度，来要求于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属于接近自己生存时代的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也有不同。就接近历史真实的程度而论，可以粗略分为史述、史论、史臆三个层次。史述于(在)近于"信史"追求中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史论在研究者的意图选择中更多一些主观色彩，史臆是为了某种功利意图对于历史"故事"的戏说和臆造。在学术性和回忆性的历史叙述文字中，前两者属于不同研究姿态的选择，都还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近些年泛滥于各种传媒的最后一种"史臆"，则完全丧失了尊重历史真实的学术风范或科学品格。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在《董小宛考》这篇杰出的论文中，对于一些小说"倒乱史事"的倾向，曾作了这样的批评："凡作小说，辟空结撰可以，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凿其间，世间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事实，只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得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不可不辨也。"(《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68页，岳麓书社，1986)由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文类的差异，某些属于大众性通俗性创作中，出现戏说或臆造历史的种种现象，本来是常见的事情。不必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也不必把它当信史去看待。但是，只要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回忆性质的文字，就不能带有臆造或"戏说"的成分。然而当下的事实是，孟森所批评的这种"对历史肆无忌惮"、"以流言掩事实"的"事关公德"的荒谬文笔，不仅在小说，在电视剧，即在"戏说"当代人文真实史迹，在"戏说"臆造性的"回忆"文字中，为求得某种轰动效应，却比比皆是。甚至在一些历史学术研究中，也是存在的。我谈这些似乎是题外话，是有感一些历史研究、历史文学、历史回忆的流弊，借题发挥，也是在大体区分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处理关系的不同层面，以呼应对于王光明这部书的历史品格一种学术定位肯定性思考的需要。
这本论述中国诗歌百年演变的书，我以为是属于"史论"性质的一部专著。它不是百年诗史，却有百年诗史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它尊重历史真实，又不拘泥严格史述研究的框束。没有像一般文学史、诗歌史那样，分斤论两地去评价介绍一些诗人的成就得失。重要的诗人生平及创作成就史料，重要的诗歌流派与诗歌现象必要的史实，书中多用注解的方法处理文字，以尽量地淡化正统诗歌史写作中史述的范式与色彩，减少以论述为主的正文承受过多史料的压力。本书努力追求的特色，是用自己考察新诗百年演变的理论问题作为全书的主线，将与之相关的主要诗人、诗潮、诗歌流派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诗歌现象一一串联起来，以研究重要问题为中心，专章专节历史递进地对于历史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与论述。为了说明问题，他读了很多的书，引述了很多史料，作了详细的历史大事年表，也对于一些过去被遗忘或淡漠已久的史料作了系统的发掘、梳理与论析，如40年代活跃于北京诗坛的诗人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及其对于现代格律诗的探索，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的意义关注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当然，基于这样的"史论"研究姿态选择的问题意识、历史叙述观念、行文和策略的需要，在这本书里，有的时候，往往历史中的某些部分被放大了，某些部分被缩小了；某些评骘过于贬抑，某些评骘又过于夸饰，这种放大与缩小，贬抑与夸饰，是对于一些历史图景的一种选择需要或偏爱，还是历史认知和主观书写中的某种误读?我以为这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作者重在新诗演变过程，不重在历史全貌的考论与建立在更多事实基础上的评析。各种诗歌现象历史中出演角色的轻重的酌定，诗人与流派现象的忽略与侧重，诗作评骘的高低与使用文字的多寡，自然显出作者"选择意图"的实现所决定的某种主观性和论述的偏激性来，此乃非严格历史性而作为历史理论性研究著作之在所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合理的或深刻的"片面"，学术上是被允许的。我觉得更应该注意的倒是，有些现象的被忽略，往往过分突显出作者有意淡漠与述论相悖的观点，给人的感觉偏爱淹没了某些历史的真实；有些部分由于是过分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衍，缺乏更充分的历史资源的支撑，给人以历史感不足的感觉。有些关系诗歌潮流性质的论述，在前后的文字上、观点上，表现出存在缝隙，不太衔接，或者互相矛盾的地方，作为一部分量颇重的学术专著，就应该在论述的严密性上，去警觉和加强了。
王光明是我钦佩的青年朋友。他治学的勤苦、清苦、思苦，是早为我所熟悉的。大约是1980年代初期，他在北大从谢冕兄做访问学者，返回福建师大后，几乎是在自我煎熬式的生活中，很快完成了他的学术跨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一次是"五一"还是"十一"的前夕，他突然从福建打电话给我，说他最近要到北京来，有时间的话，一定来看我。我问他："是开什么会?"他有点吞吞吐吐地，最后还是勉强告诉我说："真是不好意思说，我被推成省里的知识分子劳模，要到北京去参加会。"从这件小事里，我隐隐地感觉，他好像为被推选成"劳模"，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似乎觉得这在他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儿。他在大学学术圈子里，仿佛还葆有一个乡下"初来者"的淳朴与执着。他当得起知识"劳动模范"这个称号。他做起学问来有一个"沉潜"的心。这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就是他全身心地"沉潜"于自己以"苦"字为特色的学术生活里结出的一颗丰厚的果实。
我高兴地作为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并写下了上面这些不着边际的话，算是序，也算是一点学习的体悟吧。
2003年6月18日于北大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