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文学与时尚
作者：黄毓璜
还不妨进一步说：时之所尚虽曰人事亦关乎"天命"，盖因天地有时气，万物有时兴，于衣有时样，于食有时鲜，时异事殊、时移俗易，变幻其中的时尚为诸多因素构成的合力所造就，有些个"准自然"的品格，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差可比拟于节令交替、星斗转移，为"不可抗力"者，虽其行也不远，此起彼落如转轮，却不随一己好恶而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一位无翼而飞、天生天杀的主儿，谁个要"领起"它，谁个要"力挽"它，都是不量力且没必要的大话。
时尚的毋庸厚非自然不在它的自生自来，不在它的"不可抗力"；依我看，实因其本身具备种种可能性的包容：即可涵孕育诞生之契机，亦可成酿出溃靡之温床；即可济伴同前行而汰出陈旧之效，亦可隐随俗沉浮而湮没自身之患。"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圣者时也"的名言、"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向了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意志和临世态度。且不论诗文合为时、合为事而作并非谬说，占得着"与时俱进"的道理，即令那处变观时宜、应世出时人、演曲趋时调、成章入时文，就人的临世态度和生存策略而言，那随顺亦不失为智，显见几分无奈的同时也透出几分聪明。
问题在于：这里已经说向了文学之外，一如哲人说"为稻粱谋"。回到文学之中，智性就是小道，诗性的写作究属是心性的事业。就本质而言，文学并不服膺"生存法则"和"现存秩序"，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理想世界"的建构，要求于不称意的人生做出生命的追寻、灵魂的拷诘，为人类重构理想化的生存秩序和生命秩序诤谏立言。这里就生发出某种跟现世现存"对着干"的意味，论者或有背对时尚乃至以时尚为天敌之说，究其实仍不在褒贬时尚，于时尚本身的存在和运行无多指涉，为文者干的是自己的活，虽让大伙儿觉着有些隔隔绊绊，未可以活得不耐烦论之。这样说得赶紧说明只是对文学特质的一种特定的描状和阐述，取的是其超越性、精神性、终极性这一向度，并非以为文学可以抛开现实去胡乱想，如同先辈讥评的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地球是离不脱的，航天员暂时离脱非独仍依赖着地球，到头来还得回到地球上来做报告。只是有一点须得略陈管见：地球上的现实在文学中不能不具备"前提"的性质，却也仅仅是"前提"。现实之于文学不是复制、克隆的对象，弄文学的属意超越，故处于当下现实部位的时尚在"一边"（此岸？），文学在"另一边"（彼岸？）；弄文学的执着于精神，驰驱着属己的自我性，故时尚在"外面"（客体？），文学在"里面"（主体？），弄文学的又热衷于人的、世界的追问，指向底蕴的探究，故时尚在"上面"（实然？），文学在"下面"（应然？）。这大概也可看做文学的一种角色位置，看做文学的存在状况、存在理由并存活可能。坚执于文学的士人尽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却多不能就范贤达们"顺天应时"的告诫，倒很有点以高士们"超尘抗俗"的特行为旨归的样子，宁可自知不可为而徒唤奈何，并不将就着随波逐流地过顺当日子，对群体奉行的时尚尤其取了不苟同的决绝态度。想当年，"刁皮"的东坡先生光出自己的肚子，向诸婢怪怪地发问"此中何有"？朝云以"公一肚皮不合时宜"相应对，彼时先生一阵大笑，是对红颜知己的会心认同，也该是对为文之道的一种认定了。明乎此，文学跟时尚的关涉似可一辨。
然而，当下文学征逐时尚、觑准时尚下手之风盛行，这样说就称不得全面公允，离缜密更其远甚，至少有把当下铺天盖地的、广为读众欣然接受的作品排斥到文学之外的嫌疑，包括批量生产的圣君贤臣的重新演义，包括一脉相承的"反腐倡廉"的世相演绎，包括芸芸众生心态与生态不厌其详的"真实"记录，还可以包括很为"叛逆"的对抗传统以及很为"另类"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品类。把旨在道德训诫、身心娱乐、复制现实以及物质化、肉欲化的品类拒斥于文学之外，显然有背宽容之道，涉嫌不让别人活的霸道，事实上文学未可定于一尊，该当兼容并蓄，于是有了对繁富品类的界定，有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分，如同文化界区分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我原先对这种区分不甚了然，以为其间存在过多的搅七捻三、缠杂不清。后来长了些见识，觉到历史尤其是现实中硬是分明出这样的分野，且追本穷源，竟发觉分野之形成、多涉及文学跟时尚的关系。
不能孟浪行事，把通俗文学一股脑儿划入大众文化，尽管通俗文学更能赢得大众更能拥有大众；不能武断立论，说通俗文学多取迎合时尚的态度，尽管它实系面对时尚之作业。可以明确地加以相对界说的是：通俗文学的创作驱动力通常并非源初于自由生命的内在意志，往往受制于时尚或者说是时局中的一只无形之手。其可能产生的激情多依傍于为公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即时而随机；其语言及传达方式亦少见个体的方式，多为适应公众的、通常流行之模态，可能产生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力度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显见不及底里的浅表和不及久远的时效性。或不失"思考"，但多为受动的就事论事；或不失追求，但往往流于当下的"大众平均数"。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有些轰动一时的作品会成为"一次性消费"，而有些问世之后门庭冷落且多受訾议的作品，却引起说不尽的永远的话题。
这里显然迁就了言说的方便，应该毋需说明各守一极的作品原本各具短长。当然亦毋庸讳言，这样说是把纯文学作品视为了文学的高格和极致。称之谓"纯"，正因为它更是文学的、更能贴近文学的真谛和要义。我想到萨依德先生，他的一番话对我启示良深，他在《知识分子论》中论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时如斯说过："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这话用来衡度作家及其创作尤显贴切，很可以说从另一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区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标准。前者并不失"干预生活"的意向，只是充其量是从社会政治、世俗生活的既成格局和日常琐屑的层面"顾问"于所谓的世道人心；在这里"现实"是终点，是修复的对象和寓楼的处所。而后者，干预的则是生命，是灵魂。"现实"表现为起点，是质疑的而不仅仅是再现的对象，饱绽其中的是充满精神意识富于终极旨向的人类情怀和哲学追问。其不可模仿重复、无以批量制作的性质也便由此铸定。
令人掣肘的是：一方面，我们从时下通俗文学的负面罗织出包括人性谬误在内的种种弊失和不堪可以不费多力；另一方面，若企图从纯文学的方阵中推举能够跟通俗文学相对称、能够具备深层次的精神、价值结构的作品，则十分困难而几近阙如--我们并不缺乏轰动的作品和行时走红的作家，我们太过缺乏的是独立的怀疑精神和想像创造的力量。
当我们在呼唤大师、呼唤经典的怅惘中把思绪集中到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冲突，我们再一次领受到时尚的驱遣力，或者毋宁说领受到时尚对于创造力的钝化和窒息。社会时尚造就了文学的时尚，追逐的浪潮浮华了创作的心态，就绵延多年的书写心理看，最为普遍也最为突显的"时尚"可归结为互为表里的二端：一为"文革"式的"反传统"，一为"洋务运动"式的"现代化"。两者其实都呼应着时代的要求，原本为"觉醒"和"冲决"提供着契机。惜哉我们总是急功近利而一味"激进"，在功利风向中飘泊流浪，行不由径而血不归经，一再把道走黑把局搅黄。
十分匮乏清理传统的兴致和能力，十二分张扬跟传统对抗的蛮力，传统不是被作为前提而是作为打倒的对象，反传统成为"一反到底"的"革命"竞赛和"空乏其身"的"现代"游戏，安身立命之地的失陷就不可避免，到头来"人文精神"固不可寻问，连古往今来的"文人精神"亦沦落殆尽。试看今日领起潮流而殊为可疑的"另类"，身体的赤条条跟精神的空荡荡构成的反讽意味还不够浓烈么？
把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称之谓"洋务运动"式，自然并非否决"拿来"，拿来坚船利炮跟拿来文学武库中的十八般家伙一样，系图强振兴的题中之义，只是拿来固可"强身"，却终须在"固本"上见分晓。姑不论拿将过来实非投靠过去，即就拿来什么看，就有些令人沮丧的情形，有识之士指出过两次历史性错位："五四"时期借得欧风，我们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引渡过来时，那边的新派人物已视其为颓败之物，多有借东方古典文化来为西方文化寻找出路的主张；到了再度开放的"新时期"，当我们的文学极力"内转"，伴之以形式主义、结构、解构主义的"内部研究"时，那边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又已经腻味了"内转"、"内部研究"，开始突破其局囿进入指涉"外部"的又一个轮回。我们倍道兼程地追赶得气喘吁吁，从旁远远看去却总是恼人地慢上一拍，如此"走向世界"，无异带着老师布置的作业去交卷，骥附时尚且不能及时，遑论融出新机。
文学若确实有个"走向世界"的问题，大概有个比拿来更要紧的"送去"，其间关系似可类比为"输入"与"输出"，由输入发展向输出的事儿自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但若迈不开走出时尚、走出世界的第一步，走向世界就只能成为永远的梦呓。
看来看去看了偌许年，说来说去说了偌多话，我渐渐明白诸多情形早为先贤们看到过且说到过。关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关于学无中西、中西互动互化；关于内不失固有血脉、外不后世界潮流；都是针对着时尚说向了根部，角度不一而互补于一。我们须要自己的"问题意识"，须要接通自己的血脉，须要从固步自封的窒息和乐不思蜀的流亡中醒悟过来。如此，我们可以结束疲于奔命的世界大游走，可以言独立的人格和文学的操持，可以言融通古今中外的别立新宗并瞻望"全球一体化"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