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２１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态势
作者：采 薇
关于两性对话，盛英的论文《再议对"男权话语"的批判》较有代表性。盛英认为，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体系，除了要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史"的研究，以及对现实女性创作进行评价、批评与研究外，以性别角度分析中国男作家作品及其妇女观，寻找男作家及其作品同传统文化、历史场景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大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男权话语，才可能确立和稳固"性别政治"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的立场和原则。"为了对话，为了交融"这个宗旨，盛英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从自己的性别极地退到边缘地带，平等对话。对话应该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批判与关怀的结合。二是对照与反思的结合。三是文化探求与文学审美的结合。
两性对话一向是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敏感地带，研讨会上就此论题，年轻的学者王侃认为，两性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女性批评家不必与男性批评家对话。刘思谦认为，两性对话是困难的，不是不可能的。不能把某些个人的"不可通约"扩大为两性的"不可通约"。阎纯德认为，应该对话，两性对话应该是温柔的抚摸。艾云认为，灵魂是没有性别的，女作家要想有长久的艺术生命，还应向伟大的男性作家学习。彭放认为，要慎提两性战争，要看到女性写作中的另一面，如木子美现象。这些东西败坏了女性文学。女性精英应该对此发表自己的声音。刘思谦认为，木子美现象是貌似女性文学的性别秀，女性文学要甘居边缘。大部分与会者同意刘思谦的观点。朱辉军质疑女性文学的定义，而这一问题是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出现以来就频频被提及的，被追问的。在此研讨会上，仍不例外。朱辉军提出，女性文学若不是指性别之外，真正进入到作品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东西?有些东西好像是女性特有的，实际是历史上形成的男权意识。若把这些东西抽除剥离后，真正属于女性特有的东西就很可怜了。就是这样，里面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或者没有达到我们应达到的高度。所以不要太过于强调女权、女性意识、女性身份。作为一个策略还是应该这样提。我们要做这样的研究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如女作家写了一本小说，男导演改编后，它的女性意识还剩多少?女导演导演了男作家作品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所以，质疑的结果仍然是探讨和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就是在这种研讨的质疑与追问中布下了一个又一个心结，不断地被研究者去破解。
关于性别立场以及两性对话，李晓红在《为孙柔嘉辩护--兼谈对文学写作中性别立场问题的思考》中提出了关于性别立场的困惑。她举例《围城》讲述这种困惑。首先她要为孙柔嘉辩护。这是一个男性立场下的悲剧形象。结尾人们的同情都在方鸿渐身上，但如果站在孙柔嘉的立场，没有谁是赢家。孙柔嘉的形象是多面的，不属于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中归纳的形象--天使型女性、恶女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落后型女性，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性，而这个女性是在作家非常强烈的男性立场下形成的。关于性别立场，我们在批判男性立场，如果这样，文学世界会失去很经典的类似孙柔嘉这样的人物形象。"文学是不分性别的，但写作的人是有性别的，因此写作中一定会形成性别倾向。"如果这句话大家都同意的话，女性应该坚持女性立场，那么男性作家和男性的评论者是否也可以坚持其男性立场?如果这个逻辑推衍成立的话，那么批判男性立场有意义吗?可不可以有超越自己性别的性别立场?比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作家的性别立场是男性立场吗?怎样才能把自己纳入这个大的学术圈子中而不仅仅只是自说自话。我们一直在批判男性的男性立场，是不是可以主动些，采取一些策略能够在学术界真正展开对话。
李晓红在提出性别立场的困惑时，把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面对的困扰、误读又一次摆了出来。实质涉及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问题。一些男性学者所以敏感于此，就在于西方的女性主义历史是与争取女性的各种权利义务紧密相关的。当这种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与权利义务相关的现实色调并没淡去，对于女性主义的误读，本质上仍然在于男性中心思维。如果坚持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思想，便看不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理论只有在批判中生成，这一点毫无疑问。事实上，在学术研究领域，慎谈两性战争，就在于现阶段没有什么现实指向的实质性的两性战争，也不可能存在这种社会基础。女性主义在各个不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繁杂的派别、主张意味着这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更新观念的批评流派，相互矛盾冲突的观念比比皆是。然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平等意识是获普遍共识的，这是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得以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两性对话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性别立场的出现必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与女性健康的生存需要有关。现时段关注性别立场，是要通过女性主义研究，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必然结果。同许多批评方法一样，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带有革命性，至少从性别立场上观察世界别有一番新意。以女性主义角度(立场)研究文学文本在中国来说，更重要的在于检省历史文化以及历史文化在现实中的落后遗存，从中获得一种新的解释，来梳理人类进化过程中，哪些是蒙昧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可以扬弃的。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不单是女性，而是包括男性、以及其他边缘性别在内的多元文化意蕴。所以，建立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确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批评
近年来，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这种"研究之研究"对于归纳梳理现存的理论体系、避免研究项目的重复与浪费、在更系统更高水平基础上思考和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林树明的《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作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详尽地梳理阐释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转向性别诗学，以及由文学／性别批评逐步向跨文类／性别研究深化的特点。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些特点既与世界文论发展的大趋势同步，也与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相通相似。尽管此前大陆学者也有从事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果，林树明的研究以一种"史"的线索串联起来，使台湾与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纵向线索中关照横向交叉，更为清晰地体现出全球化的视野和脉络。
陈骏涛在《夏娃言说--近年几部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评说》中，就《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赵树勤)、《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李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郭力)、《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乔以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5部专著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专著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一、解构和颠覆男权中心。二、寻找观照女性文学的新视角。三、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叙述。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反思。陈骏涛对研究的"研究"始终把握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脉搏，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解读与归纳，都表现出学院派风格。
谢玉娥在提交研讨会的论文《成长的思想--〈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新编〉前言》中指出，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借鉴、吸收了多种先进性别文化理论的女性思想者是当代中国女性中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努力使得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批评格局。"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不纯粹是个"学术概念界定"的问题，它的"涵义"更宽阔更深远。作者不仅从"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入手，探讨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各种提法加以解惑，而且把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这一实践上升到"使女性学习'思想'、习惯'思想'并产生了自己的思想"的高度。"对历史上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为主体的包括性别观念在内的整个人类思想认识体系的重新〖JP3〗'思想'，是中国女性思想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JP〗
罗婷、谢鹏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是一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的评介文章。作者认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又以美国的研究为最前沿。作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理论视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望两个方面揭示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概貌及发展趋向。又由三个方面入手，诠释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是揭示了文学中的自然与女性的关系。二是对文本的发掘与阅读，对文学领域双重压迫根源的追寻。三是突出的伦理色彩、多元的结构和宏大的视角。作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随着上述实践而来的是为人们改造内心世界树立正确的女性观与自然观提供了新的途径。使传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构建更具方向性和时代色彩。
女性文学研究的"非女性主义"视角
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视角研究和探讨女性作家作品，仍然是这次研讨会一个颇具分量的话题。从女性文本入手，精心构建垒起的审美阅读框架，展示出女性文本与地域文化血肉相联的关照，视野宏阔。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互补充、相映成辉，使研讨会在视角上呈现出多重主题并存的局面。
朱育颖的《乡村叙事与皖北文化寻踪--王安忆小说的一种解读》试图从文学--文化批评的视界，通过对王安忆乡村系列小说的解读，探讨其对乡村生活内质的关怀与寻找，揭示"我们庄"的自然生态和文化心态。寻觅皖北文化的印记与审美形式。阎纯德在《试论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指出，迟子建小说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儿、自然朴实、清新美丽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优秀的作品应该具有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并由这些构成艺术美感，迟子建的作品正是如此。而这些是因为迟子建所践行的是社会人生至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李枫的《迟子建小说故乡情结形成初探》中，把迟子建的小说分为两类：故乡类和非故乡类。而故乡小说情结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心理学方面的来自人类精神溯源性，美学方面的来自作家审美理想的唯美主义，文化方面的来自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疏离感即对乡村文化的亲和。赖翅萍在《林白创作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试图以一种开放批评方式，把林白创作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去考察。认为林白创作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关系密切，体现在三个方面：男性中心无意识与女性身体狂欢叙事，"现代"的二元对立认知广大与异性恋叙事，"百越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故乡"书写。这些影响了作家观照世界与把握人生的方式，并由此形成了林白创作独特的主题和审美特征。降红燕的《男女两性作家写作模式差异及其文化意味》中通过对比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两篇小说，考察男女两性作家在文学文本中呈现的性别差异，并探寻这种差异的成因及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作者认为，在爱情题材上两个文本的叙事模式不同，是由男女两性作家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不同性别心理造成的选材的思维定势、传达作品题旨和采用叙事方式上的差异有关。女性作家由于长期形成的性别文化心理，创作上习惯于使用内聚焦和第一人称"我"来构筑全篇。而男性作家习惯于用第三人称零聚焦全知叙事来展开故事，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具统领全局、统御全篇的力度以及宏大的叙事风格。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即作品的价值问题，正是作者要探讨的。朱雪艳的《新时期戏剧中的女性命运》从新时期以来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入手，以社会价值与道德审美取向来论证戏剧中的女性命运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揭示出戏剧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成长。女性戏剧家的作品更多地以在场的感受，触摸女性精神与情感的痛处，对男权中心展开批判。周芳芸、宋光成的《来自大学校园关于女性文学价值的思考》 则提出了女性文学面临的现实价值层面的问题，女作家自身素质同样受到挑战。而毕淑敏的作品对当代女大学生影响最大，毕淑敏的作品表达出女性自救精神。
当研讨接近尾声时，人们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对此，张炯提出，要推进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建立。他认为，新世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主要国家，是世界华文文化的母国。新世纪中国文学要争取在世界范围的话语权，树立我们的学术、文学地位。而站在自己的土壤上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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