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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一类反调的文学批评时尚
作者：姚 楠
六、“酷评”的双面刃
“酷评”确实给文坛带来了一定的轰动，商业化效果不能说不显著。
“酷评”出现后所形成的结果是：一、“酷评”现象为人们所注意，所换来的是大多数公开的否定的指责，批评其主要的毛病在于违背文学批评作为学术活动的严肃性、科学性，没有求实精神与良好学风，得出的尖刻结论更是难以服人。二、对“酷评”的批评，作家、评论家则显示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对其给以充分的宽容，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其明显的偏颇和极端。16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了对“酷评”现象的深入剖析与严肃地批评。作家、评论家们的矛盾心态，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一，长久以来，批评中的吹捧强风扶摇直上，吹得作者、读者晕晕乎乎的，使得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大为降低。人们希望有一定震动力的尖锐的批评，改变文坛的沉闷之气。其二，对批评者批评权利的尊重，珍惜来之不易的较为自由的批评环境。在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奉行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尊重你表达意见的权力。其三，在对商业化炒作表示反感的同时，却承认批评商业化的成功所带来的轰动效果。以商业成功当作批评成果传播的有效手段。其四，透过“酷评”中非学术化倾向与非科学性的论证与结论，看到有的“酷评”文章中有时包含某些局部的、合理性的内容。其五,低估了“酷评”败坏文学批评风气的破坏性影响，也同时丧失了通过对“酷评”的讨论，建立文学批评科学性原则的有利时机，“酷评”文本，是不良学风的典型标本，深入地剖析和评判，有利于真正的良好文学批评的大好局面的建设。
实际上，有些界线是明确的。其一，无理性的“尖刻”并非是尖锐。用“骂”之恶，并无法从根本上驱赶“捧”之恶。况且，从思维方式上，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是同出一辙的。其二，尊重批评者的权力，并非意味着不尊重被批评者。“酷评”者在骨子里，缺乏对文学和作家以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批评家的尊重。其三，商业成功，不是批评成果评价的尺度。其四，合理的内容、命题，用非学术化的方式表达，不仅无法产生以理服人的自然、正常效果，反而在丑化他人时，败坏了自身的声誉，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水平。其五，“酷评”的破坏性，难以改变文学批评的不良环境，反而使批评环境、学术环境更加恶化，从而消解了整个学术的健康风气。
世纪之交的“酷评”现象已成为历史。但是如果不正视这一段历史、不总结这一段历史，分析“酷评”的失当，“酷评”——许多严肃学者所不齿的“酷评”，还可能重新出现。
“酷评”的双刃，一面对着批评对象，另一面对着批评规范。“酷评”的失当，使人们明确，正确的命题、观点，如果不能用严肃的学术理性来分析、表述，偏狭的夸张，失度的结论，不仅无法解决学术问题，还败坏了学术空气、学风。
七、“酷评”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酷评”出现于90年代中后期的世纪之交，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酷评”现象便形成了。
在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的思想文化潮流中，现代迷信已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历史惯性，社会民主法制的进程，使思想者、文化人既获得了批评的权利，也具有了批评的勇气。鲁迅和所有的名人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反对神化并非意味着可以任意丑化，不讲事实的哗众取宠）在消解神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丑化的倾向。
“文革”结束以后，人民从林彪、江青这些政治家、阴谋家的谎言中感受到了理想被愚弄的痛楚，同时，有些在总结十年浩劫形成的原因时，把责任也算在笼统的历史传统上，产生了不分清红皂白,全部否定文化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潮流。与此同时，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接纳吸收了西方文化。在有些人那里变成了以西方文化的某一种尺度（实质上，西方文化也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具有多种内涵的）为标准的盲目接受，从而否定一切中国文化。
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改变着许多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界、学术界也出现了追求商品化，放弃学术化的不良风气。学术粗鄙化，学术成果泡沫化，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融为一个潮流，便出现了学术成果商品化的“酷评”现象。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酷评”是自然的。能否深刻地认识它，评价它，也成为文学批评总结自身的一个重要问题。
激进主义的思想文化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股激进主义的潮流，它以全盘反传统为根本特征，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具有极端主义的态度与立场，有人甚至将其上溯到近代、现代，乃至“文革”期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中出现并一直延伸到当代的，一个十分触目的现象。17这种激进思想文化，对文学界有若干影响。“酷评”持有的许多观念，与其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学术制度中的若干弊端。在80、90年代的学术制度中，过多地倚重“权威”——成名专家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轻视年轻学者的情况，应当说并不鲜见。如何评价学术成果，人们有时会依靠专门的研究者，这是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学术发展中分工越来越细，又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的状况下，有时专家也未必一定会得出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专业以外或相关专业较远的专家来做出评价，而又缺少学术上的完善制度相制约时，专家的道德水平、个人偏好、思维习惯、视野范围、科学观念等，都将可能否定年轻的非知名学者的新鲜意见。而采用激烈的情绪化态度，以偏颇的结论显示自己的声音，也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富有反叛精神、而又不甘寂寞的年轻学者的便捷方法。
学术研究的不规范。学术规范至少包括科学精神、求实态度、严谨论证、情绪节制等方面。而不能将未经深入思考、严密论证的随意性感受，夸大其辞地加以表达。学术评价中过分要求学术成果的表达以数量（或篇数或字数）为单位，必然促使学术成果的泡沫化，助长浮躁、轻率的学风，改变学术论文踏实、严肃的方向。耐不住寂寞，急于表达，不讲规范，缺少制约，还缺少对违背学术道德现象的批评。不良的学术生产环境，会酿出非学术的恶果，而恶果又会进一步恶化学术环境。
八、“酷评”的启示
我对“酷评”的看法，是基本否定。我否定、批评的是“酷评”的态度、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在批评中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这个前提，便是依照学术规范，进行理性的，而不是随感的，严肃的而不是浮躁的，是学术文明语言，而不是冷嘲热讽、夸大其辞，是尊重文化，而不是毁灭文化。
“酷评”的作者大多是青年（以我的揣测，还有一些也许是青年的延伸——年轻）。我对“酷评”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对酷评者的失足而痛心、惋惜。
“酷评”现象的出现，启示批评界、学术界，应迫切改进几个方面，建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创新不能背离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学术规范，即便是令人枯燥的，也应是严格把握的，应该纳入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学术研究中，完善的学术制度，对中青年作者的成长、创新，予以一定的优惠条件，使他们不必通过非常的手段，便可以脱颖而出。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不因商业化冲击而动摇，不以成果的反响作为评价标准。而以学术成果在学术进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为主要标准。
采取严谨的学术态度。学术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学者的精神状态。有理也要讲理，争论不是争吵。更不应该骂人、丑化人。不能尊重论敌，也不可能获得学术界的尊重、弘扬严肃的学术精神。学术活动不是以捷径捞取声名的职业。文风可以活泼，却不应该是做戏、作秀。既要在事实方面讲究客观性，也要在材料和结论之间讲究逻辑性。一个严谨的结论未必就是肯定性的结论。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应讲究学术规范以理服人，平等讨论。
“酷评”已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声誉，具有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如果放任其存在，不指出其危害性，不仅难以建立严肃、科学的学术规范，而且会使后来的年轻学者继续将其作为成名的捷径。我认为，应该把“酷评”（而不是酷评者）钉在耻辱柱上。“酷评”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种方法的失当，理性的失落，情绪的失控，结论的失真。“酷评”在短期内获取了超常的声名，却也同时赢得了失足的恶名，是永远无法洗刷得了无痕迹的。这对于后来的年轻学人的得与失，是应当三思的。
①丁帆《“与人驳难”的批评姿态》，《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
②《收获》2000年第3期。
③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④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
⑤B13汤奇云《“酷评家” ：批评界的谬种 》，《文论报》2001年2 月15日。
⑥代迅《关于“酷评”:以余秋雨现象为例》，《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
⑦客木《“骂派”批评家档案》，《作品与争鸣》2001第3期。
⑧⑨李运抟《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芳草》2000年第10期。
⑩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第27——2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11秦弓《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人民政协报》2000年1月4日。
12陈漱渝《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
14包铭新《时髦辞典》第4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15王唯名《 游戏的城市》第109~1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16参见白烨等《〈十作家批判书〉的是耶?非耶?》，《中国青〖CM(24〗年报》2000年1月24日；王安忆等：《批评，有话好好说》，《文汇报》1999年12月11日。
17参见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第五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还有学者林毓生、余英时、俞吾金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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