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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
作者：罗振亚
历史中断后的精神逃亡
那种以为进入90年代，诗歌就必然获得异于80年代全新质素的线性时间观念是靠不住的。因为历史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地笔直向前，而呈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因精神逃亡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历史情境”的再次造访、弥漫为诗界的第一真实，③而遭遇了难以名状的命运颠踬。海子之死，一方面是为诗坛献身精神的符号化，一方面也构成了文化诗性大面积消失的象征源头，尔后许多诗人纷纷亮出白旗，踏上迢遥的精神逃亡之路。他们有的去赴死亡的约会，如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方向，有的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折磨逃离缪斯，改弦易张，扑入商海或者转写小说散文，如韩东、海男、张小波、朱文、秦巴子、叶舟，有的干脆就逃亡去了海外，如北岛、江河、杨炼、严力、牛波、张枣、张真、宋琳、胡冬、欧阳江河等，队伍分化、削减和流失的变异现实，无疑使先锋诗歌经受了一次历史的强烈震颤。
但这种震颤还仅仅是表层的，下列两种精神逃亡造成的中断才更深刻，更本质，更触目惊心。
一是既成的诗学路向纷纷中断，艺术探索出现了大面积的空挡，难以为继。后朦胧诗当初的文化神话、青春期写作、纯诗经营等种种诗歌写作方式，在1989年社会变动的现实冲击面前，均因在理解和表现时代方面的失效，而宣告意义消弭，走入终结。以圆明园诗社等为代表的青春期写作，“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极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对‘新’和‘大’的无限好奇和渴慕”，⑤使它常常“一根筋”式毫无节制地倾泻感情，虽然因为感性化和创造渴望的敦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意识形态化的樊篱，但也极容易在过分情调化的颓伤怀旧和过度狂欢的语言暴力中，滑向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陷阱，这种写作在“运动”化的80年代有其存在价值和根由，进入需要冷静思考的90年代后，则和非非主义与整体主义为代表、仅仅追逐生态而非心态的文化诗一样，因为对现实语境缺少关涉而失去了进一步伸展的可能。失效或难以为继的还包括与新乡土诗相对的“城市平民口语写作，以及可以统称为反诗歌的种种花样翻新的波普写作”，甚至包括“被限制在过于狭窄的理解范围内的纯诗写作”，⑥前者（如他们诗派等）常常渎神式地拒绝形而上的神话，努力用口语甚至俗语还原“此在”世界，耽于能指迷恋和语言狂欢，后者（如黄灿然、叶舟等）则坚守高贵的灵魂和语言的纯粹，在神性原则下建筑和谐、优雅、澄明的神话幻象。前者的后现代解构病在弱化了终极价值关怀，不无游戏之嫌，后者的灵魂高蹈则失于脱离了历史和现实语境，太超凡脱俗；但不论是非诗意的解构还是诗意的高蹈，都同样悬置了和现实对话的机制，加重了诗坛的茫然。
一是继起的新乡土诗热潮的升温与持续不下，使诗歌精神走向了空前的倒退。海子自杀后，陷入普遍颓丧的诗界，在麦地诗歌的启迪和堂而皇之的终极关怀旗号下，“一群城市里伟大的懒汉”，纷纷做起“诗歌中光荣的农夫”（伊沙《饿死诗人》），掀起了一场农业造神运动，一时间，“麦穗”的光芒普照于1989——1991年间的《诗歌报》、《星星》、《诗刊》等抒情视阈。诗人们弯镰收割的乡土意象所渲染的农耕庆典，“那种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新乡土诗写作，④一定程度上以乡土闲静、优美、纯朴的认同与皈依，暗合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精神脉动，对抗了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异化，吹送出一股清新自然的审美气息，其田园情调也慰藉了许多思想漂泊的现代灵魂。但是那种土地神话在如今后工业的社会里表演，总有些矫情，诗人们对其过度沉醉的结果，是大部分作品只能做匍匐乡土之“兽”，而难以盘翔为入乎乡土又超乎乡土的“鹰”，缺少深入的当代意识和哲学意识烛照，麦地主题被浅表、世俗化为宣情的基调；除了曹宇翔、丁庆友等诗人之外，大批诗人置身于都市里先验地想像、炮制土地神话，优美得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有文化悖谬的“伪”倾向，这种行为本身也滑稽得令人生厌；尤其是诗人们一窝蜂地争抢乡土意象的趋时现象，使新乡土诗常常只能在单一指向上踯躅，稠密的国产意象里人气稀薄。这种幻想拯救诗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向“后”看的举措，在把新乡土诗推上历史舞台的同时，也把新乡土诗推向了没顶的泥淖；所以气闷不过的伊沙，1992年对那些“狗日的”写作者大骂，要“饿死诗人”（《饿死诗人》）。到了1993年，新乡土诗果然寿终正寝了。
既成的道路中断了，新辟的道路又是向后看的，在这未死方生的悬浮“真空”之间，诗人们开始无所适从，茫然不已。他们虽然依旧写作，却再也提供不出能够体现先锋进步趋势的新的价值指向；于是，在“写”还是“不写”的痛苦艰难的抉择中，诗界只能出现或搁笔或转行、或原地踏步或六神无主、或陶醉麻痹或躲避缄默的精神大逃亡这条生路抑或死路了。
“无名”时代的边缘背景与艺术误区
自朦胧诗以来，先锋诗歌的发展态势一向良好；可是为什么它在1989年却遭逢断裂，在90年代第一春的《诗歌报》上举办完告别的“最后的晚餐”——“1989实验诗集团展示”后淡出历史舞台？这道“坎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吗？这道“坎儿”是先锋诗歌的幸事还是不幸？对这些疑惑的揣摩解读，将把我们引入历史文化语境的本质深处，寻找到准确而满意的答案。
要想破译先锋诗歌的中断之谜，怎么也绕不过诗歌的边缘化话题。众所周知，在被誉为诗歌国度的中国，诗歌历来是文学的正宗；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始终处于中心的诗歌却地位旁落，渐由为民代言的热门、焦点艺术种类，走向了冷寂而彻底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的多余者，各大报刊竞相取消诗歌园地就是铁证。因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西方后现代文化对中心和权威的解构，当历史的脚步一经出离以改革开放为主导、充满二元对立观念的有共名主题的80年代，踏上90年代的门槛时，便进入了“多种冲突和对立的并存构成了无名状态”的文学基本格局，⑦主题繁复共生，审美日趋多元。多名即无名，审美群体的这种分流，注定先锋诗歌的黄金时代必然消逝，轰动效应也就随读者的锐减而丧失了；同时，在市场、经济和商业主流话语的压迫下，精神渐轻，诗意顿消，每一个诗人都成了被边缘化的焦虑者，在完全被散文化的文学世界里，世俗、解构和琐碎的“金币写作”策略驱赶尽了神圣和建构的价值诉求，创造的生命激情话语空间萎缩。这种欲望化的拜金语境和权力、技术三位一体地合纵连横，自然使诗歌艺术陷入了无边的灾难。另外，“当代文化正变成一种影像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或书写）文化”，介入“无名状态”的80年代末期后，⑧突飞猛进的大众文化媒体和影像艺术在民众生活中横冲直撞，占据了大量青年人的目光和时间，尚未立体化、直观化的先锋诗歌艺术与其相比缺乏优势，抒情空间被挤兑与被漠视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这些原因还都是外在而浮面的，并且确实如许多诗歌研究者所说把先锋诗歌中断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一系列事件的压力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或者说是先锋诗歌内里的不足，埋下了自己停滞与断裂的悲剧种子。诗的本质在于它是“诗人同自己谈话或不同任何人谈话”，“它是内心的沉思，或是发自空中的声音，并不考虑任何可能的说话者或听话者”，⑨这种特征内在地制约着诗歌适于在古典田园和桃花源似的人际间生长，而和散文化、世俗化的环境氛围相抵牾，所以它置身于世纪末文化境遇本身就是生不逢时。尤其是后朦胧诗的重重弊端限制，更失掉了再度蓬勃光大的契机。它曾以意味和形式上的簇新探索，震撼了读者，改写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风貌；只是它的严重负累也使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招来四面八方的清算和声讨。有人批评它的先锋情结和前卫探索濒临绝境，必被社会群体所冷淡；它的绝对反传统必疏远民族文化，因袭西方现代传统，意蕴肤浅；它的片面技术和艺术竞新必淡化责任感，让社会群体的期待落空，⑩造成轰动效应或昭示新的写作方向也就无从谈起。更耐人寻味的是，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过于追求写作的实验性，在写作的各种可能性上几乎均有尝试，却在哪一种可能性上也没有大的建树。或者说十八般武艺都一一操练过，但却无一样精湛。所以当膨胀的可能性该收缩限制、向某种或某几种写作可能性方面深入挖掘诗意时，诗人们却因为个人写作经验的欠缺和个人话语场的尚未完全建起，而迷惑、困顿不已，该延续的诗写之路暂时中断了。尤其堪忧的是，诗写者戏耍艺术的反诗化态度，也在加剧诗歌边缘化的同时，加剧了先锋诗历史的中断。尽管这期间有《中国当代诗人精品系列》隆重问世，有后朦胧诗的集体亮相，也有《北回归线》、《倾向》、《九十年代》、《现代汉诗》、《象罔》等民间刊物的出色表演；但依然掩饰不住先锋诗历史中断的迹象，无法改变先锋诗边缘化命运的冷寂现实，“中断”和“难以为继”是谁也扭转不了的先锋诗的阶段性事实。
先锋情结淡化与诗歌转型
正是循着先锋诗歌“中断”和“失效”的思路，一些论者判定刚搭90年代的边儿，先锋诗就进入了沉落期。其实，他们只看到了历史的一种假相。不错，在中国诗歌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先锋诗人们面临着是否要将写作进行到底、该如何进行到底这“噬心的时代主题”的（陈超语）考验，曾经历过普泛的、短暂的焦虑和动摇，也出现过短暂“休克”的空白；但伴随先锋诗写作始终的自省、自否精神，使他们很快又立稳了足跟，沉落了先锋诗运动却没有沉落先锋诗本身，并在淡化先锋情结过程中注意90年代先锋诗和后朦胧诗中断性的一面同时，更注意寻找、张扬、深化90年代先锋诗和后朦胧诗间延伸连续性的一面，从而在1992年至1993年前后，修复了断裂，完成了先锋诗向新样态的转型。
经过1986年那场旌旗招展的诗歌运动教训后，先锋诗人悟出诗歌创作应该靠文本说话而不能主义先行，它是个人化的寂寞行为而不能走集体起义的“革命”路线。获得这种清醒的认识后，被运动和金钱神话净化下来的诗人们，开始自觉地淡化80年代那种强烈的集团写作意识甚至先锋意识，不再迷信唯新是从的时间神话，不再追求打旗称派、搞诗歌运动的激情和锐气，甚至不再关心流派和主义的名分；而是使写作日趋沉潜，悄然回到诗本位的立场，在放大后朦胧诗已有的个体视角、承接后朦胧诗已涉足过的艺术方式基础上，锐意开拓，逐渐促成了先锋诗歌从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写作以及青春期写作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转型后的先锋诗歌，一是普遍强调写作方向和方式上的个人语言转换，众生喧哗的背后找不到清晰可辨、整齐划一的潮流，这一点在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陈东东、翟永明、肖开愚、吕德安、雪迪、于坚、张曙光等“跨时代写作”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二是努力在语言和现实的联系中，寻觅介入现实和传统语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写生存的境遇和感受。有力体现这一倾向的是那些在海内外不声不响恢复、创办的民刊，如多多等在美国复刊的《今天》、1988年陈东东和西川等创办的《倾向》、随后梁晓明等在杭州创办的《北回归线》、孙文波和肖开愚在四川创办的《九十年代》、唐晓渡等在北京创办的《现代汉诗》等，它们虽然失去了往昔神秘的冲击力；但却无不以对抗非艺术行为的姿态，致力于诗歌精神和品格的建设，在平静中重视诗自身，向现实和传统回归，谛听静默的存在之音，“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和更近于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诗”。11这些诗或关注芸芸众生，饱含生命的体验和呼唤；或重新探索有效的话语方式，如80年代中后期就尝试扩张诗歌传达手段实验的张曙光、孙文波等人，“叙事”写作意识更加坚定自觉，他们使叙事文本成为90年代的独特景观，那种叙事话语的起用是技巧的外显，更是对存在状况的一种诗意敞开与抚摸。三是先锋诗界消解了曾经有过的骚动，告别了集体抒情运动的喧嚣，一切都变得沉稳内在，有条不紊；并在静寂平淡的真实局面中，专注于写作自身，使技艺上升为主宰、左右写作的主要力量，叙述的、分析的、抒情的、沉思的、神性的、日常的等各式各样的诗歌品类竞相涌现，姿态万千，迎来了一个从形到质都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时代。
“中断”乃先锋诗歌的不幸，它耽搁了先锋诗歌的行程；“中断”更是先锋诗歌的幸运，没有它先锋诗歌怎能迅疾拉开个人化写作时代的幕布呢？
①④⑥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3期。
②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简论90年代的文学写作》，《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2期。
③于坚《对25个问题的回答》，《星星》1997年9期。
⑤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唐晓渡诗学论集》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⑦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2001年1期。
⑧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56页，三联书店，1992年。
⑨格雷厄姆·霍夫《现代主义抒情诗》，《现代主义》287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⑩石天河《重新探讨“前卫”的真谛》，《诗歌报》1997年1期。
[11]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