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喧嚣后的落寞
作者：陈爱中
短短二十几年诗歌生存境遇前后的变化之大，实在令人咋舌。所以有必要对造成当下诗
境遇的缘由作深入的思考。
首先，诗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自觉的边缘化替代了参与意识。多灾多难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新诗从诞生的时候起，基本上就属于一种积极介入、参与现实的文学。诞生期的五四新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诗歌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朦胧诗莫不如此。新诗每一次积极参与社会主流话语的建构，都获得了唐诗宋词般的美誉，成为大红大紫的显学。但时过境迁，现今社会拜物主义蔚然成风，物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以精神思辨和情感感悟为根本特征的诗歌因为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也就必然被弃置为边缘化的存在，诗歌失去了参与建构主流话语的权力。面对由曾经的叱咤风云跌落到寂寞角落的窘境，诗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所在，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依附于外在力量，而不是自身价值职能所获得的繁华，其结果只能是虚幻一景，犹如镜中花、水中月。人们对待新诗价值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标榜“民间”态度还是推崇“知识分子”身份，新诗都从根本上摆脱了依托外在因素获得声名的惯性思维。提倡诗歌民间化的诗人和评论家认为“在90年代，当代诗歌的存在已经转移到民间。诗歌的权威性、标准、影响力是在民间”；②提倡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和诗评家则以为“将诗歌从现代知识的话语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基本含义，是指努力将诗歌重新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③表象上两种诗歌写作方式给人对立之势，但它们都在寻求当下诗歌的非大众化的贵族气质，肯定诗歌独立自足的文本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两者是殊途同归的。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私人化写作”则显示为这种态度的极端宣泄。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完成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标志着诗歌自觉地摆脱了同社会主流话语相纠结的历史，拒绝对宏大题材和叙事方式过度青睐和依赖，从而失去了成为显学的温床。
其次，诗歌关注对象的变化。当下诗歌所关注的描述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形而上的，即关注所谓的文化、精神等人类的终极命题，比如海子的神性写作；一类是形而下的，即关注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比如于坚、韩东等人的诗作。对于前者而言，他们秉承中国现代诗歌自萌生以来的传统，将诗歌视为贵族化文本，关注人类生命的“终极命题”，追求诗歌的神性气质。描写对象的超凡脱俗，使得这类诗很难找到取悦于大众的方法，只能成为徘徊在圈子里“宠物”。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刚出现时，李健吾就预言“离开大众渐远，或许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止”，④而当下诗人海子等人难耐寂寞的自杀又为诗歌的这种“宿命”抹上了沉重的一笔。后者关注的则是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内容，将吃喝拉撒睡不加选择地写进诗歌中，在他们的笔下无所谓美与丑、崇高与下贱，以此来彰显诗歌非主流化的价值观和对原生态生活的关注。事实是，古典诗歌至今仍有大量的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现状说明，传统长期以来积淀的变风变雅的诗歌理念并没有因为新诗取代古典诗而得以彻底改变。在大多数读者的心目中，诗歌的固有形象还是贵族化的。当下诗的这种带有审丑倾向的诗歌美学观点，虽然丰富了诗歌的写作对象，扩大了诗歌的写作题材，但这种不加选择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消解着读者的美好期待，使之对诗“敬而远之”。
最后是诗歌语言文本的原因。新诗是以“欧化”的白话代替文言为语言载体的，这种横向移植的语言思维改变了传统诗的写法，也改变了汉诗的审美阅读视阈。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这种转变并不能完全契合汉语语境下的诗歌写作。所以当下的很多诗人提出书写“现代汉诗”的倡议，以寻求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对诗歌的重新观照。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新诗发展形成的语言惯性已成为当下诗人难以摆脱的“影响的焦虑”。这种影响可从两方面分析：一、叙事文本。叙事并不是汉诗专长，其文字特点和重感悟忌直说的诗学理念决定了汉诗的抒情性特质。新诗移植的西方诗学理念主要来源于注重叙事性的言语方式的日耳曼语系，恰恰同汉诗的传统诗歌理念和文字特点迥然相异。对叙事的关注在解构中国传统诗歌音律意象形式的同时，也在试图重建新诗的语言范式。事实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使得这种新范式的建构至今也没有最终完成。比如伊沙的《母亲的临终遗言》：“让妹妹出嫁/善待父亲/帮老婆多干点活儿/把伦伦养大/妈妈，当您/对我交待了责任/在那个灰色三月的/最后下午/您并没有忘记我/非得把一切说破/记得您说：/‘你的思想不合时宜’”。诗人只是叙述一个基本的场景，一个有头有尾的情节，虽然里面掺杂着一些哲理，但它的语言体式完全像从某篇小说或散文里摘抄的一个片断。同样的哲思，陆游的《示儿》诗在语言体式上显然更能映现汉语诗歌的诗学理念，独特的文本魅力使它家喻户晓。再比如老刀的《避雨》如果不是分行写的话，完全可以说是散文的语言体式。缘于对叙事的偏好，新诗在汉语语境下变得“非驴非马”。缺乏独立的语言文本魅力，新诗也就很难得到承认。二、先锋文本。这种文本是横向移植西方诗歌理念所映现出的诗歌文本，它追求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打破传统新诗的写作技法，在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浸润下重新思考诗歌语言的魅力。如姜涛的《河岸》：“我将天国的音乐埋进左手/为什么右手却像一棵风中的羽毛/喑哑地进入了秋天/天国两岸泥土拍击 秋色凝重/云朵堆积成谷物和牲口的梦想/我看到片片落叶被狂风雕刻……”在诗中作者将“右手”喻为“风中的羽毛”，这种大胆的想象沾染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它抛弃了事物间的相似性和一定的逻辑联系，而是凭借个人的直觉和想像。虽然这种新奇增添了诗的内蕴，但给诗的解读制造了障蔽。诗歌行与行之间的语义联系中断，增加了许多空白点，如“天国两岸泥土拍击 秋色凝重”和“云朵堆积成谷物和牲口的梦想”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难于索解。再如臧棣的《维拉的女友》将“维拉”意象作为中心意象，这就需要读者拥有相关的学识才能理解其中的内蕴，而当下的大部分中国读者显然不具备这种素养。先锋文本同时代接受语境的疏离决定了寂寞的生存境遇，并且这种状况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可以说无论从诗歌态度、写作对象还是文本特点上，当下诗歌都必须接受落寞的处境。也正是这种境况促使诗歌能更好地反思，以寻找合适的定位。曾经的辉煌也许本就不属于新诗而是世事“误会”的结果；对先锋文本和诗歌理念垂青所造成的无人问津，这本身并不是诗歌的错误，同样是时代使然。
①龙泉明《泱泱诗国 定会再现辉煌》，余恕诚编《中国诗学研究》13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②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山花》2001年8期。
③臧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青青草文学园地》2001年 第10期。
④刘西渭《〈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132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