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词语与激情共舞”
作者：董秀丽
一、 面对词语本身。法国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一文中指
出，女性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对男性词语世界的认同，对男性词语世界的反叛即二元对立式的词语立场，回到词语本身，直面词语世界。在第一阶段，女性要求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即要求进入已有的词语世界，因而这种进入的努力实际上是以男性已有的美学规范与审美标准作为女性的规范与标准，从本质上讲是对于男性词语世界的认同。女性书写的第二阶段是通过“进一步的女性词语世界的努力”，以此来“否认已有的男性词语世界的合理性，强调女性可能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词语世界”。②与第一阶段要进入语言和第二阶段重建语言不同，在第三阶段里，女性面对语言世界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拒绝男女两分法，在此女性承认了种种的差异性，承认在已有的语言中独立的可能。她们在语言的游戏规范中解构已有的规范，在已有的游戏规范中重建一种新的规范，在解构和重构中确认一种双性并用语言的方式。事实上，后新时期女性诗人的语言写作正处于女性书写的第三阶段。她们意识到女性话语的浮现要争取较好的文学生存空间，必须注意如何运用语言，通过真实的语言去进行重新的编码组合来凸显她们的主体意识。如翟永明就很注意一种情节和修辞的语词性的解构，在书写中避免男女对立的书写方式。其诗作《黑夜里的素歌》就是以一种温和的女性话语表达，使“词语的再生获得一种强烈的质感，并通过女性自身传统的寻求，来呈现一种女性写词的可能和女性文本的再生性、生产性”,③从而使女性的词语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并赋予其独特的个性。
二、倾听语言与敞开生命。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人将注意力转向词语本身，她们对于词语本身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口语、叙事性语言方面，从日常经验中提取所需要的成分。叙事性构成了一个显著特点，翟永明在《孩子的时光中》中，采用的是切近人们生存感受但又具有意指的多义性戏剧性叙事结构方式，这种叙事是包含了很强烈的"抒情性"的，它甚至比抒情更能震撼人心，更像一部生活的启示录。与80年代女性诗歌那种尖锐与激烈的方式不同，9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表现的另一变化是不再避讳对现实场景的表现。女性诗人赋予诗以敞开的现实场景，各种角色穿行其间，而在这些舞台般的场景中，诗歌加强了喜剧性。如翟永明在《潜水艇的悲伤》中，反思了写作本身所需要的那种“必须”的沉潜心境。正是在这种沉潜的心境下，诗人才写出了《出租车》、《电影的故事》等一批优秀之作。
90年代女性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挖掘口语的潜在诗学元素，以日常口语入诗，其表现出的倾向之一是女诗人对于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时刻和一些极平凡的细节的关注。翟永明认为“指引我进入诗歌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以进入诗的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总会有个秘密通道通向更深层次的体验和交合。”④她的《脸谱的生活》中的叙述发生在“我”与“那人”之间，然而，叙述的经验却发生在读者的经验之外。其二是后新时期女性诗人从亲历的、自身的、凡俗的、普遍的人性生活写作题材中，摄取时代的精魂，以最具有个性化的体验和表现技巧，呈现当下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经验，表现凡人的凡俗生活。这种呈现因与人们的密切关系而具有永恒意义的可能。同时，由于人们的熟悉度给诗性呈现加大了写作难度，女诗人们透过生存状态的表象精心抽象提升出其内在的真实，使诗歌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翟永明的《黑夜里的素歌》叙述出"母亲"与"我"在历史与现时场景中的不同境遇，当“我”在“敲打那黑白的键盘”写作时，“母亲”弯腰坐在缝纫机旁用肘支撑衰老，通过生存的表象透视出痛楚的诗歌的真实。
三、 语言狂欢的陷阱。在90年代女性诗歌的横断面上还存在语言狂欢的写作取向，这种语言狂欢实际上已偏离了本文中所指的语言写作的范畴，误入了语言写作的歧途。正如翟永明所说“‘女性诗歌’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经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⑤。显然在后新时期女性诗人个别诗歌文本中，语言成为压倒一切的存在，词语本身组合方式充满诡异，其所指涉的意义变得不再重要。如唐亚平的《天上的穴位》：“月亮露出天上的肚脐/我腹部受凉，伤了风/望星星，我按摩天上的穴位/染上月亮的怀乡病”，词汇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诗歌荒诞离奇、生涩诡异。这就使女诗人在试图用语言颠覆一个现实世界同时，又陷入了语言为她们构筑的巨大陷阱中。有些后新时期女性诗人对语言施加暴力，她们常常喜欢打破传统的规范用语和句法，摧毁日常话语的内在秩序。这固然会使陈旧和平庸的语言焕发出新的活力，但若操之过度，将汉语词义的“所指”彻底放逐，语言的指涉则被无限制地扩大，女诗人非规范的个人化语法就会大量出现。海男为建立这种语言方式进行了许多实践，她说最大愿望就是到没有语言的地方去，那里使用的是女人的语法，像《花园》第一首那种反常规的随机性语言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不合语法逻辑的表达使她们的创作陷入了自言自语的困境中，其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与女性的生命体验往往被含混晦涩的语言给遮蔽了。如果仅从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写作方式扩大了女性解放的内涵，使女性诗歌从思想到载体上都烙上了鲜明的女性色彩。但从诗歌自身的角度看，却并无多大益处，并且可能常常丧失诗意。
尽管个别女诗人误入了语言写作的歧途，为女性诗歌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后新时期女性诗歌语言写作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这种语言写作的言说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二元对立坐标，探询、拓展了女性经验的深度和广度。女诗人一方面成为女性诗歌写作的先锋代表，另一方面也平等地与男性诗人共享着新诗传统资源，共同开创新诗前景，这是后新时期女性诗人经营有效的语言策略所获得的“宁静的丰收”。
①唐亚平《黑色沙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②③荒林 王光明《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8、251页。
④翟永明《未完成之后又怎么样》，《标准》1996年春，创刊号。
⑤翟永明《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