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９０年代女性诗歌的性别困惑
作者：宋 杨
它极为感性的描述中，包含了翟永明把握个体精神的瞬间的直觉启悟，并正确地认定了诗歌在她个人生命中的方向。“黑夜”这一词语或幻象所显示的内心容量应该说是翟永明个人素质中特有的，同时，又是她对整个女性精神命运的理解的结果。这包含着双重性的黑暗意识使得翟永明的诗歌世界既是她个人的，同时又是全体女性的，是“人类的一半”的丰富生命和精神的象征。“在夜晚，我感到/我们的房间危机四伏/猫和老鼠都醒着。我们去睡，在梦中寻找陌生的门牌号码，在夜晚/我们是瓜熟蒂落的女人/颠鸾倒凤，如此等等”（《黑房间》）那种不确定的痛楚，表明诗人既六神无主，又任心享乐，但随之而来的内在的揶揄却已经显示诗歌关注女性命运的本质，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道德范畴。女人眼中的暴风雨是泪水化成的，宣告的是要通过死亡而带来永恒。这种力量是从女人自身生命中意识到的，是“诗意的栖居”而不是简单的概念图解和女子宣言。因为只有清醒的现实感受才能靠近女人反抗的天然本质，用不同于传统优美、婉约而脆弱的方式才能把女性生命的呼唤从心灵的“精疲力竭”中拯救出来。“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尤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夜晚似有似无的痉挛，像一声咳嗽/憋在喉咙，我已离开这个死洞”（《预感》）。女性的生存环境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不仅来自男性和外在，更加难以意识到和克服的恰恰是女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束缚。因此翟永明的诗是在艺术与理念的对抗中获得平等:深邃的理念不以牺牲艺术为代价，争取女性的独立却不是求得与男人的相同，80年代初舒婷的木棉与橡树的唱和关系即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烛照，女性是独立的，但作为一棵树站在橡树旁边还是作为一种风景来衬托他，这是不言自明的。但翟永明用她的诗提醒我们：女性诗歌与“雄性意识”相对而存在才是始终不能忘记的。
翟永明的组诗《女人》有一定的超前性，它完整丰富，带有神启般的魅力，尤其在揭示与女性经验相关的启悟时，已然呈现对于女性诗歌的女性主义立场的读解。“看来像医生的建筑师/无法为我减轻苦难/当他说：你缺乏锐度/当你说了许多话，仅仅一句话/就使人心萧条/谁是凶手？谁在假装生活？是否她的声音在背地里营造/双重的意象？男人在近处注视：巴不得她生儿育女”（《人生在世》）。在男性话语权力之下，对“女性”的庸俗的阐释，恶意的判决都意欲销毁生命中鲜活的精神内核，使女人只去乐在“生儿育女”中，这种包括女人自身在内的所谓“人生在世”的“毫无智慧的声音”让诗人无法心安理得地去欣赏女性的独立和成功，在焦虑的复杂体验里埋下了深邃文化思考的理由。作为女性诗人应该如何创作来自于女性生命深处的诗？组诗《女人》所体现的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①女性意识在具体的文学意义上，尤其在诗歌中，应该包含一种甄别的意识。女性意识必须是和女性诗人特有的幻象、原型、想像力方式、节奏、语调等结合在一起，对女性意识的阐释也可以是对一种可能存在于写作中的女性创造力特征的把握。在这一意义上，唐晓渡对“黑夜”的解释，是基于对《黑夜的意识》一文而作的延伸。认为它强调的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亲近，是在一个远为深邃复杂的内部精神现实中，依靠自身建立起了一种女性的主体性。这种整体上的把握有益于理解《女人》组诗的主题意图。
90年代翟永明的诗歌在经历了女性的自我回护，以及对文化宿命的质疑与迷惘。基于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她的“黑夜”意识中体现出一种女性书写性别自我的新过程。郑敏曾经呼吁：“女性诗歌是离不开这些社会状态和意识的，今后能不能产生重要的女性诗歌，这要看女诗人们怎样在今天的世界思潮和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开发出有深度的女性自我了。当空虚、迷茫、寂寞是一种反抗的呼声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是强大的回击，但当它们成为一种新式的‘闺怨’，一种呻吟，一种乞怜时，它们不会为女性诗歌带来多少生命力”。② 此时的翟永明在“茶园偶坐”的闲适中与朋友谈起年轻时的“寻找”，曾经引起诗人深深关注的“战争，磨难，女人的孤单”等等那些“曾刺穿心灵”的题材如今只有 “少数几个人还记得”。因此不动声色地对“开元，天宝那些盛事年间/以及纷乱的兵荒年代”进行叙述，叙述与情感上的张力驱动下，“反抗”的呼声作为女性性别觉醒的表象崩塌了，变为纷纷扬扬的碎片。而诗人以从未有过的从容和胆识，正视从未写过的“衰老”：“我已不再年轻，也不再固执/将事物的一半与另一半对立/我睁眼看着来去纷纷的人和事/石广从未因他们，而迟疑或停留/我一如既往的写呀写” 诗人思考之翼已经与时光之翼融合，翩翩起舞浅唱低吟“时间美人之歌”，呈现出新的生命力。用现代女性的视点进入历史视阈，对世界甚至人类心灵进行记述和剖析，使“现实与历史”在现代意识下呈现出了本质上的相似，“当大祸临头/当城市开始燃烧/男人呵男人/乐于宣告他们的罪状”（《时间美人之歌》）。因此所谓的“共同人类困境”在遭遇女性性别自觉的本质意义时，书写的是更加清晰的身份自觉在女性精神主体的失落时，回归也应该同时进行。
置身于90年代以后诗歌凋零的商业化冰层中，正如王岳川先生在《90年代文学和批评的“冷风景”》一文中所说，诗人唯有“退守在自己的心性上，在躁动不安的世界中保持一种宁静的姿态，素朴的思考和总体性超越，才能真正坚守住现在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女性诗歌也一样，如何坚守并获得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超越，像苍凉中的生命解脱一样艰难。毕竟90年代的现实提供了关于“现在”的不同面具，多重的不可能告诉我们，惟有在凡俗的社会背景下愤怒的宣泄和叙述的技巧才有序，遭遇“镜城”（戴锦华语）的女性诗歌如何走出私人生活而找到性别自觉和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是女性诗歌性别意识的再度历险。
①唐晓渡《唐晓渡诗学论集》233-2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②郑敏《女性诗歌：解放的梦幻》，《诗歌与哲学是近邻》3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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