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浅谈中国知识分子的族性认同
作者：朱滨丹
无论高力伟还是王起明，应该说都是国内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国内，恐怕除了钱之外什么都会有、什么也不会丢，然而他们走出国门、走入北美的时候，他们兜里剩下的就只是钱了，甚至钱都不会有多少。两部作品反映的其实是中国文人在海外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和生存境遇：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族性的认同，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男性的认同。二者不断纠葛、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的双方都各自走向深入。
在互联网上阅读《曾在天涯》的时候，也看到了张翎女士的评论文章，论《曾在天涯》的女性形象，在文章中她通过论证女性的行为科学比男性强，女性的处事技巧比男性强等问题，得出了“女性在国外有着更强的适应能力”的结论。我们先不论此观点在事实上是否具有合理性，但众多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的文本传达出的信息至少是这样，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受到评论界的关注。我思考男性知识分子的族性认同，既是受到了此问题的启发，也是想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深层的文化意义的阐释。
首先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型谈起。为了将历史从灾难的浩劫中救赎出来，也为了民族的振兴和明天，社会文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整个80年代都高举着“反思”、“救赎”、“改革”、和“现代化”的旗帜，在他们激情的描绘中，民族命运呈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观，一头是滞重的既往历史，一头是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然而，一个“疏漏”或不无意味的方面在于，在对滞重历史所作的“反思”中，在将民族群体“涉渡”到灿烂明天的过程中，刚刚过去的浩劫作为一种特定的禁忌被忽略、遮蔽了，而未来的前途则被浪漫地理解为“世界”的翻版；或许，正是这种“遮蔽”和“浪漫”，注定了社会精英的“救赎”思想只能是一种话语的乌托邦。这使知识群体霎时失去了中心的位置而陷入到一种边缘的因顿。以上就是高力伟、王起明他们所面临的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幸运的是，当他们对中国本土发生的这种变化还没有切入体肤的认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离开了祖国大陆；然而，更为不幸的却是，当他们投入到“世界”的怀抱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卷入到来自使本土文化价值观发生变化的策源地的更为激烈、更为深层的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在这里所经历的矛盾与痛苦，远比本土要来得实在、来得猛烈。
在本土，他们曾经自居为民众的代言人，他们是新秩序、新纪元的支持者、鼓吹者和拯救者，他们在言语方面具有无尚的权利。无论是高力伟的硕士毕业论文、还是周毅龙发表在《历史杂志》上的文章，都是他们在用“笔”书写拯救与代言的合法性“文字”。然而，在异域，这种权利完全丧失。对此，小说有着非常好的隐喻，就是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英语都不行：高力伟无论是见教授、还是找工作，都必须由妻子林思文陪同，即使上课的录音也要思文给翻译过来。他在加拿大的这几年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中国餐馆，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外国人。直到离开多伦多的时候，英语仍然没有过关；周毅龙也是这样，想出来读书，可托福总也过不了关，在北美呆了三年、英语学了三年、托福考了三次，最后一次离最低分数线还差50分；还有胡大鹏，来美国两年多，想读书或找好一点的工作，还要重新攻读英语专业。这些曾经是国内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曾经凭借一手好文章获得了身份和地位的人，在异域竟然完全丧失了言语的权利，不要说能不能再写文章，就是跟他国的主流文化进行交流都有困难，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尖锐的讽刺！
无法进入异国的主流，在China town这个由本土人构成的圈子里，是否有话语的权利、是否有听众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高力伟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不如白种人，他们过得好不好与自己无关，而面对一个比自己强的中国人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他的痛处恐怕就在这里。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这种优势感，在外国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特别需要得到来自家庭、特别是妻子的认同，尤其当他们在国内样样比妻子强，由于妻子先出国因而他们的签证附在妻子的学生签证上的时候。我在前面写到“男性知识分子”不是要区分知识分子中男性与女性的区别，而是想引起男性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思考。在中国这个特殊的人文背景下，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不能不说具有着某种趋势：越是知识分子，就越男性化。因为当知识分子在时代的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时候，他们是整个人类的代言人、领导者。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女性的地位始终未被重视；到了“五四”，才开始提倡“妇女解放”，而此时她们很难加入到中国近代新崛起的“知识分子”行列中。因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和男性的话语权利是同时存在的，对立于“女性”的概念。这种文化与价值观使得高力伟、周毅龙在国内可以将夫妻关系处理得“如鱼得水”，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家庭关系中的“男人比女人强”的模式，然而这一套在出国以后却完全的行不通。在国外，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就是他是否有钱，有了钱，他就有了地位、名誉、社会认同，有了一切。在西方，盛行的是“赤裸裸的拜金文化”。这就与中国的价值判断形成了明显的矛盾与冲突，中国的道德准则、人文精神在这样一个以物质为引导的消费社会里，不但被打破，而且显出了多余。这就使得在北美社会，原来由于国内学位的高低、知识的多少所产生的社会认同，完全不起作用，他们采用的是更现实的判断标准。这种文化观与价值体系也影响了华人在北美的家庭。在高力伟的家庭里，对家庭贡献的多少，个人能力的强弱完全用“金钱”来衡量。而他们无疑是非常贫困的。这就使得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面临着“认同的危机”。家庭中男人与女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男性与女性之间隐约地存在着一种对立。就像高力伟所意识到的“我内心有一种很执着的心理定势，促使着我接受一个柔弱的而不是强干的女性。女性的柔弱在我心中激起一种怜爱，这种怜爱又化为强大的心理动力，我在荫庇了对方的同时证实着自已。而强干的女性则总是不断地证明着我的无能，使我感到自己的多余感到沮丧。后来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说明的本能，也许在我一生中已经无法改变。”
正是这种知识分子对家庭生活中丈夫与妻子换位的拒绝，对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本能的拒绝，使得他们在家庭的性认同、异域的族性认同中不断地焦灼、痛苦。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祖国大陆的经历，曾经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反而成为了一种拖累，使得他们不能像女性那样坦然面对眼前发生的变化，也不能迅速地投入到新的自我价值与位置认同的奋斗中去。于是，他们只能躲进社会的角落，小心翼翼地生活。他们躲进中国人开的餐馆，希望从“油炉”升到“炒炉”；他们面对着自己喜欢也喜欢自己的女性，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不敢奋斗，他们不能“发财”。他们不仅遭受到了位置和听众的丧失，他们更加感受到了现实的生存压力。
于是，他们只能在幻想与想像中来实现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赎”的精神。作品中看似与整个叙述氛围很不协调的高力伟个人幻想，便是对自己已经无法承担的、失去的精神的一种救赎。他想像着“自己是一两百年前守卫着大西洋的战士，头戴欧洲武士的盔甲，凝视着永恒的海洋”，他想像着“自己是一个游泳健儿，从山峰上一跃入海，一直游到欧洲，在英吉利海峡登陆，轰动世界”。他渴望在比物质世界更加真实的永恒的精神世界里，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终于意识到挣扎的没有意义，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渺小与平庸。他的回国，是对现实的生存压力的妥协，更是对心灵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他无法征服自己的心灵，就无法征服世界。
这对于曾是艺术家的王起明来说，同样如此。他虽然发了财，没有物质生存的压力，但精神上的焦虑同样是刻骨铭心的。他无法认同异国的“遗产继承法”、“子女教育法”，他感到这一切和在国内受到的教育所产生的价值评判格格不入；他这样一个“成功的大男人”被女儿宁宁指责得毫无尊严。如果说在高力伟那里，是男性的“夫权”受到了挑战；那么，在王起明这里，则是男性的“父权”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按照美国的法律，“子女18岁以后，就脱离了和家庭和父母法律以及事实上的联系。父母不得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干涉，因为他们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宁宁正是在这种极度宣扬个性自由的社会文化中，与父亲进行着对抗，漠视着父亲和他所接受的中国式的传统道德文化。她成为了生活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价值评判体系夹缝中的人，成为了理想与现实的“牺牲品”，而这种焦虑与矛盾又何尝不是经常出现于其父母那一代移民的精神与思想中。这恐怕将成为拥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的必然命运，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尤其是这样。因为他们曾经是对本民族的知识系统、文化背景掌握得最好的人，是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映最强烈的人。他们也许会凭借着聪明才智，在异国生活得很好，由于经济上的富有受到外国的尊重。然而，他们从本质上讲，是有根的人，也正是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根”，造成了他们在今天的异国生活中的“障碍”，使得他们总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