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军人形象塑造新探

作者:陈思广




  关山林有着经战争冶炼而成的强烈的自我意识。长期的战争使他养成了很快在头脑中形成追求结果的方案并迅速贯彻执行的思路,不断的胜利提升了他的价值,加固了他的行为模式,也强化了他这种自我意识。青树坪一仗虽然中止了他上阵的机会,却没有采取让他认真反思自我的行动,如撤职、检讨等其它手段,而是采取了冷处理,这使得仍担任师长的关山林仍旧疯长复仇的意念而不是自审问题出在何方。由于精神没有得到缓解,这一意念竟如同“脑瘤”般不时压迫着关山林的中枢神经,导致他不断地寻求释放的机会以缓解紧张的神经,他也相信一旦再次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一定会重新找回确立自我的能力。为此,他在和平年代不断地调整工作,不断地搬迁到离战争近的地方,不断地打报告要求去开战的前线,提出的理由就是“给一个雪耻的机会”。这一切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于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没有思索这一事件后自我的因由,没有从内心中认真推究这一过程的主观作用,而是仅从结果上承认个人的失落,因而也就强调从结果上再给自己一个求证的机会。
  一旦这一愿望无法实现,他的烦恼,他的焦躁,他的不平——他个性中的自我意识就畸形地膨胀,酿成许多让人可敬可叹、可恼可恨、可笑可谅的行为。他没有想怎样把自我也作为一个改造的客体,重新依据现实的要求予以适度的调整,重新对自身进行改造,进行设计,推动自我能力的适度发挥和充分发挥。他对形势判断不明,他在生活中屡遭挫折,他在家庭中纷争不断,就缘自于他薄弱的反求自我的意识。
  关山林还有属于军人本性的强烈的内在超越性。这本是军人品性中的优良品质,只是它被关山林固化后,反而僵化了他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对客体(生活)认识也产生幻化现象。长期在战争中形成的自我优先、自我至上、舍我其谁的明确意识,使关山林自然产生一种优越意识并定型于思维中,表现在工作中即是不太注意协调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在航校树“敌”太多、被解职后不听劝阻在北京自以为是的四处奔走、在家庭中树立绝对的自我中心观,主宰整个家庭等即是典型。但关山林的对象意识不强,即充分认识对方及生活本身的能力不足。任总军械部西南军代办主任时与庞若飞较量的失败、对家乡民众无底洞般的私欲漠然不知、信以为真、充当救世主、对儿子湘阳的官场哲学勃然大怒等即与此相关。在他的后半生,不断地“脱靶”,不断地败下阵来,与其说是历史的客观因素,不如说是无法超越个人的主观性所致。
  这样,作家塑造他们规定性的内在局限,就表现为自我意识与反求意识、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失衡的二难建构。固化他们的自我意识与内在超越性,以及由之而燃烧的不甘沉沦,不服命运,抗拒悲哀,挑战命运等规定性,意在烘托他们征扫和平年代坎坷生涯的精神之旅;诉求他们的反求意识与外在超越性,以及由之而时时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挤压,无法准确定位、打赢生活的“战争”,意在回应他们作为斗士的本质规定性的失衡所造成的主观性,凸显主人公在自我实践的过程中自我无法自在的呈现、敞开,无法真正超越的悲剧性。
  军人形象由表现主体规定性的客观实现到表现主体规定性的客观局限,是20世纪下半叶职业军人形象塑造最具新意也是最具突破性的美学新质,它表明,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在新的时代已具有了新的内涵,他们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内在尺度,应与对象意识同步确认,并在反求自我的关系结构中不断地变化腾挪,以适应时代的内在需求,固化原有的认知并企图推想现实,实践现实,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与困惑,藉之以要求现实并挑战命运以完成新时代下的自我超越,必然呈现出主观性与悲剧性。它也表明,反思军人的主体规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的失衡与矛盾,乃至主观性的意味,是文学工作者未来的“有意味”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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