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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９０年代女性写作的叙事策略及其局限
作者：王 烨
王凤莲在《且看这回黄转绿——90年代女性小说艺术空间的动态考察》一文中写道：“新女性话语注重文本形式的建构。语义的诗意运作、结构的锐意求新、情节人物的片断连缀，显示出浓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新女性小说没有完整有序、明晰流畅的故事演进和环环相扣的情节线索，各种各样的女性经验和心理感觉转换成诗意的语言表达，小说结构的真正中心则是新锐的女性意识”；她还指出，“林白的小说一般采用回忆的视点，在她的小说中语言形式即是内容表现”，而海男小说的突出特点是“没有中心，缺乏整体感”、“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感觉片段构成文本主体”。①陈晓明也指出，林白的小说“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②同样，批评者也都认识到，陈染的小说“最重要的特征是一种独特的感伤的话语的编码”，“一种温和的回忆和对隐私的和生活领域的悠缓的叙述已成为写作的中心”。③尽管如此，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化、私人化的写作形式，虽然已被批评者明确地指出和论及，但让人感到不足的是，批评界很少深入思考这些女性作家不约而同选择“回忆”的叙事方式究竟蕴涵何种意味，即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为何大量运用“回忆”的叙事方式？或者说，这种叙事方式跟女性写作究竟有没有本质关系？而这种叙事方式所重构的“女性经验和体验”会对人们认识“女性本质”产生哪些影响？
回忆：男性视角的拒绝与女性经验的自我重写
女性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对男性话语的改写，以实现质疑男权创造的性别秩序、性别规范与道德原则的目的，正如林白所言，“我将以一个女人的目光对着另一个优秀而完美的女性，从我手上出现的人体照片一定是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④在这种意义上，90年代的女性作家所运用的“回忆”叙事形式，至少就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目光”回忆女性自我的经验，有意识拒绝男性的视角和目光的侵入，使所叙述的故事成为女性纯粹自我的经验，这样，回忆就成为女性自我的经验独白，表现出否定男性视角及其话语的反抗姿态；其次，在这些新女性作家的写作中，回忆可能意味着对女性历史及其本质的重新讲述或再编码，意味着在男性关于女性本质、经验的话语世界中寻找女性自我的真实体验与经验，以期达到女性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和理解，向男权世界展现一个女性本真的自我。因此，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回忆”叙事形式，染有浓厚的女性意识色彩，成为女性反抗、拒绝男性视角的途径，成为女性寻找、表现自我真实体验、经验的欲望形式，一句话，成为女性写作的叙事方式与策略。
在林白、陈染等私人化的小说叙事中，童年时期的经验和体验首先成为她们“回忆”的叙事对象。林白热爱叙述童年时代的性体验，幼儿园生活中的性自慰，小学时期对成年男女的性窥视。陈染偏爱叙述性情暴烈的父亲给她幼小心灵烙下的伤痛，父母离异带来的心理羞辱和生活上的无助，缺失父爱导致的心理忧悒与自我封闭，孤弱的童年经历对成长时期的心理影响等等。这样，她们对童年经验的自我书写，对女性主义而言，就具有女性经验和女性话语谱系学的意义，即她们欲望从生命的历史起点开始重写女性的体验与经验，以便形成、构筑女性关于自我的真实经验谱系。因此，女性作家对童年的回忆就不仅是重写生命初始阶段的体验，而且是女性理解自我、身体、生命不可缺失的一个阶段，是女性企图谱写自我经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于同样的目的和意义，青春时代的生活和爱情，成为90年代女性作家更为重要的“回忆”主题。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系列小说，都叙述女性在青春时期心理的孤独与忧悒，青春年华需要阳光般的爱情，但因家庭的不幸、升学的压力、性格的内向等方面的影响，造成忧郁、压抑的青春心态，爱情的渴望成为对“成长年华”的孤苦咏叹，这把肖蒙、倪拗拗等女性的青春心理推向变异、扭曲的地步，或陷入同性恋或成为欲望的株守者。和陈染表现女性青春期的孤独、迷惘不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等小说，多表现女性心灵中的“男性”气质：渴望冒险与成就事业的欲望，而这造就了她们爱情与婚姻的痛苦与不幸，也因此错失寻觅爱情的机遇或丧失女性的魅力。林白更喜欢表现单身女性在社会上的痛苦遭遇：爱上不该爱的已婚男人，在痴情的爱情破灭后，她们发现女性自我只不过是男性的性欲望对象，才发现女性追求爱情的不幸；林白还揭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另一种遭遇，为了生活、工作或为了在社会里立足，她们被迫出卖身体或嫁给有权势而年老的男人，因而她们感受到自我的生命失去了尊严并被朋友、社会拒绝。总之，无论陈染对阳光般爱情的渴望描写，还是林白对女性爱情遭遇的痛苦叙述，她们都抒写了女性爱情梦幻与渴望的难以实现，更不堪提及的是女性常沦为男性欲望的侵犯对象。
这样，在回忆的表现视阈内，女性童年、少年时期的生命成长体验，青年时代的爱情遭遇，组成女性生命成长过程中的经验谱系，呈现了女性对性、爱情等的心理体验、遭遇。在对这些生命经验与遭遇的自我叙述中，90年代的女性作家都以女性的视角，重新抒写或发现了女性的本真自我或本质，即她们拥有性、爱情的渴望但却无法美好、理想的实现。在这里，她们没有社会批判的意思，也没有反抗男权的强烈欲望，她们仅以文学的抒写展现了女性心灵中的挫伤与孤独，初步实现了女性写作的意义，即以女性的视角表现女性自我的经验以达到对女性本质的自我重构。
回忆：女性欲望及其话语本质化的叙事策略
90年代的女性作家，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方式叙述往事，但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又多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即是说，“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等小说，叙述者与故事中的“我”多是同一个人，结果形成“我”讲述我自己的“往事”的叙事形式。但是，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一个人的战争》等小说却有些异样，叙述者“我”同故事中的人物既同一而又分裂，她将作为叙述对象的“我”戏剧化、客观化为两个人物，一个是对“我”的讲述者“我”，另一个是作为被叙述的“她”；林白的这种叙事惯技扰乱了我们的阅读与判断，使我们无法肯定叙述者是否就是故事中的人物，虽然我们明知道“姚笠”的故事就是叙述人/作者的经历，但她偏以“我在采访艾景琳之前就认识了李莴，而李莴在认识我之前就认识了姚笠”的叙述拒绝我们的这样判断。⑤
不论陈染的“我”讲述我自己的真实化叙事方式，还是林白有意制造我与故事人物间差距的第一人称叙事企图，都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与审美判断上的“幻象”或“错觉”，即她们的小说不仅是叙述者的真实性经验、经历的再现而且是作者自我的现实性经验的表达。而这种“真实性”审美效果的产生，正是由“回忆”叙事方式带来的，可以说，通过“我”回忆的叙述形式，90年代的女性作家把她们的欲望及其话语成功地化为女性的现实自我、本质自我，这是她们的写作被命名为个人化或私人化写作的原因所在。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白、陈染、海男等人的女性小说都带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与痕迹，且不说林白以叙述话语扰乱故事的支离破碎、不清晰，就是在十分真实化、现实化的陈染的小说里，“我”的叙事中也夹杂大量的虚构，如《与往事干杯》中“我”的跨国爱情就有古典罗曼司的叙事痕迹：落寞的女子遇到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子，两人彼此产生好感然后月光中漫步、海边热恋，最后有情人难成眷属留下终生的眷念与回忆。这种陈旧的爱情叙述模式不仅暴露了小说的虚构，也削弱了小说的现实感、真实性。总之，以“我”回忆的叙述方式，90年代的女性作家将原本虚构性、想像性的创作世界，转化为真实性的女性现实经验与体验，这样，虚构或话语成为现实或本质，“我”的叙述方式成为女性将话语转化为自我本质的叙事策略。
现在让我们追问的是，90年代女性写作的这种叙事策略背后究竟隐藏何种欲望？她们将叙事本文现实化、本质化又会对女性自我产生哪些影响？笔者认为，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确实反映着女性自我的经验与体验，但是，女性写作将现实经验与叙事虚构以叙事策略真实化为女性的现实存在，其背后实质上隐藏着反抗男权及其统治秩序的欲望。因为语言或话语毕竟是非现实的，而现实性的存在才具有合理性与本质意义，所以，90年代的女性作家把其欲望话语叙述、转化成女性的现实存在，就为她们反抗男权寻觅到了坚实的合理大地。但不幸的是，女性的写作策略所隐藏的这种叙事企图，却给女性对自我的认识设置了一个自我蒙蔽的陷阱。我们知道，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小说对性本能与性心理的叙述占据重要位置，或者说，对女性性欲望和性经验、体验的叙述成为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倾向及特征，无论对女性自慰和自恋的隐秘心理世界的揭示，还是对女性渴望男性、爱情的感受描绘，其叙事都不自觉重复、再现了男性阳具中心主义的神话结构，更带有弗洛依德性学说的理论色彩；然而，当女性通过叙事把对性欲望与性经验的想像化为女性自我的现实本质时，女性作为性主体的反抗、颠覆男权话语的意义重新沦为对男性阳具中心主义的崇拜，反叛姿态的表面背后隐喻对男性权力及其话语的缴械与臣服。其实，90年代女性写作意义的这种异化或悖论，已引起人们的警醒与思考，戴锦华就曾指出，女性自我经验的抒写可能隐藏着男性的窥视视角，即女性对自我隐秘内心世界的表现很可能是满足、迎合男性的窥视欲，王绯也觉得女性私人化的写作是受阅读时尚驱遣的，是“利用女性写家的煽情，或是女性写自己站出来以隐私大甩卖的自由形式及津津乐道于袒露性体验之类的煽情”。⑥总之，在笔者看来，90年代女性写作意义的这种悖论，并非仅跟90年代男权复苏与日益强大的时代有关，被排斥、被压抑的女性只能自觉或无奈地将男性的欲望及话语内化为自我的本质；其实，它跟女性写作的叙事形式也有重要的联系，女性将自我虚构的小说世界真实化、现实化的“回忆”视角，才是女性将男性欲望、话语内化为自我本质的元凶，否则，虚构的小说世界将永远流为非现实的想像游戏，女性隐秘世界的自我展现就将成为对男性窥视欲的蒙骗，男性在虚构的自我满足中永远无法窥探女性的真相与本质，女性就会处于男性盲视的黑暗地带从而具有强大的反抗、颠覆能量。
回忆：作为叙述形式的局限
回忆作为一种叙述形式，不仅有将想像世界真实化的艺术力量与特性，导致90年代女性写作悖论意义的出现，而且还隐含另一种局限性，即作为真实感的叙述方式要受到现实自身的制约，换句话说，回忆与现实处于辩证的关系中。女性对自我的叙述要受到女性生活自身规定性的限制，这意味着真实性的叙述话语只能是同一/重复的和有限的，而在文学艺术的意义上它只能是一次性的，否则重复的故事与叙述就失却新鲜、独创的价值。90年代的女性写作及其叙事本文，把这种双重局限性鲜明地呈现出来。
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描绘的童年时光在《私人生活》中再次出现，肖蒙与老巴的故事在《无处告别》中也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浮现。这种故事与情节在不同本文中的反复再现，不仅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必然结果，她以重复的形式企图巩固本文叙事中故事情节的真实性、现实性，而且是作者受制于艺术表现方式的自然表现，因为“我”回忆的叙述形式导致的真实幻象给作者套上无法摆脱的圈套，她只能顺服、默认自我亲手造就的虚假的“真实”而无法超越，否则，她的相关叙事本文就会陷入虚构、缺乏现实经验的虚伪之中，从而丧失女性写作及其反抗男权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石。女性以回忆的方式历时性叙述自我的局限性，在林白的小说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墙上的眼睛》、《随风闪烁》、《日午》、《回廊之椅》等小说关于父亲的叙事、对美丽的女子姚琼的记忆，《致命的飞翔》中主人公跟男人登陆、大宝的爱情故事，《瓶中之水》中二帕与意萍的同性恋经历，后来都融入《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的故事中，成为后者情节组织中的系列或成分。90年代女性本文中的这种自我重复现象或互文性，不仅“像是在重复一个永远的故事”，⑥而且预示着女性写作的宿命或终结，即随着女性有限生命经验表现的最终完成，女性写〖JP4〗作的冲动与艺术创造就将陷入暗淡的穷途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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