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铁笔写春秋 妙手绘丹青
作者：刘曦林
笔者还有另外一种缘分，即此前数位有恩于我的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绘画实践与史论研究并行双修。这其中包括我在山东时的启蒙老师张茂才，山东艺专的教授关友声、于希宁、张鹤云等，当然又以王琦先生最为典型。记得在我第一次拜访先生的时候，他便告诉我作研究仍然可以画画，这使我感到非常轻松，当然这不尽然是解除了被课业压迫的顾虑，还深含着史论修养与创作实践的互补关系。我平生兼好史论与绘画，至今未辍水墨丹青，这都与王琦先生的影响有关。
王琦先生作为画家，主要是一位版画家，晚年才成为水墨画家。他自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木刻创作活动，在1949年之前以血与火的战争和人间苦难的悲歌为艺术主题，那是一批对比强烈、刀法简捷的黑白木刻；1950年以来，转作新时代、新生活的颂歌，这是一个黑白木刻与套色木刻并举的时期，以造型精谨、刀法绵密、色彩谐和为特色，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审美观的变化而变化着自己的艺术，以象征性的思维和富有形式感的节奏，表现现代化的工业、都市文明，实现了他期望中的“上升状态”。王琦先生启蒙于新兴木刻的初创期，是在中国现代版画的创作实践、组织建设和理论探索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可以说，没有新兴木刻运动，也就没有版画史上的王琦，而没有王琦这样的积极参与，新兴木刻运动便没有那样活跃和充实，他理所应当地以他高高的个儿站在获得“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的群贤之中。
王琦先生的水墨画以风景为主，其次为大树写照。风景中尤喜三峡风光、黄山景色、江南水乡及民居和外国游踪，看得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人与大自然精神往来的亲情。这显然是中华民族崇高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之脉在先生艺术中的体现。结识先生二十多年来，深知先生是将革命文艺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世界文化修养冶为一炉的新学教授，在他身上绝没有封建老八股和旧文人的影子，但老来却魂归传统似的在山河的卧游中寻找到了精神的港湾。我想，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意识不只是先生一人之事，而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化现象，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益加看重民族文化的新趋势的体现，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化的潮流里仍然葆有生命活力的体现。它是着力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董。
王琦先生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有着精熟的速写功底。他的水墨画也基本上按照素描的法则，在焦点透视的视觉范围里取镜，讲究造型结构的严谨性和一定光影下黑白灰色调层次的变化，而没有传统的山水画开合及三远等经营位置的章法和“因心造境”的随意性；他注重直线与曲线的并用，注重线型节奏的韵律感，却不拘泥于披麻、斧劈、折带等传统皱法程式；他有很好的书法修养，能像使用硬笔、刀笔那样熟练地驾驭毛笔，但他并不刻意追求笔笔写出或笔笔中锋，多用焦墨和侧锋之笔是为了适于造型的需要。因此，他的画较少古色古香的传统样相，而是中西体合用的现代写生风神，不将其作品称之为山水画，而称之为水墨风景画可能更加贴切。
王琦先生的水墨风景画并不因其不类传统山水画而失去独特的审美价值，它的价值恰恰在于为欣赏者提供了异于古人、异于他人的新的艺术，而惟有新的个性化的艺术才可以丰富艺术的园地。这些艺术品是以他独特的也是真切的感受为底蕴的创造物，它们传达的不仅仅是独属于先生的形式感，还有独属于先生然而却可以和读者沟通的内美或诗意的共鸣。我喜欢他笔下的《三峡石壁》，读之仿佛身临其境似地任轻舟疾行看石壁移形；我喜欢《石林探幽》，就是因为他不似传统章法而找到了“探幽”的独特视角；我还喜欢《九曲黄河》，那S型的河道好像正向你叙说着中华民族艰辛悲怆的奋进历史……王琦先生的许多画不是符号化的程式的拼合，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表现了自己亲见的山河，寄寓了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意境，读者也会被那巧妙独特的立意造境陶醉了去，这便是内美的魅力。
在中国古代画史上，松、柏是介于山水、花卉之间的品类，因其耐寒和经久的生命被文人视为孤傲、坚贞、高寿的象征。王琦先生爱画松、柏等古木巨树，自然有这文脉的遗传，但强烈的创作冲动源自他个人精神气质的意志力与参天古木的同构性。古人画松柏往往将树还归于山崖、江畔、村舍或公园，使人更觉得有亲切感和生命力。先生有时也将在树下仰望树冠的透视感呈现出来，好像那崇高感是延伸着、活动着似的。还有两幅并非巨树的树木作品先生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一幅是《盘根错节》，另一幅是《树与影》。前者捕捉了树根与磐石咬合的力感，后者由于淡墨树影与落叶交织的点线节奏而别有韵味。这些作品和前述风景作品有一种共同的品格——意境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的来源是他在对景写生中陶融于大自然时独特的发现。
王琦先生是经过了50年版画生涯而后转向水墨的，因此他的水墨作品有意无意间有着木刻版画的特点。他的水墨画是版画家的水墨，从整体上呈现出与其版画相近的风神。那种清劲的阳刚风骨，学者文人般的严谨微妙，乐曲般节律的起伏，倾向于西画的布局、造型和空间处理，是一位版画家出于个性流露和自我优势的创格，为当今画坛送来一股清新的春风。
晚年的王琦先生，书法已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第二选择。书法如同其水墨画一样，既是晚年对民族传统艺术的倾斜，也是对少年时代书画梦的追寻。他自幼年的时代即开始摹写《三希堂法帖》，大楷学颜、柳，小楷学赵孟頫，尤喜王羲之的行楷，曾经历严格的用笔和结体的修练。这书法的基础根植在他的艺术灵魂里，直到晚年才催化出艺术的果实，这催化剂便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正如古人“散心”和“书为心画”之说，在中国古代很难说谁是专业的书法家，书法既是日常事务思想交流的载体，也是事余遣兴抒怀最方便的利器。中国人晚年对书法的情有独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发自心源的需求与传统文化情结的契合。王琦先生的书法艺术也是这种契合的迹化，亦是其晚年返归水墨艺术的姐妹篇。先生一贯主张“经常保持创作的旺盛和上升状态”。我赞佩先生的事业心和从不停歇地升华艺术的愿望，也清晰地看到，当他因眼疾而不得不辍刀的时候，以转换为水墨和书法保持了旺盛状态，也必将以书法与水墨的互补共进实现艺术上升。中国书画的内在联系——如苦禅先生所言：“画至书为极则，书至画为上乘”，是升华中国书画品位的不二法门。我认为先生于此正潜力未尽，于此亦“大器远成，终必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