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不倦的探索者
作者：梁 江
作为新兴版画运动一员骁将的王琦，这回冒险闯入的却是一个理论禁区。他的稿子虽未发表，但曾四处演讲，而且备受欢迎，被人视为毒草竖作批斗靶子也不足为怪。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前夕，阶级斗争压倒一切，什么都上纲上线。王琦何以斗胆至此，在如此氛围中谈什么探索艺术形式呢？这很使彦涵、黄永玉等一批艺术家为他捏了一把汗。在数十年后出版的一本回忆录《艺海风云》中，王琦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因为主编外国美术史有心得，想认真探讨一下艺术形式的基本问题，如此而已。
在当时的语境中，艺术只有内容和形式两个范畴，而且形式是从属的，内容决定形式。所谓内容，就是政治需要。而艺术形成问题，当时多泛泛说是表现手段，在今天看来实即艺术本体问题、艺术语言的规律问题及其发展逻辑问题。探索艺术形式的奥秘，追求创造的成果，本是一个敬业的，有良知的艺术家的天职。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准则，王琦先生这一辈子已多次吃了苦头。只不过，这一信念对他始终是不可渝移的。198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文集，再次取名《艺术形式的探索》。
1937年，王琦以19岁年龄毕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系，20岁进入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在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兼画家、理论家、教授、美术活动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中坚人物之一。对于一个真诚的，以艺术为一生事业的人，艺术本身就是目标，探索永无止境。探索艺术形式，探索艺术自身的法则，在他的理论求索和创作实践中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能几十年贯穿如一。
青年时期的王琦活跃在抗战版画的第一线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以刀笔为武器，与许多正直的艺术家一道积极投身救国救亡斗争，创作出了大量抗战木刻。同时，他主编杂志、组织画会、筹办画展、参与各种画展及担任评委等。从社会功能上说，这一时期的艺术是“匕首和投抢”，发展战斗作用，救亡图存是第一位的。但，若把王琦先生这一时段的版画作品放回四五十年代的特定时空考察，不难发现他在注重艺术社会功能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艺术语言的作用，体现在形式手法上便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个性特色。比方，早期的木刻黑白对比强烈，刀法简括明快。五十年代后则较偏重灰调子的运用，线条增多，刀法绵密，讲求形体的严谨和准确。这不同时期作品的变化，不仅说明了他对语言形式的重视始自青年时代，而且对于艺术本体的关注，对于传达手段的重视已融入他长期的实践中。这是一个言行一致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可与重视形式探索的艺术理论见解相互印证。
80年代后期，王琦先生作为中国美协和中国版协的主要负责人，多年承担着大量的行政和社会活动事务。工作繁忙加上视力下降，使他不得不逐渐退出版画创作一线，转而把可支配的零碎时间放到了水墨画以及书法上面。至今，这一转折已长达十三四年，而他在水墨画及书法领域也颇有可观。除近年多次举办水墨画展，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还
印行了他的水墨作品及书法合集，由此读者可以较方便较全面地了解他在水墨艺术上的特色。
水墨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全唐诗》收入欧阳炯题贯休画诗，有“天教水墨画罗汉”语，显见
“水墨”之说至少在唐代已流行。王琦先生由版画
而转入水墨画领域，这截然不同的工具材料以及不同的形式手法，却并没有成为对他的束缚。他采用的是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以及为我所用的独特理路。水墨与新兴的版画是两个差异很大的品种，这种差异性本是它们之所以独立存在的前提。但，王琦先生别出心裁地让这些自成一格甚至相互拒斥的形式元素握手言和，让它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整合为一体。由此，他很快构建起体现自己个性的水墨艺术特色。
这是一种很为大胆，甚至冒险的做法，而当时他转入水墨画领域已七十余岁。这种勇气的依托无疑是他丰富的艺术经验，但更起作用的还是他那种多年萦绕于心且不曾消褪的探索热情，是他艺术家的本性使然。从他收入水墨画集的作品看，有较偏向传统意趣的《黄山烟云》一类作品，也有国外纪游一类直接糅入西洋画手法的作品。但更多的，也最成熟的还是那些因题材、内容、意境所需，不拘一格使用了多种造型元素的作品。看来，是偏向传统抑或采纳西法，他是经过了思考和试验的，最后的支撑点落在何处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并非简单的在无意之中把木刻手法带进了水墨。试看他情有独钟的《三峡石壁》，在同一题目下他翻来覆去画出了多幅不同的作品，显然在尝试用各种不同的笔法，尽力表达三峡雄奇峭拔，鬼斧神工的气魄。画幅中大面积的线条或斜或正，有如刀刻般肯定和有力，它与笔迹及画面结构有机结合，形成了方向感很强的势能，观者由此感到了迫人眉魄的张力。
在王琦先生的水墨画中，长江大峡，黄河青山，巨大老树以及他的近作“南方乡村”均以不同的构图，不同的立意一再出现，山河风景构成了他挚爱的母题。他毫不掩饰对这一类题材的偏爱。在此，他展现了中国水墨精骛八极，思接千载的长处，力求画出一种雄健俊伟，舒展开张的气度。应当说，这样的气度是王琦水墨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便在他那些类似写生小景的作品中，他的着眼之处一般也是以小见大，而并非其中的小情小调。艺术的本义，在于传达作者的情怀、感悟和思考。在中国，这一点早已是传统。山川草木、花鸟风物本就是写意寓情的，它们折射的是人事，寄寓的是作者的独特感触。王琦先生的偏爱，也就是他对人生，对自然，以及对于艺术的一种恒常的理念。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他在水墨形式手法上的一些特征。可能是得益于多年的版画创作经验，他的构图布局图式体现出很强的整体感。开合聚散，虚实疏密的处理注重节奏感 和整体的势能，运笔用墨的手法简洁有力，而景物的特征则多作强化刻画。若把他的笔墨元素作进一步分解，还可以看到他偏爱点线分明、用笔肯定的画法。水墨晕章，大面积随机渗化的处理则往往成了陪衬手段。他的另一物色体现在大面积淡墨淡彩的运用上面。传统的水墨设色多属“随类赋彩”的淡渲染，王琦先生则喜欢把淡墨淡彩作为整体的块面运用，这一点也可能是从套色版画的手法中获得了启示。这样，便形成一种很突出的，属于王琦先生自己的艺术特色——既有中国水墨恢宏舒展之长处，又有版画简括明快的韵味。在《九曲黄河》、《源远流长》等作品中，着力传达的是一种阔大沉雄的气势。在《巨木赞》、《南方乡村系列》、《泰山松》等作品中，作者通过特写式的细微刻画，强调的是一种俊伟磊落的品格。在他的水墨近作中，这些作品比较有代表性。它们之所以有吸引观者反复品味的魅力，作者别具匠心的艺术处理手法功不可没。也正是在此，折射出王琦先生上述的艺术特色。
青年时代的王琦是从接受西画教育开始步入艺坛的。上一辈的大家如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吴作人等人，都有由西画而进入彩墨的经历，这些并非偶然的现象既因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也源自艺术家本人的心理诉求。不过，就像没有完全
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每一个艺术家的道路都不可能重复。王琦先生对民族文化，对
于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情结。他刻苦练写 《三希堂法帖》的经历，在版画中有意识地吸取民间木版年画单线平涂手法的尝试，以及他在晚年的钟情于水墨，无不表明了这一点。而他秉持一以贯之的勇气继续进行探索，纳版画之元素于水墨的章法中，这一道路既不同于前辈，也有别于旁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创造出自己富于个性化的水墨新风格。
读王琦先生的水墨作品，无疑可获得一种新的审美体验。但，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位老艺术家身上，从他的水墨足迹中，我们再次验证了探索精神的重要性。艺术前进的动力，来自于不懈的探索。创造的快乐，只属于那些不倦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