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现代传媒冲击下的的下的文学如何可能
作者：于 茀
事实上，上个世纪中叶以后，文学的衰退，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商品化和影视网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
从人类的阅读史来看，在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网络的年代里，书是最主要的传媒手段，看书是获取知识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书处于传媒的核心，文学也自然备受青睐。但是，有了广播，一个人用在传媒上的时间就会被分散一些，有了电视，又会分散一些，有了网络，又会分散一些。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用于传媒呢？从时间分配上来看，人们用于文学的时间自然会减少。
从电影产生的一百多年来看，对文学的冲击不是很大，而且，客观来说，电影也确实创造了全新的视觉形象，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是，电视对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仅占去了大众的时间，也带来诸多社会的和美学的问题。当然，电视首先是为社会带来了正面作用。电视的普及，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艺术，电视剧已经走进了每家每户，人们随时可以观赏，这是空前的。可是，这也意味着泛滥，泛滥就意味着丧失神圣，意味着贬值。正如今道友信所说：“到了现代，由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留下了数万年的艺术遗产，似乎使日常生活充满了艺术，甚至可以认为，由于各处技术的发展，使艺术滚落得到处都是，和昔日相比，艺术的确摆脱了季节的束缚，因此容易使人产生艺术过剩的感觉，也容易使人忘记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① 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种数量的过剩和泛滥，电视所带来的更深层的过剩是“形象过剩”。电视在不停地制造视觉形象，观众对电视所制造的视觉形象，应接不暇，观众对于形象的接受几乎成了一种视觉反射，造成了视觉形象在感知上的拥塞，抑制了想像和理解等更高的意识活动，感觉成了瞬间的感觉，进而丧失了意识的深度，感觉平面化了。电视所制造的视觉形象不仅拥塞感觉，而且还侵略感觉。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形象，它在接连不断地向你袭来，它不许你想像；它一览无余，无需你想像；它是肤浅的，你已习惯于它的肤浅，你已不去思考。电视改变了人们的感觉方式，也改变了感觉的性质。
人们有关电视的功过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数字化时代”已宣布到来，数字通讯网络已铺天盖地。于是，有人已宣称数字化将决定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存是数字化的生存。回顾人类历史，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工具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无线电的发明，影视技术的发明，哪一次不都带来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艺术的深刻变革？通信网络给人们带来的便捷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将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政治经济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人的感觉方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网络还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都处于“关系网中”。经济领域的信息交换和电子商务方兴未艾，网上的自我表现已经开演，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在被改写。
与被电视影像所攻击不同，大众在网上，已经开始显露活力和主动，网上的交流已经开始启动大众的感觉、想像和思考，网络将成为大众自我表现的舞台。
当初，人类面对刚刚发明的书写工具的时候，是否也像今天这样，在享受它所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对它说三道四，毫不领情。不过，也许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
首先，网上交流已经完全与道德分离。大众可以不对自己在聊天室里说的话负责，于是，它可以随便说，网络培植了一种双重人格。其次，网络重构了一个虚拟世界，人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去感受、想像和思考，势必会影响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并使人的精神在“光缆”中游荡，对人类来说，不是一件可怕和痛苦的事情吗？
光电技术造就了电影艺术，有了电视，艺术家就抓住机遇，创造了以电视剧为核心的电视艺术，这一次，艺术家当然也不会放过网络技术，事实上，已经有人涉足其中了，并构想了全新的网络艺术世界的蓝图。 面对影像的过剩，有的艺术家希望以网络为基础，重构大众艺术世界。具体说来，就是以通讯交流为依托，在艺术家与大众构成的网上交流关系中，构造出超形象的“交流与表现的艺术系统”。这个“交流与表现的艺术系统”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艺术作品的概念被从基础上改造了。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艺术品都是一个以“物”为依托的实体，即使是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也都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载体，就更不用说雕塑和建筑了。但是，这种新的“网络交流与表现的艺术系统”的作品，却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作品，而只存在于网上交流的“关系”中。第二，正因为不是一种物质实体作品，因此，是超“形象”的。是在“形象”和“形式”之外的领域，“形象”不是这种艺术的手段，它的手段是“交流和接触”，是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第三，认为艺术不是传达，而是在交流中表现自己。第四，这种交流与表现的艺术系统，不希望成为一种游戏，更不希望成为逃避现实的场所，而是希望“它总是保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努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改变对现实的知觉。”② 因此，交流艺术家又称这种艺术为“行动艺术”，并希望制定“行动计划”来实现这种参与社会和现实的目标。第五，希望通过“交流”与“表现”这种新手段来改变、造就大众的感觉方式，使其从影像的蹂躏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性。
这种网络交流与表现的艺术系统，从实践的操作到美学理论的阐释都刚开始不久，那种希望把人类的感觉从影像的包围与奴役中解脱出来的愿望是良好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但是，这种存在于关系中没有作品实体的艺术，能走多远呢？虚拟的网上表现难道能与先民的“山野对歌”有同样的效果吗？将精神寄托于“光缆”的交流是一种交流还是一种无根的精神游荡呢？也许现在喊“狼来了”还为时尚早，还是拭目以待吧。
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网络又使无数的人着迷，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此一来，人们每天不还要给网络一些时间吗？事实上，人们上网的时间在剧增，甚至电视也沦落为“老情人儿”，开始受到冷落。文学的命运岂不更惨，阅读文学作品的人不知又要减少几成。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可是，传播媒介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客观事实，文学遭遇的挑战也是客观事实，而且，文学身处困境也是客观事实。文学也不甘落后，文学在与大众传媒的竞争中，发展了色情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如果说，这些都是通俗文学，算不得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严肃文学”，作家们在追求“原生态”、“平庸化”，崇高已从文学的祭坛上被赶了下来。诗歌的处境已属可怜。文学内部的雅俗之争，还未得平息，却整体上于竞争中处于劣势。
面对影视与网络的冲击，文学究竟如何才能够可能？
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从追问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开始，这是从根基处的追问。他认为，一门科学的建立必须弄清自己的界线。在康德看来，一门科学成为可能的依据是，它有不同于别的科学的对象、来源和种类。如果一种知识没有属于自己的对象范围，那么它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到了20世纪，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提出了一个性质相同的问题，不过，这一次，问的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杜夫海纳认为，面对现代艺术的困境，首先必须思考“艺术如何成为可能”？在杜夫海纳之前，康德的同胞海德格尔，曾借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深沉地问道：“诗人何为？”诗要做什么？诗能做什么？
看来，已经到了必须从根基处对文学艺术的困境进行思考的时候了。文学艺术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其它传媒的竞争，就没有自身的原因吗？
文学的衰退却是以作品数量的猛增为表征，在中国，商周两代留给我们的《诗经》不过三百多首，连逸诗在内，据司马迁说夏商周三代之诗也只有三千余首，可是，这还赶不上现在中国一年的产量。杜夫海纳分析了现代文学艺术表征繁荣下的衰退，认为如此众多、不计其数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的原因：“那就是求新，不断地求新。发明的不断增加，不断地加速风格的衰退与更替。在不断增加的发明之中，存在着某种狂热的东西。在历史迷宫中迷路的艺术家，当他决定创作时，更多地致力于行为，而不是他的产品。由于这个缘故，他创作带有仓促性，有时还有粗野性，仿佛作品永远不过是一种尝试，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求新活动当中，一个艺术阶段很快就成为过时。只要这种冒险既奇特而又激动人心，那么它所留下的痕迹是什么都无关紧要。”③ 把求新当作文学艺术本身，作家根本不去注意作品的实际价值，为了不断地变换新花样，于是，不惜在仓促之中创作粗野，管它是否粗野，只要“新”，就可以，“新”成了艺术的唯一目标。文学艺术当然要创新，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不过分。但是，新与新是不同的，只要未曾出现的都是新的，但是诸如这样的新还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一次闪电的空间，我们第一次看见一只狗、一辆出租马车、一幢房屋。”④ 如果诗都这样求新，诗不如死亡。读如此无聊的诗还真不如去看同样无聊的电视剧。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陷入了求新的迷途，各种新的艺术运动诸如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轮番上演，结果现代文学艺术热热闹闹地衰退了。
现代文学艺术受世人冷落的另一个更深层原因是，只着意于自己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是否是一种无聊的感受，都要企图强加于公众。而且这样的作家就会：“对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们不过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如果不是偶尔还有一种权威性的声音使他麻木或令他感奋的话，可以说，已经没有一种使命感是他欣然承担的了。”⑤ 只顾自己的感受，不顾读者和公众，是现代文学艺术深藏骨子里的东西。对公众、社会乃至人类的崇高使命感已经荡然无存，文学艺术成了作家艺术家个人感觉的玩偶。世界，我们的世界，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遮蔽了，他们的“作品只对我们打开一个不能被看作与我们的世界相同一的世界”，⑥ 我们不是玩偶，更不是傻瓜，岂能容忍一个疏异于我们的世界。其实，作家艺术家的感觉越是普遍的，就会越持久（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学术报告中阐释了这样的观点）。《诗经》中有一首写归乡的诗，写得极为朴素: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东山》）可是，归乡的感觉是人类普遍的感觉，“乡”，就是自己所来的地方，从渺茫的远古到今天，从今天再到未来，人类不会没有归乡的感觉，这首诗感动了古人，感动了今人，也会感动未来的人。归乡的感觉是那样的普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的《返乡——致亲人》，又是那样的意味深长：你梦寐以求的近在咫尺，已经与你照面。/而并非徒劳地，一位漫游者就像儿子一般，/伫立在波涛汹涌的门旁，望着你，用歌唱/为你寻求可爱的名字，福乐的林道！/这是家乡一道好客的门户，/它诱人深入到那充满希望的远方……
毋庸再多言，这已足够了。不管是朴素还是有几分意味深长，只要是属于人类普遍的感觉，自然不会被抛弃。可是，现代诗歌除写那些诸如“一次闪电的空间，我们第一次看见一只狗、一辆出租马车、一幢房屋”那样的“伟大”的意象以外，就只有走向极端。“而极端，这就是死亡，在‘缪斯的炮弹片下’死亡。”⑦ 死亡也许是诗人的出路，但不是人类的出路，所以终归也不是诗人的出路。
新写实小说，已经走向了远离艺术的道路，追求还原，追求原生态：“整个存在都被还原成作品。……作品似乎被还原成无意义，没有连续的时间，没有固定的距离，没有确定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故事情节。”⑧新小说似乎在追求一种不确定性，可是，艺术意蕴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艺术是耐人寻味的，艺术更是明朗的。杜夫海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受科学形式主义影响的新小说：“客观描写的诸成分是被结合成结构的整体，并且以一个不确定的误差值围绕着一个平衡位置振动，好像一个对象或一个事实，永远不可能被确定或固定似的。可是，为什么要把微观物理学引进感觉领域中来呢？模糊性或矛盾性在历史学中的意义和在物理学中的意义不同。把这两种概念等同起来，就是取消真实的世界所具有的意义，这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写一部反小说的小说而不去搞量子力学呢？”⑨这样的批评是有些尖锐，可是，批判往往都是极端的，因为只有极端，才能动摇根基，只有动摇现代文学艺术衰退的根基，才能谈到文学艺术如何可能。杜夫海纳在深刻剖析现代文学艺术衰退根源以后，又为之指出了可能的道路：“艺术的命运也可以是幸福的。……精雕细琢并非必然枯燥乏味，而冒险与狂热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艺术还将在世界上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艺术返回到世界的本源，牢牢地立足在这块大地上，并让我们也站定了脚跟。”⑩只有返回到世界的本源，文学艺术才是可能的，杜夫海纳认为，艺术要永远表现这个世界，而且通过这种表现说明，我们的世界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的关联，人创造了人工世界，可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联并没有消失，“艺术永远是人对自然的第一声回答……艺术可能仍然是幸运的，而且有着美好的未来。”111930年，海德格尔放下自己的《存在与时间》，开始思考真理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海德格尔对于西方思想传统来说，一个飞跃性的认识是，重新区分了知识与真理。西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以后就走上了一条弯路，一条遗忘存在真理的弯路，一条与科学争夺同一个“真理”的弯路。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与事物符合的知识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它直接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存在之真理是不能用科学实验与理论推理的方式来获得，海德格尔发现了诗和哲学的“思”，可以建立存在之真理，于是，1935年以后，海德格尔在当时人看来，不可思议地在大学讲堂阐释起荷尔德林的诗来，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诗的文章，如《艺术作品的本源》、《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诗人何为？》、《艺术与空间》、《“……人诗意地栖居……”》、《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诗歌》等。这些文章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就是存在真理的建立。
海德格尔在自己的论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四版前言中说：“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12的确，海德格尔对诗的阐释是哲学的阐释，为的是存在之真理。但是，正是海德格尔的阐释，发现了文学艺术的真正对象和领域，那就是通向存在真理之建立的领域，虽然海德格尔无意于文学艺术的研究，可是，他却为我们发现了文学艺术如何可能的根基，这样，海德格尔无疑已为文学艺术指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沿着海德格尔的道路，我们可以乐观地设想文学的未来，只要文学属于存在之真理、属于人类之精神，那么，网络、影视以及商品化所带来的挑战就会转变为机遇，多种手段的出现恰恰为文学在新的条件下扩大自己的阵营提供了条件，只要文学坚守住自己的领地，文学一定会在21世纪里有美好的未来。
① 今道友信《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王永丽、周浙平译，三联书店，1997年8月第1版，第205页。
②马克·第亚尼编著《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53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87～188页，第194页，第188页，第190-191页，第194页，第197页，第201页，第202页。
12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增订第四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