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记忆是心灵的真相
作者：李 梅
但尤凤伟这样的作家，在进入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局限性。毕竟，一个群体内部，总会有着别人所难以理解的秘密。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王蒙应该是当代作家中最适合为知识分子立传的人。他对这个群体所遭遇到的磨难，有着深刻的经历，也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洞见。事实上，知识分子命题，的确是王蒙写作的重点所在。从他早期的小说到上世纪90年代的“季节系列”，再到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青狐》，王蒙从未中断过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命运的思索。他出版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触发我们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重新审视。
《青狐》也不例外。只是，随着精神语境的变化，也随着消费时代的崛起，新一代读者似乎更愿意投身于现代社会的消费景观之中，他们已很少注意王蒙笔下那种沧桑与沉重。但在《青狐》里，王蒙通过他智慧和犀利的笔触，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他的智慧和风采。这部小说也许还是幽默的、荒诞的，但更是一部让你读后想笑，笑后想哭的优秀作品。读完《青狐》，一连几天，我的想像里就总是出现一个叫青狐的女人，她所拥有的惊世之美和她极其窝囊的一生。她和她周围的人的一生，让我想起20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小说家纳博科夫流亡国外时写的诗《致自由》：
你缓慢地沿着失眠的街道蹒跚；
在悲惨的额头上没有了以往的光泽，
这光泽曾有过爱情和灿烂高度的召唤。
熄灭的蜡烛在一只手中战栗。
受伤的翅膀掠过一具具尸体，
鲜血淋漓的臂肘挡住了目光，
你再度受骗，再度走到一边，
而在你背后，呜呼，依然站立着那个夜晚!
我觉得用这首诗来描述青狐的一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青狐》主要是围绕着一个本名叫卢倩姑的女作家来写的。随着卢倩姑社会地位的变化，小说逐步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以作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卢倩姑生有“异相”，发褐面白，如古书中描写的“玉面狐狸”，偶尔睁大眼睛时，“一张脸流光明丽，令人晕眩”。按理，“有异相者必有异智”，后来卢倩姑非凡的文学想像和写作才华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悲的是，在一个思想专断渗透到政治、文艺、审美以及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可怕时代，“异”注定是要遭到排斥、歧视，注定是要被残害和扼杀的。当时崇尚的是劳动人民之美，而劳动人民似乎理应就是黝黑、粗糙、粗壮、一身咸菜味儿、五官像压扁了的“柿饼”一样的，而你卢倩姑呢?狐狸精么!没有什么理由，“同学们反映你压根儿就让人看着别扭”。
卢倩姑的青春时代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天生“异相”再加上个性的率真和感性，使得卢倩姑的个人生活一开始就偏离了社会给一个良家妇女规定的模式。她于青春懵懂之中失身于学校辅导员，从而成为“烂货”，后来委身于单位一个言行龌龊、死了老婆的小领导，小领导死后她又一时冲动嫁给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小牛。然而一次又一次，写满她爱情梦想的美丽风筝总是难以自由飞翔，不是挂在荆棘丛生的树梢，就是惶惶坠落于肮脏琐碎的现实泥沼中，“于是她拱起肩缩起脖低下眉顺下眼俯下头来”。只是，“卢倩姑死也不明白，为什么爱情在小说里诗歌里戏剧里是那样的美妙、那样幸福、那样滋味无穷，而在现实生活中她看到的她感到的只有男人的兽性和女人的狠毒、男人的粗俗和女人的苍白、男人的丑态百出
和女人的哭哭啼啼、男人的麻木不仁和女人的琐碎无聊，现实中的爱情带有占有、带着欺骗、带着交易、带着一股子臭屁和尿臊味儿。”
卢倩姑的大半生虽然有过三个男人也结过两次婚，但她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有的经历只留下“被强奸”的感觉记忆，她从没有过“想献身”的冲动，而性爱的最高境界莫过于灵肉合一，但这对青狐来说是陌生和遥远的。所以80年代后期著名作家青狐出访到国外，才会好奇地问外国女记者“什么是性高潮”的傻话。直到她遇到深爱而不能爱的著名评论家杨巨艇，她的爱情依然是令人辛酸的尴尬。
无奈，卢倩姑只好把一切生命冲动和一切有关爱情的梦想化做她的文学想像。小说中青狐的故事，青狐小说里的故事，故事中的故事交缠在一起，构成生活中的卢倩姑纷乱无比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把卢倩姑变成了“青狐”，“青狐”又把卢倩姑带进文学艺术的辉煌殿堂。其实卢倩姑作为一个女人的情爱经历、欲望挣扎，只是作者向读者展示他小说世界的一个窗口，作者真正想给我们揭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以及在这样的时代中，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态和灵肉挣扎。正如作者所说：“我就在他们身边，我们一块做了很多蠢事，历史给了我们机会，但我们绝对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点。”
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叹息，它在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中并不多见。无论是“伤痕文学”里的受难者，还是后来“改革文学”、“大墙文学”里圣贤般的改革者、奉献者，作为文学形象的知识分子都可说是单面人，带有相当程度的美化和虚饰成分。从80年代末开始，小说创作开始出现涉及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的主题，王蒙的“季节系列”就算是这一主题的重要回响。到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出版，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溃败，这一群体开始走向多元。但王蒙一直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包括他这部《青狐》，同样可以看作是一部反省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力作，他自己也说，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他的“后季节”系列，所不同的只是小说的主人公从常见的男性变为女性，因而使小说充满了一个艺术女性特有的感性、欲望、迷乱、冲动、傻气以及可笑与荒诞。失败的婚姻，尴尬的经历，粗俗简陋的日常生活和卢倩姑丰富瑰丽的梦幻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终于，“为了她的永远无法实现无法表达的爱情”，她提起笔来。70年代末，人到中年的卢倩姑跻身作家行列，在这里，她开始遇到堪称“社会良知代表”的社会评论家杨巨艇、少年布尔什维克出身的诗人钱文、在1957年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希望的才子小说家米其南(复出后沉沦于性，最终因奸淫文学女青年入狱)、见风使舵如墙头草般的作家袁达观(“四人帮”倒台以后，袁达观从他的下放地回到北京，身上揣着两部作品，一部是批邓批“走资派”的，另一部是批“四人帮”的，他自称：“怎么也难不倒咱们!”)、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作家黎原、没有一部著作的著名作家老左派白部长、追逐权势后来又被权势当狗一样踢开的文坛瘪三雪山、冷静理智的王模楷、政治夫妻白有光、紫罗兰，此外还有文坛外围的李秀秀、小六儿、东菊、青狐母亲等等。但在这热热闹闹的各色人等中，就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如贾克比所定义的那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青狐》让我们思考，到底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似乎不是作家习惯思考的命题，但就现代人的精神处境而言，澄清这一个认识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葛兰西曾说，“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以，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专业人士)，进而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而照班达的说法，知识分子只指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但如果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掌握知识、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最重要的，是指那些心灵处于自由状态的人。这些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他们始终能以一种非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隐忍和冷静，坚守自己完整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并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无所畏惧。
鲁迅说：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有了他们而热闹。”——王蒙的《青狐》，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热闹”世界。让我们看看青狐和她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吧。杨巨艇一生热情高蹈，虽然，“自从‘反右’以来，他的家伙就办不了事啦，极左极左，把人都摧毁了，遑论那物件!”但这并不影响他为民请命、勇往直前的正义精神。但他也难免鲁莽和幼稚。最终，他因见义勇为，“以73岁的高龄与偷窃一位女士手机的盗贼搏斗”，身受重伤成为植物人；钱文年轻时也是标准的革命文艺青年，可经过了二十年下放边疆的生活，面对回城后的一切他都迷茫了，甚至连曾经相濡以沫的家庭都变得陌生，他成了这个“新”社会不知所措的多余人；米其南梦断“五七”，下放农村让他索性“破罐子破摔”，用一块牛舌饼引诱了第一个女人后，虽然他痛苦到要在酒后用一把钝剪铰“老二”，但回城后的他仍然把精神的兴奋点放在了“老二”而不是放在能拯救他精神于堕落的文学艺术上。他对“把因‘文革’而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这句口号的理解，就是把欠了“老二”的补回来，“发展到了追求数量的程度”，最终成了“一副卑琐肉欲的偷儿形象”；靠了几篇小说混进文坛的作家袁达观，可以说是个既无文“格”也没人“格”的文痞。“四人帮”倒台后，他把自己的作品仅仅当成保护肉身舒适的棉衣或雨伞，根本无所谓灵魂的安稳。不仅如此，他还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白有光得势前后，袁达观的表演简直令人作呕。之前，他对白并没好印象，而当白有光夫妇纵横联合终于大权在握
的时候，他竟然穿上白大褂戴起大口罩上门为白氏夫妇掏起耳朵眼儿来了!而青狐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从十二岁以来就做着爱情梦”的漂亮、普通但心地纯洁的可怜女人。她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那就是爱情。“如果她有一个好丈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她得到了爱情或者得到过爱情，天可怜见，她宁愿把什么文学呀小说呀诗集呀扔到抽水马桶里”，“她想写小说是为了她的永远无法实现无法表达的爱情”。因着还有这一点追求，青狐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似乎都显得更有知识分子气。
但整整一代人都面临着精神的溃败。能够坚守心灵空间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读完《青狐》，我们禁不住要问：是什么力量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这般模样?他们的身体垮了，如杨巨艇所说，“由于连年的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中国的男人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一是办不成事更办不成好事的。”他们的灵魂呢，更是被折磨、糟践得呈现出一片残破、怪异、软弱和丑陋。在这种境遇里，要他们再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梦想，实在是有点苛求了。正因为如此，青狐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才会显得那么痛苦，她根本无法作出抉择。在她的视野里，这群知识分子中，只有王模楷是个清醒者，他曾在某个时间成了她倾慕的对象，但青狐最终还是觉得充满牺牲精神、无惧无畏
的杨巨艇才是自己最值得深爱的男人。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没有给青狐一个实现自己爱情梦想的机会，因为在爱情问题解决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然而，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从未拥有过内心的平静、恬淡、专注与执着。在那个“不理智的年代”(王小波语)，一个长期被迫流放和备受生活打击的人，是很容易失去信念、走向苟且的，至少，也得像卢倩姑一样，“拱起肩缩起脖低下眉顺下眼俯下头来”。而真正具有一丝知识分子骨血的，如杨巨艇，等待他的却只有无望的爱情梦幻和肉体遭遇摧折的命运悲剧。“自由”对于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早已成了遥远、陌生甚或是可笑的词语。
历经折磨的青狐人老珠黄了，最终也没有走进自由状态。一个感性十足的女人，仍然没有得到她向往中的爱情。她的爱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她在爱情里寄托了太多的精神自由——她可以没有婚姻没有家庭甚至也可以忽略性，她只要彼此心灵相约相守，魂魄相伴。但她这个梦想惟有破产，因为这个简单的要求，在那个年代却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在你背后，呜呼，依然站立着那个夜晚!”所幸的是，她的心灵并没有随生命老去，因为这个梦幻还在。她在深夜的海边寻找王模楷，她不顾一切来到植物人杨巨艇身边，并且向杨的老婆，也向医院的人竭力申辩自己在杨身边的好处。这样的言行，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正常女人来说，依然是可笑的，但青狐可以做到。她的感性和纯真并没有被岁月的风尘遮蔽，她依然是一个心灵透明可爱的女人。
青狐成了一个坚定的存在。她本来是一个没有自己主见的人，但随着心灵的一步步展开，这个以内心为最高追求的女人，反而成了一个精神标识，成了历史记忆里最令人留恋的角落。由青狐，我们再对比小说结尾部分的钱文父子，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拜物教的世界里，惟有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才能左右逢源，理想、希望、信念从来就是不合时宜的事物，也是极度稀缺的事物。在那个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革命年代是如此，在一个看似自由其实同样势利的年代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王蒙把他笔下的青狐写成了一个理想——这可能是连王蒙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啊，谁会想到，一个为自己内心活着的人，她的生存空间，居然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活越窄，最终她就只能蜷缩在自己的躯壳里，甚至都不敢再探出头来。
不能不为此叹息。王蒙从幽默落笔，收获的却是一片辛酸。包括青狐，最终也成了王蒙唱给这个年代的一曲悲怆的挽歌。读着《青狐》，你能体会到，王蒙是在试图通过一个奇特人物的塑造，来留存一个时代的记忆，也留存自己内心的一丝温暖和念想。他在小说的最后写到：“我们熟悉的一些人和事，都变得愈来愈成为回忆——或者更正确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回忆了。”是啊，真正的悲剧，也许不是历史的残酷，而是历史的消失。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所以，普罗提诺才说：“记忆是心灵的真相。”因此，与其说王蒙是在写历史，还不如说王蒙是在唤醒记忆，既是唤醒自己的记忆，也是在唤醒历史的记忆，他相信，在这些记忆的瞬间和片段里，隐藏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人的精神秘密。王蒙的写作，正好回应了本雅明在《阐明》一书中所说的：“以历史的方式来宣告过去，并不意味着承认‘过去的实况’……而是意味着当记忆(或存在)闪现于危险时刻之际掌握住它。”
尽管王蒙最终也发现，“也许，人们愿意生活在没有回忆的快活里。”——这似乎是不可抵挡的现实潮流，王蒙看到了这点，但他没有轻易地承认，他笔下的“青狐”的生存姿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没有放弃对历史和记忆的清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青狐》已经成为王蒙写作历史上的重要界碑。自《青狐》始，王蒙开始更迫切地面对他那一代人的生活和记忆了，他已经意识到，“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雅克·德里达语)。而《青狐》，正是一部交织着记忆和责任的小说，它是拒绝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