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中国现代代文学“现代性”的重新阐释
作者：吕周聚 刘庆英
《“现代性”的文学进程》是作者“既往的学术研究的一种整理和总结”，是其十余年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书名即反映了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作者以“现代性”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线索，将其纳入到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一宏大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打破固有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的划分，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整体，深入研究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发展趋向。作者采取宏观主题性考察和微观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方式对此论题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在宏大的“史”的框架下，选取一些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主题和具有典型性的作家、文本进行分析，着重揭示其在“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价值和意义，突破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造成的视野局限和断裂、支离感，建立起了一个更能完整地展现20世纪以来文化和文学演进规律的研究框架。论著立论新颖，判断敏锐，眼光独到，具有很强的学术启发性。纵观全书，它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视角独特，视域开阔。
“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它本身也是一个含义极丰富而语义有点含混的概念。在《“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中，作者以清明的理性、全新的文化视角深入到“现代性”的浩瀚海洋中遨游，对其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的梳理，从中发掘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闪光点。
作者将“现代性”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纵横两方面对其予以考察，在已有论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从而实现新的飞跃。作者以“文学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的同步”为出发点，将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换的起点、开端归结在1894年的“甲午之役”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并指出“‘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第1页）作者突破陈规，言前人所未言，充分显示了他深厚扎实的治学功底和准确把握问题的眼光。同时，作者从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的文化语境入手，揭示出了“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知识力量”以及诸社会群体心态对“现代性”的推动作用。作者以充沛的创新激情进入“现代性”这一学术领地中，以“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进行学术研究，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结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在关注近现代文学核心叙事的同时，也将长期被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家忽略的“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和“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放置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对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中所起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作者以三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说为例，分析了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在本世纪初所独见的激进、前卫性质。指出无政府主义“时时更新、刻刻进化”的进步主义信仰以及“个人本位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并试图以此探明20世纪初的现代性话语产生的语境和特质。作者将20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纳入到其所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对其做历时性的研究”（第37页），认为“它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化、现代化的趋势”（第49页），这一观点很有新意。作者以丰富、详实的资料为依据，在中西文化、社会、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层层剖析“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和“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产生、发展的背景、规律及作用，令人耳目一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学史的盲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评判20世纪中国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作者既注重宏观趋向的把握，又注重微观的个案分析。
面对复杂庞大的研究对象——20世纪中国文学，作者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明理性。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文学长河中，作者虽致力于对“史”的全面的描述和总结，但他并没有放眼于文学世界的角角落落，而是选取几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力求从独特的角度，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去解析其中的各种奥妙，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作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书中所引用的原始材料和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透彻的分析、解读和归纳概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予以清楚的梳理、深刻的分析和周详的论证，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一种“全史在胸”的宏观把握的气势。然而，这种宏观的把握，是建立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通过无数具体的现象和文本的分析而得以呈现出来的。因此，作者自始至终也没有忽略对具体的文学创作现象和文学创作文本的分析。而在对具体的个案剖析阐述时，作者没有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平面复述，而是将其纳入“史”的发展脉络中，探讨了各个文学创作现象之间的承续与变异，揭示了这种承续与变异背后的规律和因由。例如，作者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对张炜、李锐、陈忠实的“启蒙”话语创作予以考察，将其与“五四”启蒙传统进行比较，指出了其内在的承续性及现存的“尴尬”困境。又如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着眼，揭示出了“新写实”小说出现的必然性。全书既有“史”的开阔，较为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又有“论”的深入，增加了“史”的丰厚感，做到了史论并重，体现了作者开放的研究视野和豁达的研究理路。
再次，面对研究对象，作者总是能以比较的、辩证的眼光对其进行具体的学术分析，从而避免了片面性和极端性。
近几年来，研究界出现了一种炒作现象，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不顾客观事实，极力追求一种“片面而深刻”的新闻轰动效应。而这种效应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所不愿追求的。耿传明作为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研究者，有着他自己的研究观和出发点。他善于从具体史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客观辩证的分析，得出公允的结论。
在此书中，无论是对“史”的论述，还是对个案的剖析，作者始终保持客观公允的研究态度。比如，作者在充分肯定了“现代性”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又不忘分析“现代性”可能会导致的负面因素，并给人以警示。作者将鲁迅与余华进行比较，既看到了鲁迅一代“五四”文人“启蒙话语”在当时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历史功绩，也看到了其虚妄性和不切实性；既看到了晚生代小说在表达个体特有的生存感受上的优势，肯定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又揭示出其“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应有的距离”的弱点；既肯定了萧乾小说在审美距离上的艺术自觉及其艺术探索和实验的独特之处，也指出了其所存在的不足。作者在其深厚的学养基点上，坚持辩证地看问题，既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沉潜、客观、公允的声音，也表现出一个文学研究者成熟的批评观和不甘庸俗的个性化研究特色。
第四，作者在继承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又突破陈规，不断提出新见。
在大量的材料积累的基础之上，作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审美视角，发现新问题，并对前人已有的结论提出质疑，显示出其严谨的学人风范。在对具体文本的深入、单个作家的解读上，作者的一些分析精彩而给人以启迪，体现出历史性与当代性、历史与文学、文学领悟与人生体验的有机结合。例如，作者突破以往批评家从社会政治标准和伦理道德标准对郁达夫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而从“生命文学”的视角对其予以观照，指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本意，是“要以生命的本来面目去表现生命，重在表现人性之真，以求得人性的解放”，从而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在论及40年代的“新浪漫派”文学创作时，作者将其放置在现代性的概念架构中，以历史的原则为尺度对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估量，既看到了伯格森生命哲学对其产生的影响，也指出了它的另一个久被忽略的源头，即“中国传统的以生存为根基和中心、以人生来发明天命的‘生命哲学’”。作者从老舍“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着手，指出《茶馆》中蕴含着的“无为而治”的创作理念。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予以充满理性识见的阐释，得出的论断严谨、新颖，极具说服力。
面对庞杂的研究客体，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话题。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一书仅局限于小说领域的探讨，忽略了对诗歌、散文的审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学术理论价值。作者以“现代性”为参照，以其个性化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文学理论为基石，冷静而敏锐地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号脉，为学术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