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撤退”之后是“缺失”
作者：黄毓璜
私下以为，无论是文学的“异化”(非文学倾向)还是文学的“俗化”(泛文学倾向)，都理所当然地要求着“纯化”文学的努力。只是鉴于多年以来文学遭异化、被俗化的历史和现实，纯文学的“纯化”努力中，强固着回到“自身”的情结，着意“减负”与“提升”，实际上采取了一味“卸脱”的方式，及至卸脱到自身差不多难以存活、无所担当的地步，“问题”便从“不该如此”上突显出来。譬若时下文学的困境与读众的不满，又从另一层意义上引发出“回归”、“向外转”之类的呼唤，就文学现状看，这呼声实非无病自灸，大体上是感触到了文学在几番卸脱之后，有了些“不该”有的“缺失”，跟历史要求、公众期待、自身特质之间出现了某些龃龉。怎生缺失了?缺失了什么?少不得经由远程照察，回过头来做些盘结，借助旧事重提的梳理和复勘。
可以追溯到被我们称做“新时期”的时段，自彼刻延伸至今，文学演变中最为重大、最关紧要的事实，显见为“解放”继之以“撤退”。解放的成效初见于挣脱政治战车和庸俗社会学的绑缚，冲决机械反映论和浮泛功利观的樊篱，为文学的自由生长提供了可能。叵奈未几何时，文学沿着“挣脱”、“冲决”的情感惯性，在求新求变、提升提纯的举措中取了“以退为进”一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相当绝对的态度上，走向前沿的作家奉行“收缩”，实施“内转”，在一系列的“非”与“反”的鼓呼下大踏步“撤退”，撤离社会关涉、现实关联，撤去情感操守、精神理想，撤除思想和意义、使命和责任，乃至撤出文学的诸多要素和底线。轻装之后的失重、自由之后的自戕，使无以自立、空乏其身的文学面对了自身建构的艰难。事与愿违的情形由此突现：“提纯”的努力付出了家园失落的代价，冷漠的“拒绝”最终拒绝了立命之地，游走的作家并飘泊的文学就有些六神无主而血不归经，勉为其难地表演着些个伪挑战、伪对抗的姿势，以不着陆的“现代”和装模做样的“激进”去维持艺术的纯粹和艺术家的尊严。
我们没有理由一般地否定文学的“拒绝”和“舍弃”，甚至可以说，文学的选择及其个性的生成，原本如同常常倚助有所增添和吸纳一样，也常常倚助有所舍弃和拒绝来实现；然而，我们又无由否决文学对于基本品格和根本联系的自守，这种自守不是别的，就是一种对于艺术赖以生存、生成的源头守护，就是为生发创造和想像，而规范和提供必须的起点、必备的前提。当文学拒绝、舍弃了那些基本的部位，便无异阻绝生成的源流、截断生命的脐带，鲜活的“创造”固碍难发生，不可或缺的想像力的归于窒息也就不可避免。
被我们当下真切感受到的创造意识和想像力度的过于紧缺，为撤退后的失据所命定，也为浮皮潦草的填补所铸就。空缺中作为填充物的或为旧道的沿袭，或为“现代”的搬运。应该说，80年代以降的现代运动功不可没，彼时引发的大惊小怪已成过去，如今有了不再大惊小怪的进步，包括世界观与观世界、思维方式与阅读方式的拓展和更新。然而，唯其进步，又败坏了兴味——我们在日积月累地阅读西方中已经从那里一一发现种种被搬运的蓝本，从而对“激进”姿式萌生几许怀疑，对“前锋”姿影失却几分尊敬。事情十分明白，搬运已非创造，更况贝娄先生当年的话如此巧发奇中了我们的情状：“今天激进作家的作风又如何?大部分都是折旧的波希米亚风流、掺了水的劳伦斯、仿冒的萨特。”如此，我们的填充无补于缺失，且助长了缺失的指向根本：一方面花俏着种种舶来的主义和散在的意绪，一方面空白着属于自我的思考和面对整体的真切感受。我们在那一片空白中安之若素、神色自得，还急迫而疲惫地去呼唤什么大师、力作，自然便不能不形同说梦。
应该强调的是，大师之 “大”，力作之“力”，通常离不开对于“重大问题”的重大思考。于此，时下的文学非独绝少介入的自觉，且避之唯恐不及、离间唯患不远的态度几成时尚，特别是涉及了社会政治，便大体不能为“精英”所看好，似乎此亦为“纯文学”所忌。这倒使我想到大江健三郎，他曾经直白地宣称过：“我对通过文学参与政治是坚信不移的；也正因为这种想法才选择了文学，并对这一选择充满责任感。”想起他的这段话，并非以为“重大思考”仅限于关涉政治的思考，亦并非认为我们有义务都去奉行他的选择，只是我们会知道，大师之“大”、力作之“力”，从艺术视野、艺术把握、思想容涵、知识积贮来说，是不能靠“减法”减出来而是靠“加法”加出来的，即通常所说须得借助“总和意义”上的相关运思和整体表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无所不在的社会因素当然应该包涵在内。不妨说，离开“总和意义”并“整体思考”，无以言“大”说“力”。事实上，文学的不被看好，作家在社会上称不得角色，掂不出分量，站不住位置，大体可以从不去思考重大问题找到原因。此固属认识上的误区和偏见导致的“不为”，恐怕亦系力所难逮的“不能”。设若我们无为、无能于此，只管热衷于世态与人性鸡零狗碎的展览，停留于为官的清浊、企业的兴衰，抑或去表现匪夷所思的残酷、不堪入目的恶俗、无可药救的生命异化、穷途末路的人类性相等等；那么，无论怎生新鲜古怪，耸动视听，都只能是以莛叩钟，难免陷入不及底里、非关宏旨、无足轻重的小打小闹。时下文学的或模拟现实或征逐奇异，实系哗众做派，也正是思想力匮乏、想像力短路的表征。它要求作家撤退后的反思并调整，要求跟现实整体把握能力相应的气度和学养。
还须指出，“重大问题”通常联系着“大多数”人，写实文学打开始便是受害者的文学，着重的是常人。很可以说，以关注大多数为实质的平民意识是伟大作家的基本态度和伟大作品的基本品格。当然，如同思考重大问题非指题材意义上的写重大事件，强调平民意识亦非仅限题材上的平民指向。我们并不缺少写贫民的作品，缺少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倾情，一种福克纳指认过的帮助人“挺立起来”的艺术良知。当文学把青睐和膜拜无所保留地投向大宅门、大财团以及种种权势人物，当拥戴和山呼跟浮泛的“国民性”指控和“分享艰难”的高头告诫造出新一轮的漠视群氓并新一轮的历史颠倒，当作家从底层的踏蹶困顿别过脸去，把大众的蒙昧、创伤化为调侃的笑料，堕落的文学没心没肺地打造出的只能是虚幻的“强音”和可疑的“宫殿”。
平民固非英雄，亦非尽然弱者。只是相对于社会阶层来说，他们被派定为弱势群体。倾心并帮助弱势群体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天性，是被批判现实主义高度激扬了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其锋芒集中指向于“金钱”与“权力”，指向精神的启蒙和人性的修复，情系平民的苦缺，痛感平民在其对抗世界中成为被征服者、被损害者，在揭示和批判金钱权力的异化情形以及精神和心灵的扭曲状况中，不懈地执着于人的救赎与呼唤，当这种批判不是表现为拯世者的居高临下而是挟带了人类悲悯的宽阔情怀并自我罪感的心理深度，便从人道、人性的普泛层面上构成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和高峰。如今，我们如何跟人文努力的传统背道而驰，如何缺失唯物史观通常保有的那种对于大众的关爱之情和敬畏之心，如何失落文学接通并到达绝大多数人心灵的自觉，只要看看当下蔚然大观的作品如何漠视鄙视、矮化丑化劳苦者而去“帮助”权势者们一个个“挺立起来”，如何不是“经由现实”而是“凌驾现实”去追求文学的“超越”，大体就很可以明白几分。这里说向了一种传统人文精神的背离，“撤退” 带来的问题自然不仅在这里，如前所述，它更在于从根本上割断了文学的现实联系。这是常识，这一常识问题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它较劲，结果自然只能注定了我们的尴尬，注定我们“文学棋盘”上的不成阵势和“文学电脑”上的频频死机。
“撤退”之初衷也许包含了对于解除文学外在重负不失意义的矫枉，“撤退”之孟浪或则是种有意为之的矫枉过正，“撤退”之动因有可能包涵一种锐意“开创”的急功近利，内在了些许“文学史”的觊觎和憧憬；这些诚然毋庸苛责，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诚然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突破，诚然不能以先验的“完善”和僵硬的“范式”要求于文学的生长与发展，但是，“撤退”之后的“缺失”对于“文学”的怠慢却是致命的，所导致的文学丧失却是根性的；它既然标示了我们无法提供出新的、属己的质素，既然标示了文学被放逐后的落泊飘零，未来的文学史上也只能为之呈现一道空旷，几多苍凉。
如此论道或许难免以意为之之嫌，难免招惹不通时务之讥，难免凡说事通常会有的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之弊；而且，道理无论怎生直白，事情却总有些复杂性、多面性在，这样说也原本不过取了一种角度，并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和文学的全局。然而，有一点意思似为不争：对于我们走向现代的文学，其进退的裕如、局面的打开、存活机率与生命强度的走高，尤其是实现我们心向往之的大师、大作问世，无法绕开那些缺失的救补，无法不先自回到“基本建设”，舍此，文学终究走不出那涸辙穷鳞的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