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在创作与学术之间
作者：龙迪勇
其实，人最难认识的正是自己，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就拿人生角色定位来说，我一直不知道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作家。有时侯，我写点散文、随笔，搞点小创作，就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近两年来，我沉迷于叙事学研究，一门心思搞学问，又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看来，有些事情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当然，说不清楚并不能成为逃避的理由。那么，话从哪开始说呢？
还是先来说说梦吧。
我相信，对于许多在年幼时常听故事的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有相应的才华，在最初面对小说的时候，都难免会产生一个青涩而宏大的梦想，那就是：他们自己也能够成为说故事的人，成为小说作者，能够创造一种奇遇，写成一部大作。不过，通常在日后回忆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带些揶揄的口气表示：“其实，那时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所谓文学爱好者，就是才华横溢、心智尚未成熟的人的同义词。我有位高中同学，人是绝顶的聪明，他从小就做着文学梦，不仅爱读小说，且热衷于写诗。记得高中三年，不时可以看到他有诗文见诸报刊，当时真把我们羡慕死了。进大学后，他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打从接触哲学开始，他的心灵和思想便被那些重大而玄奥的问题所占据，于是文学梦开始醒来。有一次，我向他提到他高中时写的那些东西，不料他颇不好意思地对我说：“那时年轻，乱写一气，让你见笑了。”我问他现在是否还读点文学作品。他回答说：“我现在还读读武侠小说，不过纯粹是出于好玩和消遣。”听到这番话，我无言以对，只好苦笑。
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做着文学之梦，而且一梦二十几年，至今也没有完全醒来。我想：如果一个人在“而立”之后，仍在做着某个梦的话，大概这个梦就会持续终生了。与某些做过类似梦的人不同，我并不为这样的梦感到后悔。哪怕一辈子都只是梦，而没有变成鲜花和掌声，我也决不后悔。
记得初中时，我就曾偷偷地写过诗，还写过武侠小说。当时，我很崇拜高尔基，因此我只有一个单纯而固执的想法，那就是：像高尔基那样地生活和创作，至于以后读不读大学，那是无所谓的事情。由于整天沉迷于当作家的梦想之中，其它的功课便被拉下了，以至于中考时数学只拿了十几分。由于怕见严厉的父亲，中考一结束，我便和一位也
考得不太理想的同学一起，跑到邻县的一家林场去打工了。在林场，我和伐木工人一道，起早摸黑，拼命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加上吃不好、睡不香，所以没几天我就累得病倒了……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尝到了生活的严峻与艰辛。我深深地感受到：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读书、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我复读再考，总算上了个重点高中。高中三年，为前途计，我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无奈之下，便把文学之梦搁到了心灵的深处。但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又“贼”心不死，想把文学之梦继续做下去。于是，我在从重点到专科的所有志愿栏里，都填上了中文系。后来，我如愿以偿地坐进了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但学中文的未必能成为作家，搞创作除必须有天分之外，还应该多读生活这本大书。说到底，中文系只是文学研究者的摇篮，要想当作家，还得看个人的造化。
大学四年，我拼命地阅读、思考、写作。我写诗，写散文，也写学术文章。四年下来，我写得多，发表却少，共计发表诗三首、小小说一篇、散文和学术论文各四篇。看来，无论是篇数还是字数，都是学术论文占了优势。也许，在大学这样的环境里，还是更有利于学术的成长吧。受周裕锴等老师的影响，当时我搞学问偏重于古典文学，发表的论文有三篇都是这方面的。由于这个原因，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还获得了首届“杨明照古典文学奖学金”。那几年写诗不少，当“诗兴勃发”的时候，甚至一天都能写出四五首，真可算得上是“高产作家”。但现在看来，那些诗基本上都是青春情绪的发泄，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可言。当时也写散文，开始走的是青春美文的路子，后来受张放老师的影响，才开始往随笔的方向倾斜。本集所收的《春雨吟》、《音乐是一种生命》，即是大学时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春雨吟》是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尽管写得有些幼稚，我还是收在这里，就算是一种纪念吧。
毕业之后，我分配到福州某文学刊物当编辑。当时我是怀着理想、带着希望去报到的，因为这家刊物在我心中的地位一直是神圣的，我觉得：能到这样的地方工作，也许对自己文学梦的实现，会有些帮助。谁知事与愿违，我乘兴从成都到福州去报到，但不足两年就败兴回到了江西老家。该单位采取很不人道、有甚于军事化管理的管理方式，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哪怕是周末外出，也得向领导早请示、晚汇报，所以身心都极不自由。在这种极不正常的高压环境下，好在有欧定敬、施晓宇、杨政、黄伟岸等诸位文友相伴，要不然，我真怀疑自己会不会陷入精神崩溃的危机之中。那段时间，我们四五知己，隔不了几天便要小聚一次，喝酒论文，指点江山，每每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那种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让人心中充满温馨的怀想。由于精神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之中，所以这段时间所写不多，而且所写的都是散文、随笔。集中所收《寻找诗意》、《走近柴可夫斯基》、《文人与酒》、《“虽多亦奚以为”》、《乌石山里好去处》等篇，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97年调回江西之后，我在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工作较为清闲，因此我有大量的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1997、1998两年，我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了随笔写作，当然，由于在研究机构混饭吃，所以也搞点当代文学的评论。说起来，本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写于这两年。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1997年我共发表散文、随笔36篇，1998年则多达48篇（当然，为了应付报刊的约稿，也免不了有些粗制滥造之作，所以本书并没有把这两年的作品全部选入）。记得我当时的生存状态基本上是这样的：买书，看书，散步，写作。除了偶尔和
朋友一起吃顿饭，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呆在自己那间堆满书的小屋里，时而沉思默想，时而奋笔疾书。有时候，我可以整整两天不出门，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当时既没装电话，更没有手机，我不必担心别人的打搅，只管整理心绪、荡涤灵魂，与李白、杜甫、曹雪芹、歌德、普鲁斯特、福克纳等大师为伍，与知识和真理为伍。那两年，我要么在喧嚣中“寻找宁静”，要么在短暂中“寻找永恒”，要么在人流中“寻找自己”；有时候，则呆在“自己的小屋”里谛听“爱情的脚步”，希望给自己的生活“来点故事”；当然，有时候也难免沉入过去，在那些春江绿水的旧事中“寻找逝去的时间”……现在想起来，那种状况难免有些孤独，但我喜欢这种孤独：我有时侯会一个人骑辆单车，跑到赣江边去看落日；或者绕着附近的青山湖漫步，走累了就索性在湖边草地上躺下，在湖光树色中“心随湖水共悠悠”；要么就是独自选择一个酒吧的角落坐下，在“孤独的人群”中听听音乐，想想往事……收在本书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死之默想》、《爱与孤独》、《在孤独中面对永恒》等篇，就是当时某种心绪和状态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并不那么直接，因为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无我”的，就算是“有我”，也多半是想通过“我”，去探讨人类的某种普遍状况。这种写法说不上好，也没什么不好，它只不过是一种为文之道。我用这种写法，实乃个性、修为使然，其他人大可采用其它写法。常言道：文无定法，白菜萝卜各有所好。我觉得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的。
从1999年开始，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理论冲动。分析起来，这大概是有感于当今文学批评的不足。现在的不少文学批评文章，基本上都是用点西方的理论，对具体的作品作些浮光掠影、无关痛痒的分析，它们既谈不上什么理论建树，甚至也没有多少深刻的感悟。有感于此，我很想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期在评论有关作品时，能做到既有个性又有理论深度，而不必拿一顶西方的理论帽子，硬往中国的作品上套。记得我曾在某篇文章中谈到过自己的批评观：“好的批评家同时必须是出色的理论家，他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因此，好的批评应该是自己独创的理论在具体文本中的实际运用。”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近几年努力的方向。2000年，我开始发表叙事学方面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我共发表有关叙事学的文章8篇，大概有十七八万字。与国内外一般的叙事学研究着重文本分析的路径不同，我的叙事学研究要着力探讨的，首先便是“叙事”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叙事”这一文化现象奠定一个形而上学基础。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目前的进展情况进行推断，我大概要写一部五十万字左右的《叙事哲学》，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只有在广泛阅读、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的论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论文。由于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比较远大，我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写一篇叙事学方面的论文，我都得阅读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几十部，都得进行长时期的思索。这样一来，每写一篇论文，我都得花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于2000年从文学所调入《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以前少了。从此，编辑工作和叙事学研究便占去了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可用于写散文、随笔的时间少之愈少。1999年，由于写作重心刚刚发生变化，所以除了几个书评之外，只发了《停滞的情侣表》一篇。2000年，在撰写论文之余，难免手痒，因此就有了《玛丽?雪莱和她的小说》、《关于忧郁》、《在专业的牢笼里》、
《借书的启示》、《中转站》等五篇作品的问世。2001年，则只有《永远的校园》、《美的另一面》、《郑云云散文散论》等三篇作品。2002、2003两年，不但写作时间少，写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散文、随笔创作方面是一片空白。今年，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我将自己的大部分散文、随笔作品收进了这个集子，本想趁此机会冯妇再做，操刀再写几篇，无奈三天不写手生，何况我已远离此道两年有余。最后，只是写出了集中的这篇《古韵悠长》，算是滥竽充数。看来，要将创作之梦进行到底，我还不能把理论、学术之网撒得太广，不能让它们把自己的心绪和意识罩得满满的。要不然，创作灵感丧失之日，便是理论思维枯竭之时。
创作与学术，在很多人看来，是鱼与熊掌难以得兼。中国现代散文家陆蠡在为《囚绿记》所写的“自序”中，曾经表示“羡慕两种人”：“一种赋有丰盛的想像，充沛的热情，敏锐的感觉，率真的天性。他们往往是理想者，预言家，白昼梦者。他们游息于美丽的幻境中，他们生活在理想之国里。”这种人显然是诗人、作家、艺术工作者。“另一种具有冷静的思维，不移的理智，明察的分析，坚强的意志。他们往往是实行者，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人。他们垦辟自己的园地，他们的生活从不离开现实。” 这种人无疑是学者、科学家、实际工作者。陆蠡认为自己既是“感情的奴役”，也是“理智的仆隶”，“我如同一个楔子，嵌在感情和理智的中间，受双方的挤压。”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事实确实如此，可另外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事实上，很多大作家同时又是大学者，而很多大学者，也称得上是大作家。前者我们可以举出但丁、歌德、波德莱尔、瓦莱里、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证，后者则例证更多，像柏拉图、吉本、罗素、柏格森、尼采、庄子、司马迁、钱钟书等人，都可算得上是学者中的大文豪，其中，罗素和柏格森还以哲学家的身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我等凡夫俗子，与上述大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和行动的指南，总是可以的吧。其实，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也需要灵感，需要想像力。爱因斯坦说得好：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可算是真理，因为最高意义上的学术，也是一种创作，也是创造力的直接体现。不过，要达到这一境界，那是难之又难，非大才巨匠莫为。一般人要么在专业的牢笼里做点学问，要么在想像的天空中搞点创作。如果不能把创作的冲动与学术的冲动调和好，而又做不到安分守己，那就注定要受“感情与理智的挤压”（陆蠡《囚绿记》自序之标题），甚至注定在两方面都没有大的建树。
本来，我是觉得以后不太会写这种散文、随笔了，所以编了这个集子，也算是一种纪念吧。可在编辑、校对的过程中，我旧梦重温，文学创作的欲望又一次高涨起来。我甚至制定了一系列的写作计划……看来，所谓的“纪念”，并不意味着终止，反倒是一个新的开端。我的文学之梦并没有醒来，我注定了要受“感情与理智的挤压”，注定了要在创作与学术的夹缝中走下去……也许，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奉上另一个类似的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