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中国画“浙江现象”纵横谈
作者：王 平
回顾近20年浙江中国画的历程，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引起人们关注的中国画“浙江现象”往往被一句“传统出新”所概括，但
浙江中国画仅仅以“传统出新”是概括不了的。事实上，近20年来，浙江中国画与
全国中国画的发展一样是日趋多元化，但有两条潜行的主要脉络。一条脉络是反对“文
化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倾向，注重中国画语言本体的自我价值，在传统的发扬
上有所突破，在全国获得广泛影响，这条脉络就是“传统出新”。另一条是本着明确的主体意识，并更广泛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成就，出现一些新的艺术样式、创作方法。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有些探索极具学术和艺术本体层面上的先锋意识。
二是，近20年浙江中国画最突出的特点是倾心于在中国画本体上的建设。显得学术味十足，虽然说，中国美院的传统中有林风眠号召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的艺术主张，但新时期，中国美院所处的杭州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整个的学术倾向侧重于学院中的教学实验和学术探索，她多少有点象牙塔的味道，她的长处更多地体现在艺术本体的研究上，正是创作中的“学术之心”，使得画家更多地关注作品的学术品位，而对当下的关注没有其他地区那样强调，这使得浙江中国画圈中叫好，而社会影响相对减弱。
三是，这20年来，落脚在杭州的中国美院继续发挥其作为全国重点中国画院校内引外联的作用，她既与世界艺术潮流相呼应，又向全国产生辐射，这一时期中国美院的毕业生中，尤其是80年代毕业分配到各地的毕业生目前已成为我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支生力军，不少人还是当代艺术中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浙江也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中国美院的毕业生当中留下了不少外地优秀艺术人才，正是因为有不少全国优秀的艺术家留在浙江，因此，今天的浙江中国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仍然是全国性的。
四是，潘天寿先生强调人、山、花的分科，强调临摹、写生、创作的基本课程，强调古文学、诗学等国学课程的综合塑造，共同地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培养的结构。这是形成和正在形成年轻一代的浙江中国画家的主要面貌的结构性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美术教育的框架下，这样的结构是否仍然能够继续，即便能够继续，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中仍然难以得到落实。
五是，1979—1999浙江中国画演变的轨迹还有必要指出其与理论批评的关系，80年代，浙江《新中国画》、《中国画译丛》是全国介绍西方中国画思潮重要的美术刊物，以它们为阵地，杨成寅、范景中、洪再新等理论家和一些画家在介绍西方艺术、宣扬艺术革新方面的努力，对’85浙江新空间、新学院派画展都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浙江在“文革”之后再次成为全国的一个艺术中心的重要因素。其后，浙江的理论界转向整理古籍，或翻译西方经典等方面的工作，对历史的关注强化了浙江中国画界对传统的重视，特别是对潘天寿、林风眠为学术核心的中国美院发展历程的史学关注，梳理了浙江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学术脉络，使得浙江中国画有一个重视传统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理论疏远当代的中国画创作，虽然使得浙江缺少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批评家，但近距离的当代西方艺术理论翻版的理论的相对缺乏无形中也给从事传统绘画的画家“减压”，他们得以轻装上阵，各自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继续艺术的改良而不是革命，相反，一些继续持“前卫”思想的艺术家只能投靠外地的批评家，这也是一些前卫画家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一个注解。
从长远来看，浙江中国画要在当代中国画中发挥更大影响，本地理论家介入批评是个重要条件，因为，就浙江而言，不缺少优秀的画家，但缺少对他们有深刻认识的批评家对他们作品的传播以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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