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对抗中的离心眩晕与生长的芜杂偏离
作者：霍俊明
在全球化消费性的后现代语境下来谈论中国的后现代诗歌可能显得太过于无力，但是一
个显豁的事实提醒我们，中国的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诗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就一直问题重重。有必要重新检视、梳理和反思甚至批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现象。
一、艰难的起点或开始
现在理论家几乎同时指认——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从北美到欧洲乃至风靡全世界这样
一个发展阶段后，终于日趋衰落，其曾经光辉的前景如今已是光线暗淡，后现代的神话似乎已经终结。
宣告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如果以诗歌写作来考量，其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评说中国诗歌领域的后现代的开始抑或终结都无关痛痒，因为中国所谓的从1984年萌发直至1986年的由《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推出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口语”写作，下半身写作如果以后现代主义来框定，事实是这些“后现代”主义诗歌只能说是准后现代，带有非纯粹性、非彻底性和非后现代性特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同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大多数命运一样，都与社会政治文化等他异性的因素纠缠不清，在所谓的与主流、政治、文化、传统、经典、中心、话语霸权抗争和颠覆的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建立起另一个中心、经典和话语权，而这与后现代的核心精神却恰恰是相悖反的向度。说到后现代诗歌不能避免两个问题——类像和文本中的历史时间体验。类像就是对客观世界模仿的再一次模仿，是复制品的复制品。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其恐慌来自他对艺术成为对社会无关痛痒的拙劣类像的忧虑，使一切成为无限复制和替换的摹本，丧失艺术对事实和想像的指涉对象，使诗人丧失对现实和历史的确切把握和处理。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消费和生产的物欲神话使文本成为无限循环的复制品。对时间神话的消解使后观代对传统哲学的基础产生质疑和摧毁，开始对那些靠文本的不断复制而传承下来的历史和经典产生怀疑，导致对过去——现在——未来线性时间的消解，除了现在，一无所有。中国的后现代诗歌是很难界定的，人们习惯把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群体，他们、非非、整体主义、莽汉主义等90年代以降的大面积涌现的“口语诗”和“后口语诗”乃至极端的“下半身诗歌”视为后现代诗歌。
不可否认也不容质疑的是，这些带有后现代质素的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极其虚假、
夸张、浮躁、平面的伪浪漫主义诗歌，红色卡理斯玛诗歌，削平深度和个性的宏大颂歌体调式和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精英诗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当1986年，纷纭错乱、旗帜翻飞的诗歌团体非非主义、他们、极端主义、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病房意识、三脚猫、莽汉等宣告了朦胧诗时代的最后终结，理想主义时代成了最后的世纪晚照。这些后现代语境下的诗歌尽管行色匆忙，但仍神色大胆义无返顾的决绝摧毁了长期被政治意识形态和多重社会身份框定和预设的集体性的“大我”诗学。他们开始注重语言与生命的同构关系，打碎整体主义和一元化的诗学观念，反文化、反崇高、反传统、反精英。诗人们开始卸下乌托邦的虚幻主义憧憬和遥远不可知的时间神话，开始大胆地关注当下的生活和日常经验，关注和专注于日常现场的生动尽管嘈杂的细部纹理，悬搁形而上学的学院性的长调抒情。不再将政治内涵，历史叙事、理想深度、人文关怀等具有深度的意义的内容附着在诗歌上，而更多是通过追求语感、语式、语调体现语言和生命交融的本体性的而长期遭受强暴忽略的事实，实现对现时存在状态的即时把握。
但是，中国的这些“后现代诗歌”却不可避免地由于审美和写作、文化、意识形态长期
惯性的牵绊和制约，带有很大程度的非彻底性、非纯粹性和非后现代性和不可避免的悖论性。
中国的后现代诗歌从一开始就陷入二元对立的泥淖。如徐敬亚当年所宣讲的，“1984—1986，中国诗歌继续流浪。‘朦胧诗’高峰之后的新诗，又在酝酿和已经浮荡起又一次新的艺术诘难。诗毫无犹豫地走向民间，走向青年。作为整个艺术最敏感的触角，数年来，它曾领众艺术之先，高扬并饮弹。目前，‘后崛起’的诗流，仍是整个辽阔国土探索艺术的第一只公鸡。”
①“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新的艺术诘难”，“民间”和“青年”与“庙堂”和“非青年”，这些词组都是截然对立的。中国的20世纪汉语诗歌长期处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排队式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梦魇中，即使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现代开始出现，仍未摆脱这种元话语性的规范与戕害。中国的后现代诗歌在注重自我体验，关注语言与个体性的生命体验的同构关系的同时，标榜反文化、反传统、反崇高、反意义、反语言、反中心、反抒情等等。这些都是带有极端色彩的痴人说梦式的诗歌理想。这注定使大肆鼓噪的五花八门的片面极端、非理性的宣言大而无当。反文化、反传统、反语言和反抒情等却恰恰都离不开文化、传统、语言和抒情。例如反文化，或许是主流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价值指涉。但是任何文化，都是人类既有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确定性形态和秩序，它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时仅存的硕果。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潜在地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等。卡西尔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动物”，意在阐明生存在文化之中的人所必然具有的文化本性。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原则，科恩的“社会个体”概念，旨在强调人的文化归属性。作为在历史时间中浸淫的人类整体和生存个体，首先是文化和秩序的动物(任何时代无不如此)，永远不可能摆脱文化。这种悖论式的存在别有意味地对后现代主义自身构成了消解。再有，中国后现代诗学在消解中心、权力、整体的同时建立起另一个中心、整体和权力。而后现代的应有之义就是打碎一元化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维护多元的现实。第三代诗歌是在声势浩大、急不可耐待的“打倒舒婷，Pass北岛”讨伐中开始的，很显然朦胧诗是他们不约而同一致消解的“中心”和“权力”，但是这些宣言潦草的诗歌碎片行动似乎是消解中心的多元力量，但是第三代诗歌的各个派别都大力宣讲自己的诗歌要义，而极力贬低其他诗歌派别的宣言，都指认自己为话语核心，视他者(other)为异端，都试图在疯狂行动中占有诗歌的话语权力。第三代自身的悖论性十分明显，它们所提出的观点和宣言都太过冲动，太过于极端化，这种对任何另一种状态的反抗和消解立场，这种破坏性的写作行为都注定使其不可避免地堕入偏执过激的困境。“反文化”必然导致意义和深度的消解，“反崇高”导致美感的失落，“反语言”必然导致诗歌品质的全面下退乃至衰竭。对于第三代诗歌，中国所谓最早的后现代性质的诗歌浪潮其最大的局限和困境就是理论的夸大和诗歌实践和实验的过分矮小。众所周知，这场“诗歌大展”是先有了含糊不清的片面的远非成熟的“理论”，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理论大于实践，策略大于作用，尤其显露。而这种所谓的诗歌大展成了诗歌运动的革命样板，给诗坛遗留下巨大的后遗症，缺少内省和合理性的依据。
而90年代的烽烟弥漫错乱难堪的“盘锋诗会”更是印证了中国的诗歌是怎样的在二元
对立的泥淖中翻滚、纠打不休。这种带有行为艺术色彩的“后现代”性质的论战再一次提醒我们——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写作，都是一种“差异”的诗歌观念，都以自身的界面来抢占令人目眩的诗歌地形图和诗歌话语权力。而“下半身诗歌”写作更是激烈反对排斥除此之外的一切诗歌写作范式，明显摆出诗坛老大的气派。中国诗坛的建设意义何在?
二、中国语境下对后现代的误识
本人无意讥讽中国的后现代诗歌，只是敏于其在对抗其他诗歌写作和外在因素的同时，
太自以为是，太过芜杂的非彻底性、非纯粹性和非后现代性，而二元对立性的带有个人性政治色彩的不彻底的诗歌行动肯定是十分可疑的。
但是最为重要的也必须澄清的是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普遍存在误识，后现代主义到底
应是怎样的一种诗学尝试?尽管后现代主义现象芜杂，但是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②很显然后现代主义更多是问题和精神内里上对现代主义的不满而试图超越，而非简单的颠覆与消解和破坏。在中国大陆一说到后现代使用最多的词汇就是“平面化”、“反崇高”、“拒绝深度”、“反象征隐喻”，凡符合这些标准的就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凡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排除在后现代主义之外。其实就事实而言，真正意义和学理上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确实包含有“拒绝深度”的追求“垮掉的一代”的赤裸的午餐式的平面化写作。但是即使是“垮掉的一代”的诗歌写作也不完全是平面化的，如雷克思洛斯与斯奈德的诗歌就是追求中国古典诗学的天人合一的禅意和意境美而与金斯伯格的大声嚎叫的平面、直白的诗风简直是大相径庭。而“平面化”和“拒绝深度”更是不适于自白派，在罗厄尔、塞尔维亚·普拉斯、贝里曼、安·塞克斯顿的诗歌写作中，更多是对个人性体验的专注性表达，关注于个人性和内在性，个人化的不可替代的隐私经验和潜意识冲动以及个人性的自传和历史表达却恰恰是富有深度和内涵启示性的写作。按照这种内涵来考察中国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女性诗歌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乃至民间写作对个人性体验的专注都可以归入后现代主义诗歌行列。那么真要如此的话，事实就没有那么简单化了。
从整体上考察，世界范围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主要有两个源头，庞德、威廉斯和法国超现
实主义。前者造成后现代诗歌中的平面化、口语化和本土化倾向；后者形成后现代诗歌中深度性的象征性写作。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写作中，有些诗歌派别的写作是反对无深度的平面化的写作的，如以勃莱和赖特为代表的“新超现实主义”追求诗歌的“深度意象”。而这种写作如果按照国内学界的划分很显然是要归入现代主义的。但别有意味的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的最有活力的部分不是所谓的“市民”色彩的部分而恰恰是注重深度写作的“新超现实主义”。再者，学界普遍认为象征和隐喻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质，后现代主义是反象征、非象征，反隐喻、非隐喻的，诗是“到语言为止”。国内以反象征为标榜的后现代批评家的最大误读是只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一定程度上致使中国的后现代诗歌写作基本上都是解构性的、破坏性的而缺乏建设性)，而没有看到后现代主义的重构趋势。很显然，象征和隐喻系统是后现代主义诗歌重构的重要形式之一。一般认为象征和隐喻是现代主义的象征派诗歌所具有的，象征派诗歌的偏狭和局限在于将象征系统作为唯一的有效手段和终地。后现代与象征和隐喻的关系不是否定而是肯定，诚如哈桑所说，“由于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向性的，象征性的，非现实性的。”③让我们来看一段国内只看重解构忽视重构的而又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呼吁”和宣言吧——“只有对内在与外在的权力中心话语实行同时解构，诗才能从语言边缘开始，走向它的反文化、反价值、反知识、反文明、反理性、反抒情、反语言、反思、反诗、反秩序、反体系、反经典、反中心、反权力、反政治、反上帝、反人、反作者、反读者、反历史和反传统的光荣之旅。这是有史以来就由诗歌写作者禀承的伟大工作，也是有史以来推动历史进步的永恒动力之一，但又是有史以来一直使这种工作始终就是异常艰难卓绝的工作，所以也就很难一劳永逸。这种工作无论从语言怎样开始，也无论经过怎样的反文化、反价值、反理性和反传统的过渡，它都必然到反秩序的现场即到反政治止。
如果它最终不能走向批判现存政治、反现存体制、解构上层建筑、消解意识形态和颠覆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反现时文化的结构领域，它就自然失去了文学性、原创性和历史性及人类人性。”④
当我们考量和厘测国内的后现代诗歌写作时，必须同时尊重平面化、口语化的一脉，更
要看到有深度的象征性写作，而二者的有力互补才印证了后现代理论和实践的有效性和活力。然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事实却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带有“个人性政治”色彩的抗争和新一轮的二元对立和破坏的现实。我们更应该看到后现代诗歌的全貌，除了解构还应有有效的重构，只有如此才会充满活力地在诗歌的大地上飞翔，在灵魂深处挖掘探险，在语言和经验事实中用想像命名。愿不该发生的对后现代诗歌理论和写作实践的误读早日终结，完全意义上健全的后现代诗歌在中国真正开始，展开，深入……
①徐敬亚《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1986，9，30。
②王岳川《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P7。
③哈桑《后现代主义的转折》，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P109。
④杨春光《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诗学解构止于政治
论》，颜如玉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