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冷暖自知的无根漂流
作者：欧阳晓昱
在定位他们的时候，我使用了写作者这样一个概念，而不是作家，因为我同样怀疑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存能力。他们的写作到底能持续多久、能走多远，是否能真正地达到一个作家的层面。当然，这与我对他们的兴趣是并行不悖的。
一、 历史的缺席与父亲的放逐
个体的成长叙事往往浸淫着无处不在的历史的印迹，而历史则与宏大的叙事密不可分。6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尽管为世纪末的文坛提供了形态各异的鲜活的经验，但他们的叙事无一不是用各自独特的方式试图放大历史之于他们个体的影响。历史的节奏与他们对成长的追溯或隐或显的熨贴在一起，诸如关于文革、关于苦难、关于社会的转型等等重大的社会母题，在晚生代的文本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显现。而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写作者，仿佛从文字活动开始的那一刻起，历史便先在缺席着，认同现世的生活可以说是他们一种与生俱来的经验。宏大的历史叙事指向逐渐被平和具体的日常生活目标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代人是真正生在新中国、长在阳光下的“幸福的一代”。这个国家的许多重大灾难在他们诞生之前已经发生，而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不过只剩下一个尾巴，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更谈不上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他们这里，战争、饥饿、动荡不安、残酷的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等等早已成为一种模糊的影像，至多也只是偶尔看到的经过艺术处理的影视剧中的一些片段。而其中的狂乱、反叛、快乐、寒冷、疼痛等诸多感受也似乎与这一代人的心灵关系淡薄。因此，在“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笔下，与“苦难”“历史”等宏大词汇有关的一些沉重而滞涩的命题几乎在最大程度上远离了这一代的生存者。唯一吸引他们的是现实，而非像先辈们那样大而无当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现实，再现实一点”，是这一代人共有的口号。历史在“七十年代人”那里全面隐退了， 用李敬泽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进行时’的非历史性的成长”。⑤也许这种历史的缺席必然带来这一代人写作的某种苍白，但我却看见了他们在现实中复杂的无比生动的表情。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
历史是由先辈们创造的，“七十年代人”在写作之初就采取的对历史直觉的全面疏离的姿态，也就预示了“父亲”在他们写作中的角色。那必然是无尽的放逐。在对待父亲的心理姿态上，周洁茹小说中的一段话有很大的代表性。
不能因为你们生了我们，你们给我们吃饱，我们就要感谢你们，你们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却在痛苦。你们想过要给我们幸福吧！你们要我们活着，可我们活着一点儿也不快乐。
——周洁菇《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
这种怀疑和质询，在父辈们看来多少有点不负责任的矫情，然而我们内心由莫名的空虚所致的痛苦是那样巨大地缠绕着我们，难以摆脱。父辈们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呢？除了所谓“幸福的生活”，什么也不能给予。可以看出，乌托邦的激情是在“七十年代人”的父辈那里开始瓦解的，父辈们的成长过程经历了一个对理想有极大的激情到理想彻底破碎的极大的反差，于是父辈们开始采用将自己的理想、信仰等形而上人生的内容倾翻在地的方式，想来换取自己以及自己的子辈们清醒而现实的生存，但是在“清醒”之后却也带来了信仰破碎之后的致命的空虚，而这空虚从七十年代人开始面对世界的那一天起，就萦绕在他们的灵魂之中。先验的，没有理想信仰因此也没有未来没有规范的现实生活可以说是父辈们留给“七十年代人”的最大遗产。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父辈都不能让我们感到有真正的父亲的存在。对此，“七十年代人”对于父辈们又怎能真正地产生感激？父辈们自己的灵魂早已是碎片满地，又怎能在精神上给予“七十年代人”有力的支撑和不懈的固守？不仅如此，父辈们甚至以种种自私的方式致使“七十年代人”的心灵伤痕无数。真正的“父亲”在哪里呢？在“七十年代人”的创作中，父亲的角色一开始就是模糊不清甚至是彻底缺席的。
在丁天的《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父亲”坐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告诉我他不再管我了。他说：“你从前不是总嫌我们管你吗？不是闹着要自由吗，不必再静坐绝食了，给你自由，给你自由，”然后是一声非常标准的“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表明了父辈们对这一代人的最大的不理解和最大的拒绝。
棉棉的《啦啦啦》中，“我”的父亲在家乡——当女儿酗酒吸毒，命在旦夕时，父亲出现了，面容苍老，以忏悔的语调说“他有责任他愿意受惩罚”，又有什么用呢？当痛苦和疼痛无情地袭击我们时，父辈们，你们又在哪里呢？
卫慧的《艾夏》中，艾夏的父亲，“从她一下地就逃之夭夭了”，对这个行踪诡秘的老浪子，艾夏“充满恨意和莫名其妙的期待。她希望自己近30年生命里的所有焦虑、孤寂、恐惧、甚至纷乱的欲望，都能在这个叫艾仲国的人身上有了结”，然而，艾夏找不到那个叫艾仲国的男人，这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情绪和阴影。
……
无一例外的，在“七十年代人”的小说中，父亲的角色都是怯弱、模糊的，直至《艾夏》中的永远的缺席。在“七十年代人”的心目中，父亲已经被放逐。
失去了“父亲”的“七十年代人”开始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孤独的、无助的、甚至有时候是空虚的、不知所措的，然而由此他们却换来了前代从来没有体尝过的自由，尽管有时候代价是惨重的。这样看来，“父亲”的缺席对于“七十年代人”来说也许不是承受不起的灾难。我们的父辈们在心理上总在追觅、依托着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以便安妥自己平凡的人生，因为“父亲”的光环与伟大，父辈们便在追求的过程中产生了无比的激情，在激情中得到壮烈的永生是无数个父辈们毕生的愿望和梦想。然而，很多时候，那精神之父，那乌托邦的理想背后其实是巨大的虚妄与谎言，起码是不真实的许诺。于是，父辈们的坠落便成为命中注定的悲剧，父辈们对“父亲”的固守必然要时常经受某种内心的折磨。
在一个缺乏真正的宗教意识的国家里，任何的信仰都是困难的。对于“七十年代人”，时代、家庭、文化等种种的因素促成了他们“自由”的身体和思想，尽管他们也经常会无所适从和动摇不定，但他们已没有后路可退。人永远都是追求自由的，“自由”的“七十年代人”必然要为人性的丰富和健康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七十年代人”作为一个整体逐步在走向成熟。
二、失控漂流
无根的“七十年代人”挣扎在自由和虚空的缠绕之中，然而生活毕竟还得继续，即使背后是巨大的废墟。这样的背景之下，“七十年代人”为我们呈现了由孤独、快乐、伤感、冒险、放纵、浪漫、泪水、尖叫、困惑、厌倦、自虐、梦想、飞翔等心灵碎片构成的混乱的生活现实。
90年代，一个崇尚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欲望叙事铺天盖地的时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发生着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因而“七十年代人”易与物质化的社会取得一种谐同性和亲和性，又能充分领受个体文化时代带来的宣泄的自由和表达的快乐：在空虚寂寞的时候去酒吧大喝一场；或者选择一个去处游乐、购物；再或者拉上同性的或异性的朋友寻找相应的消遣、宣泄方式。他们沉迷于都市的奢华和刺激之中，又渴望精神上摆脱空虚的缠绕；他们只要求对自己的欲望真实，拒绝任何道义和伦理上的责任，他们不断地寻找各种各样的精神冒险和游戏，可是又在那种恶性循环般的疯狂中感受着内心深处的焦灼与厌倦；“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突，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的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卫慧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宣言式的表白似乎道出了“七十年代人”共同的对生活的愿望。不能说“七十年代人”丧失了激情，然而他们的激情与他们的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激情是没有宗教感的激情，他们的激情更大意义上是对灵魂的彻底放逐之后所获得的某种快感；或是对一切既定程式的无所顾忌的亵渎、带有敌意和故意色彩的反叛。他们快乐着、他们厌倦着，在快乐和厌倦的背后似乎又隐藏了深深地对自身对外界的不满，正是这些不满才导致了他们试图超越而又不能够的苦闷情绪和他们个人化的宣泄方式。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堕落的无可救药的一群“问题孩子”，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一直在追求着，在寻觅着，在内心的深处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并持守某种孤高的品质，时刻作着超越的努力。譬如对写作本身的固守就成为他们超越的一种方式。从他们的创作中过早的表现出的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中，你能感觉得到，他们其实正在慢慢长大并成熟起来。
感情、性是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然而不同时代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认识方式，从写作活动开始的那一天起，“七十年代出生”年轻而又沧桑的写作者就让我们异常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怀疑和不信任。永恒、忠贞、恩爱、激情、传统等属于爱情的美好词汇为“七十年代人”彻底地抛弃。年轻的心过早地承受了由爱所带来的苦楚与伤痛，他们已经找到合适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沧桑之中深刻地体会着荒诞对爱情本身的无情的折磨，他们不知道还能够相信什么。在金仁顺的《设身处地》中，颇具才情的金仁顺用冷而尖锐的叙事方式，将人性秩序扭曲的瞬间撕开给人看，集中表达了对爱情本身的不可信任，现实而复杂的生活里，爱的成份微乎其微。在纷乱的欲望将人变得无所适从的现实世界中，爱注定是一件艰难无比的事情。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破碎了，要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随时都要面对的一个根源就是人性的贪婪、自私以及变革时代人们经常经历的谎言、欺骗与动摇，所以爱的破碎就是一种必然的结局，然而尽管破碎，握在我们手中的毕竟还有那些闪亮的碎片，这碎片让“七十年代”体会到了短暂的完美的爱情，七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作者都在作品中描绘了碎片式的瞬间的爱给他们的幸福。金仁顺的《谜》借助古代社会的时空背景讲述了一个现代式的爱情故事。红萼的丈夫庄周尸骨未寒、即将入土之时，红萼却为一个来访的陌生的年轻男人游心醉神迷，得了心脏病的游因为和红萼一夜情欲而突然心脏病发作，需要红萼丈夫庄周一颗心才能复活，红萼毅然挖出了已入棺木的丈夫的心脏献给了游。这样的感情方式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的真实却也是不容怀疑的。碎片让人感觉温暖，但碎片注定的消失不可避免的也给人带来了疼痛。身居苏州古城的女作家朱文颖用自己的笔触努力地用准确甚至是精确的语言，将人们踩在碎片上的那种复杂的感觉呈现给麻木的似乎是相爱的人们。相对感情本身的描写，“七十年代人”更多的是借复杂的感情方式呈示当下时代复杂的让人眩目的人性内容，诸如同性恋、婚外恋、变态等等。他们苦苦拷问追寻的仍然是永恒的问题：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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