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冷与热的背后

作者：徐亚东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新时期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摆脱了过去政治意识形态传声筒和留声机的附庸地位，获得了批评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在开放的大背景下，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其自身获得一个更广阔的参照背景。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的应用，尽管有生吞活剥，机械套用的现象，但毕竟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域，为批评注入丝丝活力和生机，并最终成为在西方理论的启示下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深层冲动。特别是到90年代中期，“学院批评”形成了气候，“一批从学院走出，拥有较高学历和较深学术功底、少谈学术而多谈‘思想’中青年学者成了批评阵容中的重要力量”。⑤正是他们的努力，提升了文学批评的规范化、学理化水平。但是，9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丧失了它本身的一些功能和使命，如对文学作品的鉴别和对读者趣味的引导方面的作用。“批评在文学中变得越来越来没地位，批评正在退化”。“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文学批评失去锐气；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⑥金元浦在《闲话批评》中，就这种现象论及到：“最时髦的后现代批评是：批评就是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最缺的是文本批评”。⑦这的确是90年代文学批评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与此同时，90年代的批评界也存在批评理论的“西化”倾向。“看看如下名单的运行：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阐释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话语。只是一份多重的周边签证。它暗含着‘此地是他乡’、‘生活在别处’这样诗意的循环法则。”⑧这是一位作家对理论界“西化”的形象描绘。诸多西方理论固然激活了我们“在‘他者’参照下的‘自我意识’，而且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和构成因素”。⑨在实践层面，一些批评家运用西方理论进入中国文学创作的批评也被另一些批评家称之为“贴标签”。“‘贴标签’是理论对文学作品的‘强权’”，⑩它导致“——‘后’话语始终与中国的文学创作实际错位，这一顶顶悬挂在文学上空的前所未有、灿烂无比的‘后’帽子，很难在文学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脑袋，成为一种没有对象的漂浮话语”。[11]这里当然有批评家因“代际差异”而导致的对西方理论认识的差异，甚至有一种民族的情感搀杂其中，但他们或多或少地指陈出这种批评的缺失。更有作家愤怒地指责其为“媚洋的文学批评”，是“贴洋标签”。[12]的确，90年代的批评界颇流行这种方法。它不需要花大力气去细读文本，只需要指认。尔后，就是洋理论的阐释。当然，不带洋理论的创作，即便你再热，漏掉你不只是策略问题，根本是没法评说你。那么，以此观之，二月河作品的如此遭遇是他自己造成的，只有独自承担责任了。谁让你的作品生不逢时，谁让你“土”得不会用洋理论，哪怕是沾点“洋”腥味也行。
　　如果我们稍微拓展我们的视野，扫描90年代其他作家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如凌力、唐明浩、杨书案等，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作品的命运与二月河大致相似，但是也略有差异。其差异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之初，或多或少还引起一些关注，但关注度也很微弱，并且很快就淡出评论家的视野。就最终结果而论，他们和二月河也没太大差异。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历史小说在90年代普遍被“遗忘”的命运。如若探研历史题材小说在90年代共同遭遇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无法“贴标签”，既然无法做，那么就干脆不做或少做，历史小说只好自叹“红颜薄命”了。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一文中，论及批评时曾说：“我们必须回到建立一个文学理论，一个原则体系和一个价值理论的任务上来，它必须利用对具体的艺术作品所作的批评，并不断求助于文学史的支持[13]”。这能否给正在建构我们自己理论的人们以启示？获取“他者”的参照是必要的，但也应注重我们自己具体艺术作品的批评。这不只是关心当代作家创作的问题，更是文学理论本身建构的目的所需。
　　如上所述，二月河的历史题材创作尽管在历史真实和审美品格上有一些较为显著的特点，但也有一些不足。由于二月河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帝王系列”的历史真实性得到了足够的保证。历史题材创作，历史真实是必须固守的，但如何超越历史事件，升腾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准确地把握历史文化形态和历史精神，全力以赴地写出特定历史文化和历史精神制约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14]唯此，才能使历史丰润、灵动起来，才能避免历史题材沦入历史学的范畴。公允而言，在《康熙大帝》中，二月河这方面还有点欠缺，到《雍正皇帝》才出现这方面的特点，尤其第三卷《恨水东逝》显得较为鲜明。对雍正晚年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透视和把握显示出一定的历史、文化和人性力度，而到《乾隆皇帝》似乎又有点远去的感觉。如果比较凌力与二月河的历史题材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凌力没用编年史的方式去展现清王朝最初一百多年历史变革的全过程，而是抓住百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以此为中心，全力去写处于历史旋涡中的人，人物的命运和人的性格。在对人物命运的描绘中让读者去领悟历史的真谛和精神。如《晨钟暮鼓——少年康熙》，尽管只写康熙智擒鳌拜、勤政爱民、敬天法祖、开始独立的皇帝生活，但主要集中在康熙集团与鳌拜集团的文化选择冲突上，在冲突的描绘中，凌力“充分展示了明清鼎革之际的文化氛围和各种文化心理冲突，使作品显示出深刻的文化底蕴，把社会、历史进化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写得更深刻，不仅使读者体验到历史感，触摸到历史精神，而且也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15]在艺术上，13卷本的“帝王系列”给人以缺少艺术变化和更新的感觉，艺术表现似乎是在一个平面上滑行。而这是艺术创作的禁忌。这一切是否削弱了评论家批评的冲动？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全球化/本土化的问题在文艺理论、文学创作方面也日益凸显，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理论话题。如何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取对话权，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认为二月河的历史题材创作是立足本土化立场的创作，是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创作，值得进一步关注、研究。这不仅仅是为二月河和二月河的作品遭遇鸣不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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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②张书恒《论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小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③白万献、张书恒《二月河创作座谈会记述》，《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
　　④《卧龙论坛》，1994年，第4期。
　　⑤⑨⑩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30、27、页。
　　⑥谢冕《批评的退化》，《北京文学》，1997年第5期。
　　⑦金元浦《闲话批评》，《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7 日。
　　⑧孙甘露《虚构》，《在天花板上跳舞》，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11]石月《“后”的泛滥与贫困》，《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12]从维熙《漫话“剃头挑子——关于新潮文学批评与刘心武、冯骥才的对话》，《随笔》，1995年第5期。
　　[13]R·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微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14][15]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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