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虚拟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
作者：丁晓原
问题不在于报告文学要不要大众化，而在于如何大众化。如果说大众化只是通过展览“打工妹”生活、“包二奶”现象之类，以迎合大众口味，满足读者感性阅读的快乐，那么这类写作，与其说名不副实地举着报告文学的招牌，还不如径直地称名为泛化的纪实文学更贴切。(更换主编后的《报告文学》，同时也可更名为《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大众化，应体现为反映与大众生存发展攸关并为大众关注的社会生活题材，同时作家还应通过自己对题材(人物，事件，现象)的思考与表达，给读者以思想的资源。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大众的写作方式，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看，优秀的报告文学无不具有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思考现实等重要的文体品格。报告文学不只是展示感性的材料，它还应该为读者提供思想的元素。如《中国农民调查》叙写的是中国最大众化的题材，农民、农村、农业是关系到中国七八亿人口生存的第一大事。作者的写作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他们不只是在为农民诉苦，而且更是站在一个高度上较为深刻地思考着中国农村的问题。由这一文例可见，报告文学的“大众化”应是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作家，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人文精神，对人民大众实际生存状态进行报告，而不是在“大众化”的幌子下，使报告文学变为一种低俗化的写作模式。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实际上报告文学并不是没有自持的可能。近来广获好评的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的存在，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视觉文化取得某种文化霸权地位的时代，电视新闻的吸引力相当的强大，但它的劣势也是很明显的。一般来说，它的缺少深度的平面化的制作，为受众提供的是一种“快餐”文化。一时可能影响力很大，但由于常常缺少思考挖掘的空间，所以往往历时未能持久。文字媒介，特别是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建构的蕴藉丰富的形象世界，会给读者带来持久深刻的影响力，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可供从容咀嚼回味、想像内化的空间。当然文学的这种优越性不会自动生成，它有赖于作家优异的文学能力。就报告文学而言，面对图像媒体的竞争，它应注意在选择、叙说和语言诸方面凸现自身的优势。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决定了“选择真实”对于这一文体写作的基础性意义。选择的意义既见于报告对象的物色上，更体现在对所选对象作“二度选择”。因为如上所说当下报告文学的题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作者必须根据对象的实际选择其中有利于用报告文学方式报道的部分。对报告文学的叙说我们强调它的立体和深度。立体和深度，一般来说这是图像媒体和其他的纪实文学所短缺的，报告文学正可在这些方面造就自己的优势。2003年的“非典”各类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但为什么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还别有阅读吸引力和独特价值?杨黎光的作品由题目告示，作家是用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结撰全篇的。这种构造不仅使作品得以传输立体化的信息，而且立体化的叙事强化了作品意蕴的张力，使读者能在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认识“非典”这样的瘟疫。何建明的作品致力于具有“收藏价值”的历史性现场的存活和凸现，大量珍贵的细节为这种存活和凸现提供了保障。细节是立体化了的，并且内含了感动人心的冲击力。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深度是思考或者说思想的深度。读过《矿难如麻》的读者，一定会为长江从作品中传达出的沉重的叩问之声而警醒；读了卢跃刚的《东方马车》，我也为作者拨开表层事象，从中国文化的某种规定性中看取、透视、把握对象的洞察力和穿透力而深感满足。
语言之于文学，不仅是表达工具，而且也是表达本身，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前提。现在有不少报告文学粗制滥造，表现在语言运用方面就是随心所欲，芜杂冗长，单调沉闷，缺少滋味。报告文学的语言，在我看来，它应具有新闻的客观，小说的形象，散文的笔调以及政论的力度等。语言对读者、对作者而言，是一种感觉，大约很难作标准化的处理。在现在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中，我是比较喜欢赵瑜的语言方式的。他的语言有一种吸引人的磁性。
报告文学现实的问题中，作者队伍的存在状况也是值得重视的。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我在跟踪这一文体的创作时，一方面为何建明、赵瑜、杨黎光、卢跃刚、邢军纪、长江等一批跨越世纪依然保持着写作活力的报告文学作家而高兴，他们的创作支撑了报告文学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又为他们较长时间“垄断”着报告文学创作的高端，后续的青年作者很少能走到报告文学的前台而担忧。报告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创作队伍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那时老中青三代报告文学作家星光灿烂。现在的景况对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成长并不有利。文学的私人化写作思潮与作为社会写作的报告文学是格格不入的，而私人化写作在年轻一代作者中已产生了深入的影响。报告文学写作的经济成本较高。深入的采访是写好报告文学的前提，而采访需要时间精力和经济的投入，特别是揭露问题的采访，一般是不会有人给作者买单的。这是青年作者必须面对的实际。有时是一种无奈，他们只能选择放弃。此外，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体，危险来自于作家的良知和作品的真实。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使命意识，是不可能有为于报告文学创作的。而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使命意识，在现在的青年作者中是相对欠缺一些的。这些大约就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不能迅速后来居上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①② 《文汇报》2004年1月18日。
③参见吴调公主编《文学学》第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⑤李炳银、周百义语见《<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要辞职》，《京华时报》200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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